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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族群边界设定，常发生在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人群敌对关系中。(56)周人的族源传说如此强调他们的“农业”“定居”与“以德服人”特性，似乎显示以此凝聚的一群人处在一种资源竞争危机中：某些人以“非农业”“移动”以及“战争武力”的手段来获取自然资源，与依赖农业定居生活的人群发生资源竞争。这样的背景，符合我们在考古学上所见——渭水流域北方与西方的人群，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对驯养草食动物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强，他们的移动性与武装化程度也相对增加。而且，这个趋势，以及其他来自西方、北方的文化因素，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已出现在关中平原的边缘地区；如长武碾子坡、清涧李家崖、淳化黑豆嘴等遗址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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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强调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周人族群意识究竟出现在何时？这是个不易解答的问题。不过，周人强调农业、定居等本族群特色，而又不否认他们与戎狄的牵连，这样的族群意识很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在这时期，周人一方面无法否认自身与戎狄的牵连，但又亟于以这些文化特征来解释本身的族群性质，以让自己与一些同样以农业为重的人群彼此认同，并与另一些人群（戎狄）划清界限。这篇周人族源传说也有可能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前面所称的“周人”便是东周时自称“夏”或“华夏”的周邦国贵族；“华夏”借此界定自己，也界定自身与戎狄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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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克商之前的两三个世代中，周人及其他渭水流域族群所面临的真正敌人并非“戎狄”，而是来自东方的商王朝。与东方殷商政治体及其文化人群的接触，使得渭水流域各族群对彼此产生“西土之人”这样的认同意识。许多古文献，如《尚书》中的《泰誓》与《牧誓》篇，《诗经》的《皇矣》，《逸周书》的《商誓》与《度邑》两篇，都有关于西土与西土之人的记载。“西土之人”这样的自我称号，表示在周人率领当地土著（包括戎人部族）与商王朝的政治对抗中，产生了新的认同体系。同时，由于“西土”是相对于东方而言，这也显示以周人为首的渭水流域人群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东方的进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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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强调“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族源传说以及“西土之人”的自我意识，显示周人在族群意识上的矛盾。强调本身“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族群本质，使周人与渭水流域所有务农的人群甚至与东方的商人成为一体，并排除经常迁徙、不以种植为主要生业、好以武力侵夺的人群。强调“西土之人”认同，周人与西方各族群为一体，包括在文化、经济生态上与周人有相当差异的族群，而排除东方以商人为主体的人群。这种族群意识上的矛盾性，是后来造成西周时期渭水流域政治纷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过程中的过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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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与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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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形成，包括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是，各族群经选择、修改、妥协而形成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以凝聚彼此，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称新的族群范围，以此产生族群自我意识（ethnic self-awareness）。这个过程大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邦国贵族人群间，出现共同的自称（华、夏、华夏或“中国”之人）以及在他们的起源传说中出现共同的始祖（如帝喾、黄帝）。另一个过程是，在人群间产生强化族群边缘的异族意识（the sense of otherness）。一个族群自我意识的产生，不只是由内部各族群凝聚而成，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凝聚需赖外部敌对力量（真实的或是被想象建构的）促进。因此“族群自我意识”与“异族意识”是一体的两面。这个华夏异族意识的产生过程，约略发生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间。在这段时间中，周人与戎人的关系变化，以及因此导致“戎”这个称号含义的转变，表现了这一华夏之异族意象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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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或西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但这并不表示自周初或先周以来“戎”便是有别于周人的野蛮民族。由“戎”的字形构造（由甲、戈两部分构成）与其用法如戎工、戎兵等来看，“戎”字的本义应是指“兵器”或与军事有关的事物。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也将戎字解释作“兵”（兵械）。“戎”作为“野蛮的异族人”，应是后起的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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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金文中，“戎”被用来称某些人群。如，陕西扶风县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冬戈簋”铭文有“冬戈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最早当周人称某些人群为“戎”时，是将他们当作野蛮的异族，或有其他含义，这一点值得深究。许多迹象说明，“戎”最早不但不是“野蛮的异族”，他们还与周人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历史学者早有深入的研究。首先，如前引《史记》中的记载，周人曾长期与戎狄相处，因此在他们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后，还需努力去除戎狄之俗。其次，根据《逸周书》记载，武王克殷时曾以“轻吕”进行一些胜利仪式。据学者考证，轻吕即“径路刀”，乃是流行于北方民族中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在考古学上，这是属“北方青铜器文化”系统的铜刀。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指出，汉代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曾在与中国订盟的仪式上使用这种刀。(57)更直接的证据是，姬姓之族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族则是其最主要的姻亲及盟友，而在西周、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都还有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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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崛起于周原之时间，与使用北方青铜器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人群出现在渭水流域的时代相当。文献中姬、姜二族与戎有密切关系，武王又曾使用属于北方青铜器系统的刀剑于重要仪式上。这些证据都说明，在克商之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包含“戎”。甚至可能周人与姜姓族原来都是“戎”，他们也就是考古所见商周之际出现在渭水流域的畜牧化、武装化人群。“戎”的含义在这时（商周之交）由“兵器”引申为“战士”或“善战的人”。周人在进入周原后，才开始行其农业生活（贬戎狄之俗）。他们强调自己的祖先是农神（后稷），强调自己以德服人，而非以武力，反倒有欲盖弥彰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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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姻亲与盟友姜姓之族，与戎的关系更为密切。姜姓的申国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载，千亩有“姜氏之戎”。《左传》中也有关于“姜戎氏”的记载。(59)另外根据历史文献，周人初入周原时，借着与姜姓族联姻并结为同盟来巩固他们的地位；西周之亡是由于姜姓族的申侯勾结犬戎作乱，将姬姓周王室及其臣属逐出渭水流域。这些史料都显示，在周人进入周原前以及整个西周时期，姜姓之族在渭水流域都有相当影响力。姜姓之族和戎人的密切关系，与姜姓族在渭水流域的土著本质及其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姬、姜、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西周时他们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所透露的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是我们探索华夏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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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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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姬姓周人初入周原时便与姜姓族结为姻亲及盟友。周人与姜姓族的密切关系，更反映在周人以“姜嫄”为周始祖后稷之母的族源传说上。姜姓族的本土卓越地位以及他们与姬姓、嬴姓、戎的关系，表现在一条文献史料上。这条史料见于《史记·秦本纪》，其内容为：大骆（戎人某部首领）的一个儿子“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孝王想安排“非子”作为大骆嫡嗣，取代原来的嫡子“成”。“成”为姜姓申侯之女与大骆所生，因此申侯反对这改嫡的事。他对孝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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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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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史料说明，姜姓申侯与戎人豪族间的累世通婚，能使得西戎与周王以及所有附于周的西方诸侯和平相处。如前所述，姬姓与姜姓之族原来可能都出于“戎”，那么这条史料也说明，当姬姓周人与其他类似背景的西方诸侯已完全“东方化”时，他们靠着姜姓族与戎人大骆之族的婚姻，来维持他们与戎之间危弱的联系，渭水流域的政治安定由此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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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子一族替周王养马，迁到宝鸡的汧水一带。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可能都相当受周人影响。周孝王培植他成为大骆族戎人的首领，显然希望以此控制戎人并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非子虽然没能成为大骆戎人的继承者，但周王另作了政治安排。他赐给非子“秦”邑的土地，使之成为周的附庸国，并赐之以“嬴”姓，让他继承并“恢复”嬴姓之族的祖先祭祀。据文献记载，嬴姓是东方以善畜牧著称的古老氏族。从此非子一族开始自称“嬴秦”，并假借了所有嬴姓祖源记忆以及东方的嬴姓近亲远亲，借此遗忘他们的戎人出身。(61)因此，在这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的关键时期，“华夏”（严格地说是还未完全形成的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界尚未完全封闭，或者说至少有两个族群，姜姓之申与嬴姓之秦，处于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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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在周幽王时，又发生改嫡政争。这一次，周王要改的是自己的嫡子——又是姜姓申侯的外孙。结果造成申侯勾结犬戎倾覆西周。周孝王企图变更大骆之嫡，以及周幽王改自己的嫡子，所涉及的“受害者”都是姜姓的申侯，这或许显示两代周王皆有意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再者，在前一例中，申侯以他与戎的关系来威胁周王改变主意；在后一例中，申侯直接联合戎人倾覆周室在渭水流域的基业。这都说明姜姓之族对周王的威胁，来自他们与戎人的良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周孝王希望以秦人的祖先非子来取代申侯的外孙；当周幽王被杀，周人退出渭水流域时，秦人又受周王委任收复渭水流域失土。这似乎也说明，至少从孝王开始，周人便有计划地培植秦人势力，以对抗姜姓与归附姜姓的戎人。因此至少自西周中期起，姬、姜、嬴与戎之间便存在一种发展的、持续的族群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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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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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古所见华北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迁，以及历史文献中所见西周时期渭水流域的族群政治，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缘的形成过程，以及与之相应和的，凝聚华夏的共同“起源”记忆之建构过程。首先，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西方河湟地区与北方鄂尔多斯地区人群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风气，逐渐渗透到渭水流域一带。在晋陕之北的山岳地带（后来的长城地带）混合经济人群与以农业为主的人群产生剧烈的资源竞争。东方的商文化与其政治势力也在这时侵入陕西东部。就在这时，周人崛起于渭水中游的周原。无论周人是由哪里迁来周原，在克商之前他们仅在周原也至少有百年历史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同意学者之说：姬周、姜姓族与西北诸戎都是渭水流域土著，他们有相当的同质性与密切关系。(62)在克商之前，虽然部分包括姬、姜与戎的渭水流域部族在文化上已有不同程度的东方化，但在周人克商的过程中，事实上姬周率领的是一个“西土之人”军事同盟，其中包括“戎”。因此，以“戎”作为野蛮异族的代名词，应是克商以后逐渐转变的，最早“戎”只是指这些人群的武力化特性，而无野蛮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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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强调他们祖先在行农业上的功绩，这可说是在族群认同上一个强烈的宣告，使得他们可以和其他行农业的部族逐渐由共同目的（追寻及保护农业资源，对抗以畜牧、移动与掠夺为特征的人群）结为一个族群。在克商之后，姬周与其同盟，尤其是因分封而东迁建国的各部族，与东方旧有各邦国部族逐渐因密切文化交流而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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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在周室东迁之后，周邦国贵族因着他们对戎狄的共同危机意识，以及在“尊王攘夷”之会盟与军事行动中产生的共同记忆，逐渐强化他们间的“夏”“诸夏”或“华夏”认同。在春秋战国时，“夏”“诸夏”与“华夏”这些周邦国贵族之自称词逐渐普遍。“诸夏”之称，代表着这样的认同群体仍为多元结盟，而非一体，反映在政治上便是春秋时周邦国间的会盟。“华夏”的原意可能便是“诸夏”；“华”也就是“花”，有众多繁盛之意。然而约由战国时期至汉代，“华夏”由复数词成为单数词，且“华”本身也成为“夏”的同义词。这个“华夏”族称的变化，也反映着由春秋到秦汉，华夏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则是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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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的族群认同也反映在东周各邦国贵族的家族祖先源流历史记忆上；各族自身原有的始祖之上，逐渐出现更早的共同始祖。《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后稷之母是帝喾元妃。同书《殷本纪》中称殷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五帝本纪》中，唐尧与帝挚的母亲也是帝喾的妃子。但是在较早的文献里，有关商、周祖源都不见帝喾传说。(63)学者认为这是周人造出来的传说系统，以强调周人在华夏族群中的核心地位。(64)但是，这并不表示关于帝喾的传说可以被忽略。相反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以帝喾为始祖的商、周族源传说，显示在华夏形成过程中，早期华夏通过对商、周王室族源的再诠释，以共同始祖记忆将各地商、周邦国贵族结合在一个“我族”范畴之中。较晚，约在战国时期，在帝喾、颛顼、太皞等各邦国贵族祖先之上又出现了华夏共同始祖黄帝，此标志着华夏认同演进的完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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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华夏“起源”记忆形成过程。我们回到西周时渭水流域的族群政治情境，来看看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当时，虽然局势变迁已使周王室及其追随者持续“东方化”，但许多被称为“戎”的部族仍保留其原来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他们在渭水流域仍有很大的势力，周人为了政治理由仍需与诸戎沟通。因此，在族群本质上介于戎和东方化的周人集团之间的姜姓之申便举足轻重了。最后渭水流域政治的安定，只能依靠姜姓申侯之族与戎的婚姻关系来维持。对于渭水流域的姜姓族而言，不断地与此地的新兴势力联姻——先是姬姓周人，后来是大骆之族——似乎是他们维持在当地优越地位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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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王室而言，这种西方的族群政治关系，对于王室在东方所继承、建立的权威是有损害的。因为以婚姻关系为主要媒介的政治结盟，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结合，(65)与“国家”所依靠的阶层化、中央化政治结构基本上是相冲突的。当周王逐渐不能忍受这种关系时，他便直接结合大骆族中的非子一系（秦王室之先族），以对抗姜姓与其他戎人。最后，虽然周王室在渭水流域的势力被申侯与犬戎发动的政变铲除，但周人全力栽培的秦人崛起，将渭水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为“华夏”的一员。周室东迁，以及秦人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化与其驱戎军事行动，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在华夏心目中“戎”成为野蛮异族的代名词，华夏西方、北方族群边界也至此大体完成并逐渐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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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戎不但在西方，也广泛分布到中原各地。传统的看法多以为这是戎人东窜的结果。我们无法否定这个说法。但另一个可能是：戎的广泛分布，或许是华夏形成在春秋时达到一新阶段的信号。在这一新阶段，华夏族群自我意识的出现，也使他们意识到许多必须排除在华夏之外的人群（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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