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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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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古所见华北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迁，以及历史文献中所见西周时期渭水流域的族群政治，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缘的形成过程，以及与之相应和的，凝聚华夏的共同“起源”记忆之建构过程。首先，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西方河湟地区与北方鄂尔多斯地区人群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风气，逐渐渗透到渭水流域一带。在晋陕之北的山岳地带（后来的长城地带）混合经济人群与以农业为主的人群产生剧烈的资源竞争。东方的商文化与其政治势力也在这时侵入陕西东部。就在这时，周人崛起于渭水中游的周原。无论周人是由哪里迁来周原，在克商之前他们仅在周原也至少有百年历史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同意学者之说：姬周、姜姓族与西北诸戎都是渭水流域土著，他们有相当的同质性与密切关系。(62)在克商之前，虽然部分包括姬、姜与戎的渭水流域部族在文化上已有不同程度的东方化，但在周人克商的过程中，事实上姬周率领的是一个“西土之人”军事同盟，其中包括“戎”。因此，以“戎”作为野蛮异族的代名词，应是克商以后逐渐转变的，最早“戎”只是指这些人群的武力化特性，而无野蛮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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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强调他们祖先在行农业上的功绩，这可说是在族群认同上一个强烈的宣告，使得他们可以和其他行农业的部族逐渐由共同目的（追寻及保护农业资源，对抗以畜牧、移动与掠夺为特征的人群）结为一个族群。在克商之后，姬周与其同盟，尤其是因分封而东迁建国的各部族，与东方旧有各邦国部族逐渐因密切文化交流而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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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在周室东迁之后，周邦国贵族因着他们对戎狄的共同危机意识，以及在“尊王攘夷”之会盟与军事行动中产生的共同记忆，逐渐强化他们间的“夏”“诸夏”或“华夏”认同。在春秋战国时，“夏”“诸夏”与“华夏”这些周邦国贵族之自称词逐渐普遍。“诸夏”之称，代表着这样的认同群体仍为多元结盟，而非一体，反映在政治上便是春秋时周邦国间的会盟。“华夏”的原意可能便是“诸夏”；“华”也就是“花”，有众多繁盛之意。然而约由战国时期至汉代，“华夏”由复数词成为单数词，且“华”本身也成为“夏”的同义词。这个“华夏”族称的变化，也反映着由春秋到秦汉，华夏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则是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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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的族群认同也反映在东周各邦国贵族的家族祖先源流历史记忆上；各族自身原有的始祖之上，逐渐出现更早的共同始祖。《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后稷之母是帝喾元妃。同书《殷本纪》中称殷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五帝本纪》中，唐尧与帝挚的母亲也是帝喾的妃子。但是在较早的文献里，有关商、周祖源都不见帝喾传说。(63)学者认为这是周人造出来的传说系统，以强调周人在华夏族群中的核心地位。(64)但是，这并不表示关于帝喾的传说可以被忽略。相反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个以帝喾为始祖的商、周族源传说，显示在华夏形成过程中，早期华夏通过对商、周王室族源的再诠释，以共同始祖记忆将各地商、周邦国贵族结合在一个“我族”范畴之中。较晚，约在战国时期，在帝喾、颛顼、太皞等各邦国贵族祖先之上又出现了华夏共同始祖黄帝，此标志着华夏认同演进的完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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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华夏“起源”记忆形成过程。我们回到西周时渭水流域的族群政治情境，来看看华夏“边缘”的形成过程。当时，虽然局势变迁已使周王室及其追随者持续“东方化”，但许多被称为“戎”的部族仍保留其原来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他们在渭水流域仍有很大的势力，周人为了政治理由仍需与诸戎沟通。因此，在族群本质上介于戎和东方化的周人集团之间的姜姓之申便举足轻重了。最后渭水流域政治的安定，只能依靠姜姓申侯之族与戎的婚姻关系来维持。对于渭水流域的姜姓族而言，不断地与此地的新兴势力联姻——先是姬姓周人，后来是大骆之族——似乎是他们维持在当地优越地位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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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王室而言，这种西方的族群政治关系，对于王室在东方所继承、建立的权威是有损害的。因为以婚姻关系为主要媒介的政治结盟，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结合，(65)与“国家”所依靠的阶层化、中央化政治结构基本上是相冲突的。当周王逐渐不能忍受这种关系时，他便直接结合大骆族中的非子一系（秦王室之先族），以对抗姜姓与其他戎人。最后，虽然周王室在渭水流域的势力被申侯与犬戎发动的政变铲除，但周人全力栽培的秦人崛起，将渭水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为“华夏”的一员。周室东迁，以及秦人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化与其驱戎军事行动，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在华夏心目中“戎”成为野蛮异族的代名词，华夏西方、北方族群边界也至此大体完成并逐渐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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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戎不但在西方，也广泛分布到中原各地。传统的看法多以为这是戎人东窜的结果。我们无法否定这个说法。但另一个可能是：戎的广泛分布，或许是华夏形成在春秋时达到一新阶段的信号。在这一新阶段，华夏族群自我意识的出现，也使他们意识到许多必须排除在华夏之外的人群（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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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时华夏诸国仍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由春秋到战国时期，秦人的族源传说中逐渐加入华夏的成分，而使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华夏。秦自认为是华夏，西方的华夏（包括秦人）开始称更西方的人为“氐羌”，于是“氐羌”或“氐”“羌”成为华夏的新族群边界。由战国到汉代，以此为代表的华夏族群边界又在华夏的扩张下向西推移到河湟地区（见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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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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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我曾解释“民族溯源研究”在理论上的困境，并提出“民族史的边缘研究”构想。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周人族源研究”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以及这种研究讨论中学者的理论与方法缺失，这些都说明民族溯源研究的矛盾。在本章中，从边缘研究的角度，我借着周人的族源，以及造成此族源传说的人类生态与族群政治背景，来说明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界的形成。这个实例，也说明了以上两种研究取向（溯源研究与边缘研究）在对民族的定义、所依持的考古学以及在对历史文献的诠释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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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民族”的定义上，前者倾向于将民族视为有共同客观文化特征的人群集结；后者将民族当作是建立在成员主观认同上的人群范畴。在考古学方面，民族溯源研究认为客观文化遗存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因此主要借重以器物形态比较与文化分类为主的考古学；民族边缘研究，由于相信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环境、人类生态变迁及人类资源竞争有关，因此强调探索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态变迁之考古学。最后，在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上，溯源研究者期望在族源史料中探索有关某一民族起源、分布、迁徙的史实；由民族边缘研究角度，我认为关于一个族群（或民族）起源的历史记载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合理化其当前族群性质、族群关系的表述，其中经常充满虚构与修饰成分而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虽然如此，透过文本分析（也是记忆分析）来诠释人们“为何要留下这些记忆”以及对真实的过去人们“为何失忆”，我们可以读出当时人的认同与认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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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溯源研究中的考古器物学，以及历史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其方法论基础都是以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来建立逻辑关系的类比法（analogy）。譬如，在器物学上，考古学者以器物的“相似性”来建立文化分类谱系，并描述其在时空中的传播与变迁。这种考古学上的文化分类、传播与变迁，又被类比到历史文献之中——学者希望在文献中找到“相似的”历史事实，来与考古遗存现象作比附。更普遍的情形是，历史文献已为学者提供了“过去的架构”，历史考古学者只是用相似的、可类比的考古资料填入此架构之中。毫无疑问，类比法是许多人类知识产生的基础。但是类比的滥用或过分依赖类比，都经常造成一些伪知识。(66)“周人族源研究”这类建立在类比法上的历史考古学探索，便是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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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在边缘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对“异例”（anomaly）的诠释。所谓的“异例”，在本文中指一些变化的、不正常的、互相矛盾的考古遗存与文献现象。譬如，铜器铭文中渭水流域西周诸侯常自称为“王”，这与我们在先秦文献中所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西周封建制度相矛盾，这便是一个“异例”。又如，《史记》所载周人族源传说中强调他们是华夏正宗，但某些史料又暗示他们与戎有密切关联，这也形成一个“异例”。在考古资料上，一种考古文化的消失与变迁，如夏家店上、下层文化间的缺环，也形成一个需要解释的异例。因此，在考古与历史资料的结合上，最有意义的不是能互相印证的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而是两者间的矛盾。如在文献中周人强调自身的农业定居特色，在考古上周人与一些畜牧化、武装化的人群同时出现在渭水流域的历史舞台上，也形成一种异例。透过对这些异例的诠释，我们能对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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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群的核心，或在一个安定的时代中，我们经常可见到一些典范的、恒常的文化现象。异例经常产生在边缘——地理的边缘、时代变迁的边缘与社会边缘人群之中，因此它们容易被遗忘，或在某种强势意识形态（如族群认同）的影响下被大家忽略。边缘研究的主要旨趣，便是除了类比与其他逻辑法则之外，透过对异例的分析与诠释，来进一步了解历史与人类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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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周初地理考》，见《古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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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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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第335—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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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o-yun Hsu &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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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藤道治：《西周文化の起源と宗周》，载《中國古代王朝の形成》，东京：创文社，1975，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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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以下所探讨的张长寿、梁星彭（1989），尹盛平、任周芳（1984），胡谦盈（1986，1987），卢连成（1985），李峰（1991）及杜正胜（1991）等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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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巩启明：《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陕西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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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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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尹盛平、王均显：《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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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任周芳、刘军社：《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1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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