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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夏家店上层文化重要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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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层文化中，发现有灰坑20个，居址5座，墓葬11座。这些居址坐落在临河的小山岗上，并筑有石砌台阶，可见当时聚落是建在相当陡峭的山坡上。这种聚落地点选择，着重防卫功能的考虑是相当明显的。在这儿发现的文化遗存，陶质粗，火候低，纹饰少，制作粗糙。石器有石斧、半圆形双孔石刀、杵、臼，及石锤、石坠等。遗址中发现有许多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狗、猪、羊、牛科、马科、鸟纲等，其中以狗、猪为最多。墓葬中的随葬品以随身饰物为主，包括铜扣、联珠形及双尾形铜饰、骨珠等，另外还有铜锥、铜刀、铜镞、骨针、纺轮等工具。(43)由生产工具及动物遗存看来，这应是农牧混合经济人群的遗存。赤峰蜘蛛山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发现有居住遗址2座，窖穴13座。陶器质粗，火候低。石器有刀、斧、锤斧等，及一件细石器。骨器有镞、锥、匕、珠饰、牌饰等。动物骨骼有猪、狗、羊、牛、马、鹿，其中以猪、狗骨较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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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红山后墓地及居址为早期日本学者所发掘。由于田野发掘误失，夏家店下层与上层两种遗存没有被分辨出来，而被统称为“赤峰第二期文化”。此地所出的石棺葬，学者认为当属夏家店文化较晚的阶段，约在西周末到春秋初。(45)这些墓葬中所出的兽骨有犬骨8具，羊骨5具，牛骨3具，鹿骨2具，以及猪骨1例。并且，似乎是仪式性的以犬与羊，犬与牛，或犬与猪为组合殉葬。(46)由这样的动物殉葬组合来看，在此社会中狗可能不同于猪、牛、羊等动物，后者为人类提供肉食，而狗却被用来帮助人们驱牧猪、牛、羊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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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的宁城南山根，学者也曾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留下的灰坑与墓葬。他们所使用的陶器，质地粗，陶土似未经淘洗，火候不高。石器中有大型石器与细石器；包括半月形双孔石刀与刮削器。骨器37件，有骨镞、骨铲等。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猪、狗、牛、羊、鹿、马、兔、狐、鸟类。其中以猪与狗的个体较多。猪皆为幼年与成年，无老年猪。墓葬中，随葬物以装饰品为多。女性随葬纺轮、骨针及装饰品，男性仅随葬耳饰、串珠。一件随葬铜环上有骑马追兔立雕，显示当时马已被用为坐骑。墓葬的年代，据推测相当于春秋时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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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点曾发掘出一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椁墓。与其他夏家店上层墓葬不同的是，此墓的随葬品相当丰厚。青铜器总数达500多件，其中数量最大的为兵器，包括刀、剑、戈、矛、斧、簇，及盾与盔等护具，并出有马衔。青铜容器有簠、簋、鼎、鬲、瓿、杯、豆等。除了典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外，也有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物。这里的遗存与附近的青铜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区青铜器文化，有紧密的关系。由本地器物与中原同类器物的比较，学者认为此约当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遗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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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与下层遗存的主要差别在于：（1）上层文化的制陶工艺远不及后者，器形、纹饰及质地有明显区别；（2）上层文化的石质工具中，主要是敲砸器与半月形石刀，缺乏下层文化中常见的锄、铲类的松土工具；（3）以动物遗存而言，上层文化所出兽骨较下层时期为多，且出现了马骨，其他动物骨骼与下层类似。(49)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层文化的聚落远不如下层时期分布密集。居址的墙、居住面与柱洞的修筑方式，不如下层时期精致，也不见下层时期那样长期反复占居的情形。墓葬中，无论男女都盛行以小件的随身装饰品随葬（或是衣物上带有许多装饰品）。男性常以战争器械，如剑、刀、盔、镞等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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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显示，在西周春秋时期，老哈河流域人群以农为主的混合经济生活有衰退的趋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初时期，也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那种长期定居、累积投入劳力于土地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流行。在上层文化中，农业变得较为粗放，松土工具消失，表示在农业上所支出的人力减少。相对的，当时的人比较不定居，同时，移动力佳的畜产与便于随身携带的装饰品较多。在农业上省下的人力，除了从事牧业之外，由随葬武器看来，也用在防卫或掠夺性的战争上。这一切的变化，应与马卓越的负载力与移动力被开发利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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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后，这里的考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的很少。赤峰蜘蛛山遗址，在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之上，有战国至汉初文化堆积。(50)由出土的1000多枚铁铤看来，这是一个有军事性质的遗址。大量的瓦类残片及体积相当大的陶器残片，显示这里原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及相当定居的占居者。出土遗物与中原区的同类器几乎完全一致。这些遗存，以及英金河、阴河沿岸为数不少的规整夯土城障(51)，都印证着文献中记载的战国晚期燕国势力发展到老哈河流域，以及燕、秦长城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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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凌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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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本区西周早、中期的遗存发现甚少，大多为春秋至战国时的遗存。这些遗存通常都被视为夏家店上层遗存。(52)但是，事实上我们可将之分为前期（西周中到春秋）与后期（春秋末至战国）两种遗存；两者在时代及人类生态上的差别不能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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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的前期夏家店上层遗存中，出土有房址、窖穴灰坑、墓葬。房子为圆形，墙为夯土或石质，居住面有硬土或红烧土。有的窖穴内藏有碳化的稷、粟。墓葬中，有些死者随葬数量相当多的兵器，如銎柄曲刃剑、铜刀、铜斧、铜镞，以及装饰品如铜泡、联珠形铜饰等。另有些墓葬，事实上是利用废弃灰坑埋入多具尸体的乱葬坑。石质工具有半月形石刀、斧、锤斧、杵、臼、磨盘、磨棒，并有各种的细石器。(53)在建平喀拉沁河东、孤山子、榆树林子，也都发现随葬曲刃短茎式青铜剑及其他兵器的墓葬，时代约在西周中到春秋晚之间。(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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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凌河流域的后期夏家店上层遗存的特色是，几乎只发现有墓葬，罕见居址与窖穴。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第一号青铜短剑墓，是一座男女合葬的石椁墓。出土有兵器、马具、装饰品等。男性随葬铜剑、铜斧、铜镞等兵器，女性随葬砺石、铜鱼钩及石网坠等物。报告中估计其年代，约当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55)与之相似、时代相当的石椁墓，也被发现在朝阳小波赤。同样的，墓葬中的随葬品以兵器为主，有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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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喀左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和尚沟遗址，也曾发现随葬青铜兵器（以曲刃短剑为主）的墓，有些墓中还随葬有牛、羊等的兽骨。这些墓葬的年代，据估计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喀左南洞沟也发现有青铜曲刃短剑的石椁墓，时代约当春秋晚期战国初期。(57)类似的战国曲刃青铜短剑墓群，也出于辽宁的锦西乌金塘、喀左老爷庙、凌源三官甸等地。凌源三官甸墓葬中，还有环首刀，蛙形节约、虎形节约、马衔、马鏕及动物形铜饰等；时代据估计是在战国中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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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小凌河地区，由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以曲刃剑为特征的考古遗存，而且这些遗存都多少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些关联。但是，在前期（西周至春秋中）的建平水泉遗址，还有农业痕迹与居址，猪仍被人们畜养。到了后期（春秋战国之交至战国时期），见于报告的几乎只有墓葬，罕见居址。墓葬中，猪骨被牛、羊骨与马牙取代，随葬陶器之传统没落了，随身饰物成为人们新的偏好。墓葬遗存中常见武器与护具，显示其墓主所处社会的强烈武装化倾向。这些考古遗存上的转变，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交，这里的人类社会曾经历剧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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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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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西周遗存，最主要的是北平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及墓地遗址。(59)北京昌平白浮地区，曾出土西周时期的墓葬。天津附近的大厂大坨头，也曾出土西周晚期遗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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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昌平白浮发掘的3座西周早期木椁墓，随葬有丰富的中原及北方特色的器物。铜器主要有兵器、工具、礼器与车马饰。另有陶器、石器、玉器与卜甲、卜骨等。墓室结构、葬式、腰坑殉狗及大部分随葬品都与中原西周墓相似。这里的青铜短剑，是内蒙古、辽宁、河北北部一带常见的北方文化器物。钉满铜泡的靴子，曾出土于沈阳郑家洼子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铃形器，在内蒙古、山西一带发现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座墓出土了整套战争工具（包括护具、武器与车马具），墓主一为中年男性，一为中年女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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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中原或北方特色的贵族墓葬外，一般民众的墓葬出土于天津蓟县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在这一遗址发现灶址1座、人类骨骸2具。出土工具有陶网坠、石斧、石矛，细石器有镞与大量的刮削器。出土兽骨有牛、猪、鹿、麃等，其中以牛、猪骨的数量较多。留下这些遗存的人们，大约生活在商、周之交到东周初期。(62)这些遗存显示，商代早中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本地区偏重渔猎、畜牧的混合经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但是随后，约当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期，本区的北方与西北方出现较大的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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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军都山附近的玉皇庙、西梁垙、葫芦沟等地，出土总数约500余座所谓的“山戎墓”。这些墓葬中部分有殉牲；狗最普遍，其次是羊，再其次是牛，最少的是马。妇女殉马比较罕见，儿童则多殉狗。殉牲数目多寡与种类，似乎与死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下有关。除少数儿童外，死者几乎都佩戴一对耳环，颈下佩戴动物形牌饰，胸前佩戴各种质料的项链。男性死者腰间佩戴武器，如青铜短剑、铜削刀等，铜锛、铜斧、铜凿则放在他们的骨盆至足部间，铜镞及骨镞则置于膝部以下。随葬的陶器，大多制作粗，火候低。少数墓有青铜容器，这些容器大多来自燕或中原地区。墓地的年代，上限约在西周、东周之交或春秋初期，下限到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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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随葬兵器、随身装饰品及草食类动物骨骸的墓葬，也见于河北宣化县小白阳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春秋到战国早期墓葬，随葬品有陶器、兵器、随身装饰品与生产工具。陶器质粗，火候不高。兵器有青铜短剑、刀、锛、斧与铜镞、骨镞等。装饰品有铜泡、铜耳环、铜珠项饰，以及各种人面饰、连珠饰、管形饰及动物形牌饰等。48座墓中有9座，发现了牛、马等牲畜的头骨与腿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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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墓葬也见于河北怀来县北辛堡与滦平县炮台山。北辛堡的墓葬，基本上分三层，葬具在圹底，其上是殉葬的马匹与车马器，最上是殉葬牲畜。第一号墓，墓中有殉牲与殉人，以及大量的车马器、车架、兵器、铜礼器，以及随身装饰物。墓主颈部有石珠串饰，腰间有铜剑、铜环首刀、砺石等。殉牲的种类有马、牛、羊各十余头，另外在殉人旁有狗头。在车架下埋有杀殉的马，以马头与四肢为代表，现存9匹（原有10—12匹）。第二号墓，圹东角的殉牲有3头牛、3匹马、2只羊，狗、猪各1头。圹东北另有马、牛的头、肢骨与兵器等遗存。这两墓的年代都约当战国时期。(65)滦平炮台山的墓葬也有殉牲习俗，殉牲种类有狗、牛、马，其中以狗最多。其他随葬品以兵器、车马器、随身装饰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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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各遗址的考古现象看来，平津西北的燕山山地一带，由西周末或春秋初开始，出现了一些人群。他们的男人大多有武装倾向（随葬武器），一种直刃短剑经常就置于死者手边，可代表他们最常用的武器。在殉牲中，大型动物有牛、马，小型动物有狗、羊，而殉狗的数量又明显高于羊。猪在他们的经济生态上消失或并不重要。而且，只见墓葬，而几乎没有发现有类似房屋的居址遗存。在墓葬中，也不见任何与农业有关的遗物。随葬陶器少且制作粗糙。这都显示，在春秋晚到战国时期，这里的人群曾经历与大小凌河地区人群类似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得他们放弃许多不利于“移动”的文化因素（如养猪、长期居住的房屋、精致的制陶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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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这些有青铜短剑及殉牲的墓葬，在北京怀柔城发现一批东周至汉代的墓葬。这里的墓中没有直刃短剑，没有殉牲，随身装饰品少，陶器多。而且附近有与墓地关系密切的居住遗址。墓葬形式与出土遗物，与河南洛阳、郑州，陕西关中一带遗存一脉相承。(66)与前述燕山以北有青铜短剑的墓葬遗存相比较，可以说一个鲜明的文化与人类生态“边界”已沿燕山地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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