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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与人类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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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资料看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魏营子类型文化之后（西周中期之后），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群为了适应环境变迁，在经济生态上做了相当的调整。老哈河地区，在西周春秋时期，当地人群的农业衰退，不再长期定居。在农业上释出的人力，被用在畜牧与掠夺上。他们畜养的动物以猪、狗为主，羊与牛也很重要，马在此时成了驯养动物，并被用为坐骑。在大小凌河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对环境有类似的调适。虽然当地人群仍种粟、稷，但对动物的依赖增加，而且，驯养动物的种类也有变化。喀左和尚沟墓葬中的随葬兽骨显示，牛与羊在当时人类生计中成为最重要的动物。利用草食性的牛、羊，将人类不能直接消化的草资源变成有多重用途的动物性资源，这是人类在经过商周间的挫折后能够再度密集地利用此区域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燕山地带，由商周到春秋时期，当地人群在农业与畜牧之外，始终有活跃的渔猎活动。无论是牧养草食性动物或是渔猎，都与定居、农业生活有些矛盾。并且，在这种农牧渔猎之混合经济生态下，人类群体所需的资源空间扩大，造成人群内外的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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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来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农业水平较低，而且有武装化倾向。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代表人群，是由北方南下的农业较落后的民族。(67)但是，我们应注意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经常随葬许多武器与护具。这些战争工具，显示资源匮乏使得掠夺或保护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在战争频繁的年代，即使是农人，有时也倾向于以移动性高的、所得可立即食用或储存的渔猎与畜牧来养活一家人，而避免从事定居的、长期投资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活动。汉文典籍中曾记载，在汉魏间的世乱结束后，地方官曾以没收民间渔猎之具，来逼不定居的人民重归农耕。(68)这也显示，人类经常放弃农业、定居，以适应自然与人为环境的变迁。气候变迁的确可能造成人类大规模长程迁移，但是以农业落后之外来者迁入来解释夏家店上层文化农业的衰退，却可能有所不足。因为，即使是长程迁移而来的人群，我们也应考虑他们如何适应新环境，而不是坚信他们必然使用从前的生产技术。总之，无论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有多少是由北方迁来，更重要的问题应是，当地人（无论是土著或是远近移民）如何适应新环境（气候变迁与政治变迁）。如果我们将考古上一个农业较发达的文化被农业落后的文化取代，都当作是人群迁移的结果，显然是将问题简化，而忽略了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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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游牧化与华夏边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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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本地华夏与非华夏间的人类生态边界已经形成。这个变化的关键有二：一是燕山以北与辽西地区人群的全面游牧化，一是南方“华夏”的形成。这两种力量相激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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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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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是这个人类生态变化的关键年代。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辽西与燕山地区的春秋战国考古遗存，主要表现在一些青铜短剑墓上。在大小凌河地区，朝阳十二台营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沟、老爷庙，锦西乌金塘，都发现有类似的青铜短剑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马衔、马鏕，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马牙殉葬，显示在战国时使用曲刃短剑、环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掌握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态上人与马有更亲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报告中，都未见有关人类聚落居址的报道。在燕山一带也出现类似的人群；延庆军都山、宣化小白杨、怀来北辛堡与滦平炮台山，都发现他们留下的（直刃）青铜短剑墓。在墓中流行以动物殉葬；这些动物以马、牛、羊、狗为主，除了个别的例子（如北辛堡二号墓），基本上没有猪。在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质地粗糙；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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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以及相关的遗物、动物遗骨，显示了早在春秋时期开始，在所谓“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内，另一波人类生态变迁在酝酿中。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这个生态变迁明确化了。那就是，大小凌河与燕山北麓一带人群的“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人们对于草食性动物的依赖也愈来愈重。这时马的驯养、驾驭技术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马于战争，以及作为牧人的乘骑以牧养其他动物，可增加人类的机动性与工作效能，因而得以调节家庭人力的运用，这对于草原或森林草原游牧业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相对的，农业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无必要，反而此时人们需经常迁移。迁移，无论是为追寻水、草或为逃避敌人，对于武装化与畜养草食性动物的人群而言，都是一项有利且必要的社会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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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人类社会的游牧化过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狗在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类生态中都扮有重要的角色。前面我们曾推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它们曾被人们用来帮忙驱赶猪。后来，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红山后兽骨遗存所见，它们也被用来驱赶草食性动物。当时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牧养草食性动物方面，狗有相当的重要性。后来，在春秋晚到战国的青铜短剑墓时期，马的驯养与利用已相当普及，但狗在考古遗存中仍占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汉代，活动在西辽河地区的乌桓、鲜卑人死后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牵引亡魂归于“赤山”。(69)在马被用于游牧后，狗在本地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的助手。汉代辽西地区的乌桓、鲜卑，萨彦－阿尔泰地区的坚昆，贝加尔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许多后来在这些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人群，都经常在林中猎皮毛动物以出售。(70)在近代多森林的东图瓦（Tuva）地区（萨彦岭），狗也是当地人狩猎时不可缺的助手。(71)这是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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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认同的出现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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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因戎祸而亡，由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周之诸侯国间一个主要政治活动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在燕国方面，《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山戎伐燕（公元前664年），齐国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战国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到了战国晚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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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两者相激相成，终于造成华夏北方边缘的确立。这个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因戎祸而亡，对周封建国或周文化圈内各邦国贵族造成相当的刺激（见下章）。“夏”“诸夏”“华夏”这样的自称在文献中愈来愈普遍；华夏成为极力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以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燕国就在此气氛下，受到齐国的保护而得免于山戎入侵的威胁。华夏愈互保以垄断南方资源，愈逼使辽西与燕山山地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以及进一步的武装化、移动化，以向南方争夺生存资源。并且，为了对付南方华夏的团结，此时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结成较大的政治群体——东胡。北方人群愈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强；华夏的“异族意识”，进一步促成华夏巩固及扩张其北方边缘的政治军事行动。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千余里。(72)然后，建长城以御胡。这就是其残迹今日仍横绵于赤峰、建平、敖汉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长城。(73)这个变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辽西燕山地区，几乎是同步发生。燕与其他北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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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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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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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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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恭笃、高美骏、冯永谦：《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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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廷善：《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第619—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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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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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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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第8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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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18、126页；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24—225页；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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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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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恭笃：《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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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姿念恩：《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第974—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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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第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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