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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殉葬动物的习俗而言，在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的春秋晚期墓葬中，以动物殉葬之风盛行，其中一墓有羊头骨42具，马头骨3具，牛头骨4具，牛蹄骨若干。(39)凉城毛庆沟墓地的79座约当战国时期的墓中，有殉牲的墓占半数以上。殉牲种类有山羊、牛、马、狗；单以羊殉葬的多为女性，单以马殉葬的多为男性。(40)准格尔旗西沟畔约当战国末至西汉初的墓葬中，殉有马、羊、及狗骨。北部玉隆太的战国墓中，有马、羊骨殉葬的习俗。(41)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呼鲁斯太战国早期墓葬，有一座墓共用了27具马头骨殉葬。(42)陕北神木纳林高兔的战国时期墓葬，也有随葬马、牛、羊头骨的习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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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墓葬中随葬动物遗骸的种属或有不同，但大致不外是马、牛、羊、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骨，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44)在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称为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墓主的随葬陶器非常少，通常只有一两件。随葬青铜器以随身佩带的装饰品为主，如耳坠、腰带饰、铜扣、动物牌饰等。另外，武器与马具也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武器包括短剑、刀、镞，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鏕、节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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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墓葬外，其他遗址非常罕见。毛庆沟出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墓地附近曾发现遗址。遗址中有建筑遗迹1处，灰坑6个以及窑址3处。建筑遗迹为红胶泥夯筑而成的硬土面，硬土面上发现有许多被锯过的鹿科骨料及半成品，没有灶、陶器等生活设施及用品。与建筑遗迹相邻并在同一层位的灰坑中，也发现锯过的动物骨料。在遗址高处发现窑址的地方有连接各窑的道路面，但没有发现居址遗迹。(45)因此这个遗址，应是一个制作陶器及骨器的场所，而非被人们长期居住的居址。毫无疑问，留下这些墓葬及其他遗迹的人群，必然具有某种形式的居住物以及居留期间的种种活动。但显然这种居住形式，与人们居留期间的活动，在考古学发掘中不容易被发现。这很可能是因为制作这种“住屋”的材料是可携带及可转移的，或容易腐蚀消失的，而人们居留期间的主要生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改变非常轻微，而且是可迅速恢复的。这些都证明，当时的人已处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并经常移动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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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盘踞晋陕之北的人群，至少有部分是被诸夏称为赤狄、白狄的人群。他们曾经往东南入侵，盘踞在山西、河北太行山一带，并进入河南，后来为晋所灭。(46)因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春秋时期的墓葬便被认为是狄人的遗存。至于清水河至凉城一带的游牧人群以及鄂尔多斯东部的人群，部分可能是史书上记载的晋北的林胡、楼烦之戎。晋向北拓土后，与这些人群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进入战国后，赵继承晋之北土。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向他献马。榆中，即陕北及鄂尔多斯东北准格尔旗一带。公元前297年，武灵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47)。西河指黄河东岸的晋北之地。因此学者们多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游牧人群遗存，主要是林胡的遗存；晋北至蛮汗山凉城附近的遗存，则为楼烦之物。(48)赵武灵王之父时，即傍阴山筑长城，与楼烦、林胡为界。秦惠王曾拔义渠25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灭义渠戎，开陇西、北地、上郡诸郡。(49)昭襄王时所筑长城沿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固原、陇西一线。因此，这时所谓的混合经济人群早已被圈入长城之内，而长城外陕北及鄂尔多斯地区人群大都投入了专门化的游牧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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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建立，与长城外的全面游牧化互为因果。这个过程可能是：当北方“戎狄”难以生存于其原领域，或其原有领域被华夏北方诸国占领时，他们有些往内地流窜，后来被诸夏之国消灭或同化，另一部分则进入农业资源匮乏的鄂尔多斯及其他地区。在因战争的流离迁移中，他们能够移动的财产主要是牲畜，因此他们可能常被迫在一段时间内依赖动物的乳、肉，以及偶尔对其他定居或半定居人群掠夺为生。这些被掠夺的人群，原来就生活在农业的边缘地带，一点点经济生业上的波动，对他们而言即可能是致命打击。因此，当农业获利不多，而定居所冒风险过大时，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投入南方能保护农业的华夏中，或放弃农业加入游牧劫掠人群之中。对南方的华夏而言，人口增长带来对土地新的需求，使得他们也向北方争夺边缘农业地带，将之纳入本身的资源区加以保护。然而值得保护的，应是农业资源可以预期而所付出的代价尚可忍受的地区。由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此时已出现捉摸不定的游牧人群，因此即使某些地区或仍然有农业聚落，或其农业资源能支持华夏移民，但要保护这里的定居聚落已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长城的建立，可以说是北方华夏诸国在扩张资源的需求与保护资源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二者间的折中选择。长城代表这时华夏愿意积极保护的资源领域在北方的极限。华夏形成与长城建立之后，长城外游牧世界也相应形成。由于游牧是一种无法自足的经济生态，因而从此游牧与农业人群沿着长城展开绵延2000余年的资源竞争与维护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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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蕴宗：《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第18、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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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第13—14页；崔璇、斯琴：《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5，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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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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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中强、马耀圻、吉发习：《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第487—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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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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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上波夫：《アジアの民族と文化の形成》，东京：平凡社，1985，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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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复查》，《考古》1966年第3期，第146页；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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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中强、马耀圻、吉发习：《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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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吉发匀、马耀析：《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1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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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崔璇：《内蒙古中南部石佛塔等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13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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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崔璇：《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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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泽蒙、胡延春、李兴盛：《内蒙古包头市西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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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幻真：《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第485—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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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善、西园、佳木莎、威俊的城墙及其他相关遗迹，都属于阿善三期晚段。崔璇与崔树华曾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2755—前2300年左右（崔璇、崔树华，1991：78）。但由于老虎山石城堡遗存经碳十四测定（树轮较正）所得的绝对年代为前2301—前20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59），因此前述阿善等石城堡的时代下限也可能接近公元前2100年。板城、大庙坡相关遗址遗物与老虎山遗存相似（崔璇、崔树华，1991：78）。马路塔未经正式发掘，文化性质不详，据称其城堡及部分采集遗物属于大口一期文化，它的年代据推测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崔璇、崔树华，19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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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崔璇、崔树华：《内蒙古中南部的原始城堡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7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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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当二里岗上层，而不晚于殷墟商文化一期。参见田广金：《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3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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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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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全集》，科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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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松乔：《中国沙漠、戈壁的形成和演变》，载赵松乔编《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5，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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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赵松乔：《中国沙漠、戈壁的形成和演变》，载赵松乔编《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5，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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