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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类似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也往南分布到燕山长城地带。重要遗址有：北京琉璃河、昌平雪山、蔚县三关、天津围坊、唐山小官庄、大厂大坨头等。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人群相比，这里的人们很少留下大型打制石器如锄、镐等物，没有殉牲的习俗，但他们却留下许多青铜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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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大坨头曾发现两个“灰坑”，一坑有主室与侧室，另一坑有柱洞；这两个所谓的灰坑，可能都是居住遗址。坑内出土有陶制网坠、弹丸，石制的刀、斧、凿、镞，及细石器的刮削器，并出土一件青铜镞，以及马牙与鸟骨。器物与殷文化同类器物有密切关系，因此被认为年代与殷代接近。(18)居住在天津围坊，时代约当商前期或中期（约公元前1650—前1400年）的人们，遗下石锛、石刀、石斧、石矛以及大量的刮削器等细石器，还有骨锥、骨匕、骨镞、铜刀与许多陶网坠。出土兽骨的数量很多，种类有牛、猪、鹿、麃、犬、鱼等，其中牛、猪、鹿、鱼较多。(19)距以上两地不远的平谷刘家河，曾出土一商中期墓葬。出土铜礼器16件，以及小件铜饰物、玉器、金器等。其中有一金耳饰，是流行于本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饰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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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初（约公元前2100—前1500年），老哈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基本上是以农业与畜养、狩猎为主要生业，以此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晚期密集的聚落，显示在这一段时间内人口有相当的扩增。晚期聚落外的石围墙，也显示人口扩增，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因此必须建造防卫性构筑。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比起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同类遗存，在年代上都偏晚。由大厂大头坨及围坊遗址的遗存看来，这一带的人们的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渔猎与畜牧是重要生计手段。他们猎取许多林栖性的动物如鹿、麃等，显示在当地多森林、溪河的环境中，渔猎是比农业更可靠的生计手段。或者，因某些社会因素（如战争频繁），使得他们从事需要累积劳力投资且延迟收获的农业的风险太大，不如从事付出劳力便可立即得到报偿的渔猎活动；拥有可移动、可立即食用的畜产，也较拥有不能移动、不能立即食用的农作物有利。由于代表有武装侵略倾向人群的“北方青铜器文化”器物传统(21)已出现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因此，可能是战争使得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构筑石围墙，也使得较晚的燕山地区人群疏于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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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际辽西地区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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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类活动都有减少的趋势。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随后才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代，由龙山晚期延续到早商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目前知道的遗存年代都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之交，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因此，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大约即在商中期到周初这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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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下层文化间的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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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带作研究的考古学者，大多了解这一缺环的存在。(22)近年的一些考古发现，使得许多考古学者认为这个缺环已被填补。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1）克什克腾旗、林西、翁牛特旗、赤峰、扎鲁特旗等地多次发现的商周青铜器；（2）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3）魏营子类型遗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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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敖包山，曾出土三件大型青铜器，一甗二鼎，鼎中盛满棕色结晶矿砂。据研究者分析，在制作方法上，这些器物的铸造都非常原始；铜液温度低，流动性差，因而形成多处缺液及补铸；内外范的定位也与一般商器不同，而在铸缝边留下圆形疤痕。因此，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当地铸造的。类似的铜甗也发现在克什克腾旗天宝同以及赤峰县大西牛波罗。(24)商末周初的青铜器遗存，又见于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一座墓中。遗址西部有大型石砌围墙，墓被埋在石墙基址下，因而年代应早于石墙。随葬品有：穿孔砺石、直刃铜剑、铜斧、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泡以及联珠扣等各种铜饰物。由直刃铜剑与铜斧的形式，以及层位关系，学者认为这个墓葬的年代接近晚商，或不晚于西周早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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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者在西拉木伦河北岸20多公里处的林西县大井，发现古铜矿遗址。出土了矿坑、房址、冶炼遗址，以及大量与采矿有关的石器、陶器、铜器等，证明这是一处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的联合作坊。遗址中还发现有鹿、麂、野马、野牛、狐狸、麃炰、熊、野兔，以及山鸡等兽禽遗骨，家畜只发现有羊。这些野生动物的遗骨，显示当时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主要以狩猎来维持生活。这遗址的时代上限约在商周之际，延续到西周晚或春秋初。(26)这个古铜矿的发现以及辽西地区所出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证明当时辽西地区人群有铸造铜器的能力以及悠久的青铜冶炼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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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大多是窖藏品（不是出于墓葬之中）。(27)喀左县山湾子出土的22件殷周青铜器，出于一个窖穴中。由形制、纹饰、铭文、徽记等方面看来，学者认为这批铜器不是成套的组合，而是由各处搜集而来的“汇合体”。(28)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出于两个窖藏坑。一号坑所出都是贮酒器，埋藏年代为周初或稍早；二号坑所出的则是可用于烹饪、盛贮的成套器物，埋藏年代约为周初。(29)有些器物上铸有氏名、族徽，这许多不同的氏名、族徽，显示这些器物的来源还是多元的。海岛营子出土的近20件铜器也是出于窖藏，埋藏年代约在周初，但部分器物的制作年代可能早到商代晚期。器物形制与修补情况显示，它们仍是汇集而来的器物，而非是专为殉葬制作的成套礼器。(30)在海岛营子所出器物中，有一件“匽侯盂”。学者以此证明，在西周初年这里已是燕国的疆域。唐兰则以北洞一号坑的器铭，认为喀左一带是商代孤竹国的范围。北洞二号坑器铭中的“萁”，也被认为是商代活跃在这一带的诸侯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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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左县的殷周青铜器窖藏附近，经常发现一些陶器残片。近年来，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陶器以及其他遗存，可构成一“魏营子类型文化”。朝阳县魏营子遗址中，曾采集到大量陶片。附近清理了9座墓，随葬品包括铜盔、铜甲、銮铃、铜泡、兽面当卢、绿松石珠、金臂钏以及可能为车饰的羊头饰物。墓葬的随葬品，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所出类似，两者的墓椁结构也相同。(32)北洞沟窖藏附近曾发现一些陶器遗存，数量少而残缺。类似的陶器，整批被发现在喀左海岛营子后玟村，距离出“匽侯盂”的马厂沟只有2公里。后玟村陶器，完整的即有19件。在陶器出土地点附近，未见居址、墓葬，因此这批陶器可能也是窖藏。(33)喀左和尚沟的黑山下，考古学者曾在此发掘4座墓，此遗存被称为和尚沟A点。这些墓中的陶器，都有魏营子类型陶器的特色。陶器的火候低，器壁厚，器形不规整。随葬品还包括金臂钏、铜卣、铜壶（壶内有海贝）、铜耳环、石斧等。(34)铜卣、铜壶都是商末周初的形式；相同的金臂钏也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中期墓中。(35)学者由地域分布、年代、伴随出土物的关系等，证明魏营子类型文化遗存与前述殷周铜器窖藏实为同一人群的遗存。因此，他们认为辽西地区商末到周初的考古文化缺环已被新资料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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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忽略在魏营子类型文化时期，当地人类遗址的分布急剧减少，文化堆积较薄，前一时期那种层层相叠的房址群也消失了。我们更不能忽略，这时期的“商周青铜器”多出于窖藏，而且许多都是搜集品。显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当地发生了一些变迁，使得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由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集约化变成魏营子类型中较松散的方式。在辽河地区，尤其是大小凌河地区，发现的商周铜器窖藏及相关器铭、徽记，常被解释为周初燕国的势力已及于此，或是商末这里已有与商关系密切的方国活动。事实上，由魏营子类型遗存看来，当时这里并没有可支持此种社会结构的生产力，以及象征社会层化的构筑与墓葬。而且，这些铜器的长期使用痕迹，也显示它们在当地与在南方商周社会中，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营子墓葬中所出的铜盔、铜甲，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出土的铜武器，以及其他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饰物如臂钏、铜耳环等，都显示这时占居在辽西地区的人群与“北方青铜器文化”人群有关；他们是相当有侵略性且定居程度低的武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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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营子类型文化所显示的考古现象，对于我们解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失，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兴起还有相关的人类生态变迁，都有关键的重要性。问题也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一地区人类生态上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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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下层晚期的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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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间，整个辽西地区人类活动的减少，可能与发生在商末周初的气候干冷化有关。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提及这个发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左右的全球性气候变迁，以及它对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河湟地区）人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动物与环境考古学资料显示，辽西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干旱化的气候期。学者根据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遗存所作的研究，显示在早期湿暖期（约当公元前2100—前1500年）中，这里是山林茂密、水草丰盛之地。后来由于气候干燥，本地区成了一个干燥草原或疏林草原。这个新的环境，主要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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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被停止占用之前，普遍出现有防御性构筑的聚落；此显示不利农业的气候，使得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激烈。同样功能的构筑，也被发现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这就是在赤峰东山嘴、宁城小榆树林子，以及英金河、阴河流域所发现的成群石城。根据在英金河、阴河流域的调查，这类石城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岗上。山岗形势险峻，经常是面临深沟峭壁，背依险峻山岭。这些石城分布密集，且相聚成群。每群中都有些城址明显较他者为大。(37)另外，以夯土筑围墙的例子见于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这个聚落遗址围墙外还有壕沟。有关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许多分期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们难以证明防御性聚落只在此文化晚期出现。但是，至少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685—前1463年，公元前1735—前1517年；在这一地区，此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出现铜刀，也被认为是殷商到西周的遗存。(38)这些资料都显示，在殷末周初辽西地区人类活动减少之前，当地似乎也曾由于生存资源紧缩，而使得人们纷纷兴建防御性聚落来保护共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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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干冷化的环境变迁，最后终于造成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而在随后一段时期中，人类活动减少、分散，战争频仍，这就是“魏营子类型文化”所反映的人类社会状况。经此混乱时期之后，大约从西周中期到战国时期辽西地区人群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一方面畜养更多的动物，一方面向南方争夺较适于农牧之地。当时人活动所留下的便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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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燕国受封于燕山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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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北方逐渐消失或为魏营子类型取代时，在燕山南北地区这个文化的当地类型却有持续的发展。在器物学上，燕山以南的这个文化类型被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支。但是在人类生态上，这里却与辽西地区有相当差别；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密集，而更依赖多元的自然资源，如捕鱼、打猎与畜牧等。在动物遗存上，牛、猪骨较多也是本地考古所见人类生态特色。在铜器上，这地区的人们常同时拥有殷式青铜器与属于北方青铜器的小件铜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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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典籍记载中，西周初燕山南麓曾发生一件大事：周武王封召公于平津一带，在此建立政治据点。考古遗存中，此时燕山南麓出现许多中大型周人墓葬，反映此史实。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太保罍盖铭文，记录当时周王授民六族给燕侯，一同前去收受土地人民。这六族中，据学者考证，有殷遗民，也有西方与北方的方国如羌方、马方等部族。(39)在平津一带的西周贵族墓中，随葬品常混合商周式与北方青铜文化器物，也间接印证此一史实。至于一般平民的聚落，在燕国势力范围内，至少有部分人群仍然是渔猎、畜牧与农业并重。不同于辽西地区以猪、狗为主的畜养业，这里的人们经常利用的动物以猪、牛为主。在中国古文献中，有商人的祖先“丧牛于易”的记载。(40)有易，或易水，一般认为就在河北偏北的地方。因此考古与文献资料都显示，牧牛业在河北北部人群的生计中有长远而重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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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资料看来，周人封燕后，并没有立即出现分隔燕山地区与辽西地区的鲜明文化边界。在考古遗存上，商周式器物（包括燕国器物）出现在辽西地区，而北方青铜器也经常出现在燕国贵族墓中。在文献中，封燕之后，召公之下九世燕主之名都失载了，有关西周时期燕人活动的记载也很少。这或者也显示，当时燕国与辽河流域人群的往来较密切；这种违反后世华夷之分的人群往来，容易被后来的华夏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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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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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之际，辽西地区人群所面临的新环境是，一方面气候的干冷化使农业凋败，另一方面，燕山南部地区出现新的政治组织与统治人群——以西周政权为后盾的燕国。在此情况下，一个明显的人类生态调适表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见图七），北面越过西拉木伦河，东界在努鲁儿虎山东麓，西南达燕山以南，中心区就在老哈河一带，时代约当西周到春秋或战国。到了春秋末战国初，这里的文化遗存又有些变化。以下我们依然分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山南北三个区域，来说明当时的人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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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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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不早于西周中期，而且，能被断代为西周中期的遗址很罕见。内蒙古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遗址即为其一；该遗址地处老哈河西北18公里的沙漠中，在此发现有短剑2把，刀2把，陶器8件，以及联珠形饰及铜泡若干。(41)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葬，考古学者在此发掘墓葬54座。墓葬中随葬品大都是随身佩带的铜泡、铜牌、石珠，以及铜制武器如铜刀、铜镞、骨镞等，女性则随葬纺轮。此外还随葬狗、牛、马头及马蹄。随葬陶器很少，大多数墓主只在头侧放置1件。(42)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显示其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较晚阶段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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