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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注意到某一文化与先周文化的“相似性”，而主张它们之间有关联，却又发现它们间有许多“相异性”时，有些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间类型，以化解其相异性。如尹盛平等人化解客省庄二期文化与先周文化的相异性的方法便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分出双庵类型，以代表陕西西部至甘肃东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并作为姬周文化的祖源。(32)又如张长寿等人建议以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作为辛店文化的新类型，并暗示这个新类型可能与先周文化的祖源有关；(33)似乎也是为了消弭辛店文化与先周文化间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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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我们可勾画出所谓“先周文化”，以及其与邻近考古文化间关系的草图。“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至宝鸡、长武，东至长安的泾渭流域一带。最具代表性器物为分档鬲（袋足鬲）与联档鬲（瘪档鬲）；愈早及愈靠关中西部地区，分档鬲就愈盛行，愈接近周初及愈靠近丰镐地区，则联档鬲愈盛行。(34)在与其他考古文化的关系上，靠北方的先周文化遗存中，部分带有光社文化因素。靠东方的，多商文化因素。靠西方的，则多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因素。它本身的一些特征，又可追溯到当地较早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中。(35)总而言之，无论是纵向由客省庄到先周文化，或是横向的先周与邻近地区考古文化，器物的同与异在各文化之间都不是绝对的，而呈渐进的连续变化。中间虽然有些缺环，但我们无法否认目前所见只是片面的考古学遗存。无论如何，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周时期，关中地区与甘青、陕北、山西、豫西各地区之间，多少都可以某种器物特征建立一种考古学上的联系关系，因此无论学者们认为周人起源于何地，都能找到一些考古学上的证据，而这也就是周人起源的争论无法解决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考古学基础上，更多的、更精密的考古器物与年代学资料，的确能使各相邻考古文化间的演变缺环减少。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能建立起绝对客观的、与社会人群分类吻合的考古文化分类，也不表示我们能依赖器物间的相似性来追溯一个族群的起源与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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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族源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以器物的“相似性”建构的考古文化分类体系，与古代社会人群在时空中的分布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无法建立物质文化遗存与人类族群分类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考古学者仍然任意以两考古文化间某些器物特征的“相似”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以器物的“相异”来驳斥他人的论点，那么我怀疑如此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是否能解决先周文化或周人族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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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现象与客观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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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以探索周人的族源者，常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或是否能够，由考古学人类遗存来探索一个古代社会人群的范围以及这社会人群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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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器物遗存来探讨一个社会人群的范围，其背后的假设便是：一个社会人群单位便是一个文化单位，而这个文化单位的范围（也就是社会人群的范围），可由器物形态特征的分布来辨识。这种研究取向，与20世纪前半段流行于新大陆考古学者间一种对“文化”的定义有关；即所谓对文化之“范准模式”（normative model）理解。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文化是由人群间一些共同的观念与价值（范准）构成，人类的社会行为依循着这些范准。应用在考古学上，某些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在制作陶器或石器时也是依循某些观念与价值。在这种假设下，学者努力在一群器物中找出有代表性的或标准的器物，同时忽略这些器物间的差异，(36)以此作成考古学文化分类。因此增进发掘与分类技术，建立各遗址或地区间的年代学关系，成为20世纪前半段所谓范准考古学家（normative archaeologist）的主要共同关怀。(37)尤其是在新的年代鉴定技术（放射性碳十四）成熟后，特定形态的考古器物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更经常被认为是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结果。(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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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对器物遗存与文化，以及文化与社会人群间关联的看法，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可以建立起器物分类与社会人群结群（social grouping）间的关系。(39)尤其是在历史考古学中，考古学家经常宣称能提出一些考古学证据，来支持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划分与人群迁移。(40)这种研究法受到很多的批评；反对者指出，无论是考古学或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都显示，社会政治变迁与陶器变迁之间常缺乏一致性。(41)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可见有些学者们的怀疑相当程度上是受社会人类学族群本质研究的影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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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族群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已见于本书第一章。简单地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基本上学者们大多认为“族群”是以自我认同来界定的人群单位，族群边缘并不一定与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特征相吻合。由于考古学家的考察对象是以物质文化遗存及其所反映的意义为主，因此在这种对于族群的新理解之下，考古学者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建立客观的考古文化现象与人群主观认同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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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考古学者而言，这不只是如何修正考古学田野方向以与人类学族群理论相结合的问题，也是应如何解读历史文献的问题。在本书第一章与第二章中，我曾提及人类如何在资源竞争中以划分族群边界来维护、争夺共同资源，以及，族群认同如何借“集体记忆”来凝聚，族群边界如何借“集体记忆”来划分。根据这些族群与记忆理论，在第三章中我也提出边缘研究的构想。在此，我们可以由边缘研究的观点，探讨先周历史与考古的问题。但问题的重点已非“周人的族源”，而是“华夏族群边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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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群边界的形成：渭水流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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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研究显示，人类族群的形成与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有关，(43)而新族群体系与新的资源竞争关系，又常由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群迁徙所造成。(44)在华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也能见到如此的环境变迁与人群资源竞争关系，也就是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气候变迁，以及河湟、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辽西地区的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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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约在公元前2000年，整个地区人群的农业活动减少，人们对畜牧或狩猎的依赖增加，人群间冲突趋于剧烈。此后，人群活动遗迹在考古学上明显衰退或完全消失。在辽西地区，同样的人类生态变化发生略晚，但在公元前1500—前900年之间，也造成人类活动遗迹衰退的考古现象。青海河湟地区，在辛店、卡约时期（约当公元前1600—前500年）当地人群也逐渐不住在固定的房屋中，放弃养猪与农业而偏好饲养马、牛、羊，放弃大型陶器而偏好便于携带的小型陶器与小饰物。这一切迹象都显示，当地的人已过着游牧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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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变化相关的是，公元前1400—前600年左右，沿着鄂尔多斯南缘，以及整个向东延伸的晋、陕、冀三省北方山岳地带上，出现所谓“北方式青铜器文化”人群。虽有地区间的差别，一般而言这些人群在经济生态上更依赖渔猎或畜牧，而较少依赖农业，并有武装化倾向。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显示，约发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环境变迁，使得适于混合经济人群生存的环境区域南移。公元前1400年左右，晋、陕、冀三省北方山岳地带成了人群资源竞争剧烈的地区。部分人群显然愈来愈赖驯养动物为生，这样的经济生态使得他们有很好的机动性，适于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掠夺他人或避免被他人掠夺。两个考古遗址，李家崖与碾子坡，说明这种人类生态变迁在公元前1300—前1200年左右已波及关中平原的北方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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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崖与碾子坡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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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清涧的李家崖遗址是一个古城遗址，时代最早约当公元前1300年。古城东西面筑有城墙，南北两面利用无定河河道的悬崖峭壁为防御屏障；说明当时人群冲突剧烈，防御设施有其必要。除了石斧、石刀、骨铲等工具所显示的农业生产活动外，马、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骨骼发现不少，显示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以及当时人也从事狩猎活动。出土青铜器中除礼器与生产工具之外，又有大量的武器与车马器。这些青铜器中有些为商式，有些是商与地方风格的混合产品。更令人瞩目的是一些独具地方风格的产品，如马首刀、铃首剑、蛇首匕、管蛩斧等。这些器物上的地方风格，也就是以动物纹饰为特征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传统；(45)一般认为这是商周时期经常与商周人为敌的北方人群遗存。(46)与此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遗址多发现在晋西陕北，一般称作李家崖文化，或光社文化晚期遗存。最南边的此类文化遗存，曾被发现在泾水中游的淳化黑豆嘴墓葬遗址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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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崖遗址所出的陶器、石器、铜器、墓葬等，都与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所出非常相似。(48)朱开沟遗址被占居的时代约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初。如本书第五章所言，这是目前所知鄂尔多斯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衰退以来延续至最晚期的遗址。朱开沟遗址被放弃后，鄂尔多斯地区约有1000年考古学上的几近空白，至春秋晚期始出现游牧人群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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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长武碾子坡遗址，位于泾河支流黑水北岸的缓坡台地上。出土物中包含有多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以目前的资料看来，最早到这里居住的是仰韶文化的人群，后来又有客省庄二期文化人群到这台地上来居住活动。这部分的资料尚未发表，但根据其他地区的发掘以及学者们的意见，陕西仰韶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人群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业活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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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子坡遗址的主要发现是先周时期居址与墓葬。居址屋基、墙壁及居住面皆经过精细的加工。墙上的壁龛内有未去皮的炭化高粱遗存。用于储藏的窖穴分布在房基附近，这些用过后废弃的坑内有灰土及夹杂的陶、石、骨等工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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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丰镐地区西周遗存比较而言，该遗址的最大特色是农业工具在数量与种类上都很少，而兽骨遗存则特别多。兽骨中有牛、马、羊、猪、狗、鹿的，其中牛骨约占一半以上。因此考古学者认为，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51)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阶段的年代，与前述李家崖遗址的年代相当，约当公元前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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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子坡遗址在先周文化的探讨中经常被提及，而李家崖遗址所属的光社文化，也是主张周人源于山西说的学者们探讨的关键。这些探讨大多着重于器物（尤其是陶器）的分类谱系关系。对于这两个遗址，在此我们有不同的关注焦点。鄂尔多斯地区、辽西地区以及河湟地区的考古遗存显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期，驯养动物在这些农业边缘地区人群中的经济生态上愈来愈重要。李家崖遗址与碾子坡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马、羊、猪、狗骨显示，相对于当时关中地区以农为主的人群，较依赖驯养动物的混合经济人群，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已出现在渭水流域及其外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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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族源传说的历史记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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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入居周原的时代约在公元前1300—前1200年间。先前由考古资料中，我们已说明约当公元前2500—前1000年，发生在华北北方农业边缘地带的气候变迁、人类资源竞争与经济生态变化。这些发生在渭水流域北方与西方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化，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也波及渭水流域。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这时东方商人与商文化的势力已侵入关中东部地区。(52)因此，在周人崛起于周原的时代，渭水流域人群所面临的冲击至少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地以农为主的定居人群，开始接触到一些较依赖驯养动物、较具侵略性的人群；另一方面，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商人挟其优越的政治力西侵，也对当地人群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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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记载了周人族源，以及居于周原之前他们的迁徙过程。这故事称，周人的始祖为后稷（相当于农神之意），其母姜原为帝喾元妃。后稷自小就好种植，曾为尧的农师。后来，因夏代帝王忽视农业，他的儿子失了官，率领族人迁到戎狄地区。此后族人便在戎狄间转徙流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从事农业。到了首领公刘在位时，他重新领导族人从事农业，但在他之后，周人又放弃行农业足足有八代之久。到了古公亶父时，这位周人领袖才又带领族人复行农业。定居后，他一再容忍戎狄的侵扰，不愿与之战，最后为了避戎狄而迁于岐山下的周原，百姓也追随他迁来此地。这时，周人“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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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这记载是，或至少大部分是，过去曾发生的历史事实。历史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的历史地理考证。但是，我们知道“共同起源”对于人群的凝聚非常重要，以致人们经常创造、虚构、修正本族群或他族群的来源。(54)以此而言，这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是可以存疑的。以下我将由另一种观点，即“社会记忆”观点，来看这个历史记载。由此观点，这个记载应被视为周人（或后来的华夏）自我宣称的族群起源故事（emic ethnogenesi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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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记》成书之时，离周开国之初约有一千年之久，但这个周人起源记载中的片段，也见于较早的文献如《尚书》《诗经》《国语》之中。因此这个周人起源传说，至少其中主要结构因素，应有较早的渊源。在这周人起源故事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周人宣称祖先原来是行农业的，经过一番波折，到了周原后他们又努力从事农业。其二，周人宣称曾长期在戎狄间迁徙，但到了周原他们就“营筑城郭室屋”定居下来。其三，周人宣称其为避戎狄之侵夺，不愿与之战，而迁于周原。这个周人族源故事，传递了一个明显而强烈的信息：周人以“农业”“定居”与“爱好和平”（或以德服人）来划定他们与另一些人（戎狄）的族群边界。因此，无论这个族源传说中有几分历史真实，它的主要意义都在于：一群人以此族源“历史”作为集体记忆来凝聚本群体。即使这族源叙事的内容主要也是根据周人记忆中的一些历史事实，但这记忆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以这种选择性历史记忆，一个人群选择并强调他们的文化特征，以设定他们与另一些人的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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