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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凌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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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群也活动在大小凌河流域，留下密集分布的聚落遗址。相同的，他们的聚落房屋外筑有石砌外墙，房屋柱洞以陶片贴底以防腐蚀，屋内居住面重复加铺。考古学家在辽宁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共发现房址8座，其中有5座较完整。5座房址依次叠压，后期房子在前期房址上垫土重修，5座房址堆积厚达2.4米。居住面大多都是先垫土，再抹草拌泥，最后再抹一层白灰面使之光滑。5座都是半地穴式，最晚的两座屋外有弧形石墙，其余屋址不见石外墙。最上层的房子（F1）出现了土坯砌墙。(12)显然，这个遗址曾在长时间中被人们反复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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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水泉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除了发现房址、窖穴灰坑外，还发现大量的工具与动物遗骨。当时人使用的石器至少有铲、刀、斧、锛及磨棒、磨盘、石臼等与农业生产制作有关的器物。(13)他们遗下的动物骨骸，有猪、狗、牛、羊、鹿与啮齿类动物等。这批兽骨经动物考古学鉴定，证明当时猪的驯养较早，夏家店下层早期的猪已是家猪。狗，至少到了中期也是驯养动物了。建平水泉所见狗骨，多为年轻的个体，无年老个体，幼年的也很少，因此学者认为当时狗是被人类食用的动物。猪与狗在本区的驯养较早、较普遍，这些都与我们在老哈河流域所见相同。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的牛，据动物考古学者称，绝大多数可能都是野生的。羊的驯养，可能始于夏家店下层的晚一阶段，或更晚一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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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与狗，在许多老哈河与大小凌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均是主要的动物遗存，显示它们是当时人类生态中最重要的动物。猪对于早期农人来说，有环境生态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猪在森林中掘食各种植物的种子、初芽的树苗、根茎，经过一段时间，林间的树丛被清除，代之以草被。因此，在多森林的北欧，猪曾为铜器时代的农人制造便于农业与畜养草食动物的环境。(15)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辽西地区，便是这样一个富于森林、沼泽的环境。利用畜养猪，一方面当时的农民可得到可靠的肉食，另一方面由于猪在林中觅食时的“清除”作用，更多的林地被开发成农地，或变成草地，人类聚落便逐渐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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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在世界各主要文明起源地，都是最早被人类驯养的动物。由中石器时代以来，狗首先与人类在一种合作狩猎的关系上进入或接近人类聚落，后来它们又被用来看管人类的财产（包括人类畜养的其他动物）。只有在极少的例子中，狗才成为人类的食物。虽然学者由动物考古学的证据，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狗可能被当作人的食物。但是，当时的农人们也畜养许多猪。猪不但要被驱离以免骚扰农地，为了在野外觅食，也需经常被驱赶往返。研究驯养动物的学者F. E.泽纳（F. E. Zeuner）曾指出，驱赶自我意志强而不易朝特定方向移动的猪并非易事，而自古以来人们经常借狗来帮忙控制猪群。(16)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许多狗骨，尤其是狗与猪骨构成当时许多人类聚落中的主要动物遗存，显示当时的人可能也曾利用狗来驱赶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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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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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类似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也往南分布到燕山长城地带。重要遗址有：北京琉璃河、昌平雪山、蔚县三关、天津围坊、唐山小官庄、大厂大坨头等。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人群相比，这里的人们很少留下大型打制石器如锄、镐等物，没有殉牲的习俗，但他们却留下许多青铜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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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大坨头曾发现两个“灰坑”，一坑有主室与侧室，另一坑有柱洞；这两个所谓的灰坑，可能都是居住遗址。坑内出土有陶制网坠、弹丸，石制的刀、斧、凿、镞，及细石器的刮削器，并出土一件青铜镞，以及马牙与鸟骨。器物与殷文化同类器物有密切关系，因此被认为年代与殷代接近。(18)居住在天津围坊，时代约当商前期或中期（约公元前1650—前1400年）的人们，遗下石锛、石刀、石斧、石矛以及大量的刮削器等细石器，还有骨锥、骨匕、骨镞、铜刀与许多陶网坠。出土兽骨的数量很多，种类有牛、猪、鹿、麃、犬、鱼等，其中牛、猪、鹿、鱼较多。(19)距以上两地不远的平谷刘家河，曾出土一商中期墓葬。出土铜礼器16件，以及小件铜饰物、玉器、金器等。其中有一金耳饰，是流行于本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饰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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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初（约公元前2100—前1500年），老哈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基本上是以农业与畜养、狩猎为主要生业，以此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晚期密集的聚落，显示在这一段时间内人口有相当的扩增。晚期聚落外的石围墙，也显示人口扩增，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因此必须建造防卫性构筑。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比起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同类遗存，在年代上都偏晚。由大厂大头坨及围坊遗址的遗存看来，这一带的人们的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渔猎与畜牧是重要生计手段。他们猎取许多林栖性的动物如鹿、麃等，显示在当地多森林、溪河的环境中，渔猎是比农业更可靠的生计手段。或者，因某些社会因素（如战争频繁），使得他们从事需要累积劳力投资且延迟收获的农业的风险太大，不如从事付出劳力便可立即得到报偿的渔猎活动；拥有可移动、可立即食用的畜产，也较拥有不能移动、不能立即食用的农作物有利。由于代表有武装侵略倾向人群的“北方青铜器文化”器物传统(21)已出现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因此，可能是战争使得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构筑石围墙，也使得较晚的燕山地区人群疏于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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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际辽西地区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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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类活动都有减少的趋势。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随后才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代，由龙山晚期延续到早商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目前知道的遗存年代都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之交，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因此，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大约即在商中期到周初这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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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下层文化间的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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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带作研究的考古学者，大多了解这一缺环的存在。(22)近年的一些考古发现，使得许多考古学者认为这个缺环已被填补。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1）克什克腾旗、林西、翁牛特旗、赤峰、扎鲁特旗等地多次发现的商周青铜器；（2）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3）魏营子类型遗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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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敖包山，曾出土三件大型青铜器，一甗二鼎，鼎中盛满棕色结晶矿砂。据研究者分析，在制作方法上，这些器物的铸造都非常原始；铜液温度低，流动性差，因而形成多处缺液及补铸；内外范的定位也与一般商器不同，而在铸缝边留下圆形疤痕。因此，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当地铸造的。类似的铜甗也发现在克什克腾旗天宝同以及赤峰县大西牛波罗。(24)商末周初的青铜器遗存，又见于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一座墓中。遗址西部有大型石砌围墙，墓被埋在石墙基址下，因而年代应早于石墙。随葬品有：穿孔砺石、直刃铜剑、铜斧、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泡以及联珠扣等各种铜饰物。由直刃铜剑与铜斧的形式，以及层位关系，学者认为这个墓葬的年代接近晚商，或不晚于西周早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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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者在西拉木伦河北岸20多公里处的林西县大井，发现古铜矿遗址。出土了矿坑、房址、冶炼遗址，以及大量与采矿有关的石器、陶器、铜器等，证明这是一处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的联合作坊。遗址中还发现有鹿、麂、野马、野牛、狐狸、麃炰、熊、野兔，以及山鸡等兽禽遗骨，家畜只发现有羊。这些野生动物的遗骨，显示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主要以狩猎来维持生活。这遗址的时代上限约在商周之际，延续到西周晚或春秋初。(26)这个古铜矿的发现以及辽西地区所出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证明当时辽西地区人群有铸造铜器的能力以及悠久的青铜冶炼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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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大多是窖藏品（不是出于墓葬之中）。(27)喀左县山湾子出土的22件殷周青铜器，出于一个窖穴中。由形制、纹饰、铭文、徽记等方面看来，学者认为这批铜器不是成套的组合，而是由各处搜集而来的“汇合体”。(28)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出于两个窖藏坑。一号坑所出都是贮酒器，埋藏年代为周初或稍早；二号坑所出的则是可用于烹饪、盛贮的成套器物，埋藏年代约为周初。(29)有些器物上铸有氏名、族徽，这许多不同的氏名、族徽，显示这些器物的来源还是多元的。海岛营子出土的近20件铜器也是出于窖藏，埋藏年代约在周初，但部分器物的制作年代可能早到商代晚期。器物形制与修补情况显示，它们仍是汇集而来的器物，而非是专为殉葬制作的成套礼器。(30)在海岛营子所出器物中，有一件“匽侯盂”。学者以此证明，在西周初年这里已是燕国的疆域。唐兰则以北洞一号坑的器铭，认为喀左一带是商代孤竹国的范围。北洞二号坑器铭中的“萁”，也被认为是商代活跃在这一带的诸侯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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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左县的殷周青铜器窖藏附近，经常发现一些陶器残片。近年来，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陶器以及其他遗存，可构成一“魏营子类型文化”。朝阳县魏营子遗址中，曾采集到大量陶片。附近清理了9座墓，随葬品包括铜盔、铜甲、銮铃、铜泡、兽面当卢、绿松石珠、金臂钏以及可能为车饰的羊头饰物。墓葬的随葬品，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所出类似，两者的墓椁结构也相同。(32)北洞沟窖藏附近曾发现一些陶器遗存，数量少而残缺。类似的陶器，整批被发现在喀左海岛营子后玟村，距离出“匽侯盂”的马厂沟只有2公里。后玟村陶器，完整的即有19件。在陶器出土地点附近，未见居址、墓葬，因此这批陶器可能也是窖藏。(33)喀左和尚沟的黑山下，考古学者曾在此发掘4座墓，此遗存被称为和尚沟A点。这些墓中的陶器，都有魏营子类型陶器的特色。陶器的火候低，器壁厚，器形不规整。随葬品还包括金臂钏、铜卣、铜壶（壶内有海贝）、铜耳环、石斧等。(34)铜卣、铜壶都是商末周初的形式；相同的金臂钏也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中期墓中。(35)学者由地域分布、年代、伴随出土物的关系等，证明魏营子类型文化遗存与前述殷周铜器窖藏实为同一人群的遗存。因此，他们认为辽西地区商末到周初的考古文化缺环已被新资料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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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忽略在魏营子类型文化时期，当地人类遗址的分布急剧减少，文化堆积较薄，前一时期那种层层相叠的房址群也消失了。我们更不能忽略，这时期的“商周青铜器”多出于窖藏，而且许多都是搜集品。显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当地发生了一些变迁，使得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由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集约化变成魏营子类型中较松散的方式。在辽河地区，尤其是大小凌河地区，发现的商周铜器窖藏及相关器铭、徽记，常被解释为周初燕国的势力已及于此，或是商末这里已有与商关系密切的方国活动。事实上，由魏营子类型遗存看来，当时这里并没有可支持此种社会结构的生产力，以及象征社会层化的构筑与墓葬。而且，这些铜器的长期使用痕迹，也显示它们在当地与在南方商周社会中，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营子墓葬中所出的铜盔、铜甲，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出土的铜武器，以及其他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饰物如臂钏、铜耳环等，都显示这时占居在辽西地区的人群与“北方青铜器文化”人群有关；他们是相当有侵略性且定居程度低的武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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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营子类型文化所显示的考古现象，对于我们解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失，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兴起还有相关的人类生态变迁，都有关键的重要性。问题也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一地区人类生态上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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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下层晚期的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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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间，整个辽西地区人类活动的减少，可能与发生在商末周初的气候干冷化有关。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提及这个发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左右的全球性气候变迁，以及它对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河湟地区）人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动物与环境考古学资料显示，辽西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干旱化的气候期。学者根据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遗存所作的研究，显示在早期湿暖期（约当公元前2100—前1500年）中，这里是山林茂密、水草丰盛之地。后来由于气候干燥，本地区成了一个干燥草原或疏林草原。这个新的环境，主要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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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被停止占用之前，普遍出现有防御性构筑的聚落；此显示不利农业的气候，使得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激烈。同样功能的构筑，也被发现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这就是在赤峰东山嘴、宁城小榆树林子，以及英金河、阴河流域所发现的成群石城。根据在英金河、阴河流域的调查，这类石城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岗上。山岗形势险峻，经常是面临深沟峭壁，背依险峻山岭。这些石城分布密集，且相聚成群。每群中都有些城址明显较他者为大。(37)另外，以夯土筑围墙的例子见于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这个聚落遗址围墙外还有壕沟。有关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许多分期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们难以证明防御性聚落只在此文化晚期出现。但是，至少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685—前1463年，公元前1735—前1517年；在这一地区，此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出现铜刀，也被认为是殷商到西周的遗存。(38)这些资料都显示，在殷末周初辽西地区人类活动减少之前，当地似乎也曾由于生存资源紧缩，而使得人们纷纷兴建防御性聚落来保护共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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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干冷化的环境变迁，最后终于造成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而在随后一段时期中，人类活动减少、分散，战争频仍，这就是“魏营子类型文化”所反映的人类社会状况。经此混乱时期之后，大约从西周中期到战国时期辽西地区人群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一方面畜养更多的动物，一方面向南方争夺较适于农牧之地。当时人活动所留下的便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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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燕国受封于燕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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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北方逐渐消失或为魏营子类型取代时，在燕山南北地区这个文化的当地类型却有持续的发展。在器物学上，燕山以南的这个文化类型被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支。但是在人类生态上，这里却与辽西地区有相当差别；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密集，而更依赖多元的自然资源，如捕鱼、打猎与畜牧等。在动物遗存上，牛、猪骨较多也是本地考古所见人类生态特色。在铜器上，这地区的人们常同时拥有殷式青铜器与属于北方青铜器的小件铜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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