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1573
碾子坡遗址的主要发现是先周时期居址与墓葬。居址屋基、墙壁及居住面皆经过精细的加工。墙上的壁龛内有未去皮的炭化高粱遗存。用于储藏的窖穴分布在房基附近，这些用过后废弃的坑内有灰土及夹杂的陶、石、骨等工具。(50)
1707121574
1707121575
与丰镐地区西周遗存比较而言，该遗址的最大特色是农业工具在数量与种类上都很少，而兽骨遗存则特别多。兽骨中有牛、马、羊、猪、狗、鹿的，其中牛骨约占一半以上。因此考古学者认为，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51)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阶段的年代，与前述李家崖遗址的年代相当，约当公元前1300年。
1707121576
1707121577
碾子坡遗址在先周文化的探讨中经常被提及，而李家崖遗址所属的光社文化，也是主张周人源于山西说的学者们探讨的关键。这些探讨大多着重于器物（尤其是陶器）的分类谱系关系。对于这两个遗址，在此我们有不同的关注焦点。鄂尔多斯地区、辽西地区以及河湟地区的考古遗存显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期，驯养动物在这些农业边缘地区人群中的经济生态上愈来愈重要。李家崖遗址与碾子坡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马、羊、猪、狗骨显示，相对于当时关中地区以农为主的人群，较依赖驯养动物的混合经济人群，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已出现在渭水流域及其外围地区。
1707121578
1707121579
周人族源传说的历史记忆诠释
1707121580
1707121581
周人入居周原的时代约在公元前1300—前1200年间。先前由考古资料中，我们已说明约当公元前2500—前1000年，发生在华北北方农业边缘地带的气候变迁、人类资源竞争与经济生态变化。这些发生在渭水流域北方与西方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化，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也波及渭水流域。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这时东方商人与商文化的势力已侵入关中东部地区。(52)因此，在周人崛起于周原的时代，渭水流域人群所面临的冲击至少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地以农为主的定居人群，开始接触到一些较依赖驯养动物、较具侵略性的人群；另一方面，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商人挟其优越的政治力西侵，也对当地人群造成威胁。
1707121582
1707121583
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记载了周人族源，以及居于周原之前他们的迁徙过程。这故事称，周人的始祖为后稷（相当于农神之意），其母姜原为帝喾元妃。后稷自小就好种植，曾为尧的农师。后来，因夏代帝王忽视农业，他的儿子失了官，率领族人迁到戎狄地区。此后族人便在戎狄间转徙流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从事农业。到了首领公刘在位时，他重新领导族人从事农业，但在他之后，周人又放弃行农业足足有八代之久。到了古公亶父时，这位周人领袖才又带领族人复行农业。定居后，他一再容忍戎狄的侵扰，不愿与之战，最后为了避戎狄而迁于岐山下的周原，百姓也追随他迁来此地。这时，周人“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53)
1707121584
1707121585
对许多历史学家而言，这记载是，或至少大部分是，过去曾发生的历史事实。历史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的历史地理考证。但是，我们知道“共同起源”对于人群的凝聚非常重要，以致人们经常创造、虚构、修正本族群或他族群的来源。(54)以此而言，这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是可以存疑的。以下我将由另一种观点，即“社会记忆”观点，来看这个历史记载。由此观点，这个记载应被视为周人（或后来的华夏）自我宣称的族群起源故事（emic ethnogenesis）。(55)
1707121586
1707121587
虽然《史记》成书之时，离周开国之初约有一千年之久，但这个周人起源记载中的片段，也见于较早的文献如《尚书》《诗经》《国语》之中。因此这个周人起源传说，至少其中主要结构因素，应有较早的渊源。在这周人起源故事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周人宣称祖先原来是行农业的，经过一番波折，到了周原后他们又努力从事农业。其二，周人宣称曾长期在戎狄间迁徙，但到了周原他们就“营筑城郭室屋”定居下来。其三，周人宣称其为避戎狄之侵夺，不愿与之战，而迁于周原。这个周人族源故事，传递了一个明显而强烈的信息：周人以“农业”“定居”与“爱好和平”（或以德服人）来划定他们与另一些人（戎狄）的族群边界。因此，无论这个族源传说中有几分历史真实，它的主要意义都在于：一群人以此族源“历史”作为集体记忆来凝聚本群体。即使这族源叙事的内容主要也是根据周人记忆中的一些历史事实，但这记忆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以这种选择性历史记忆，一个人群选择并强调他们的文化特征，以设定他们与另一些人的族群边界。
1707121588
1707121589
强烈的族群边界设定，常发生在因资源竞争而产生的人群敌对关系中。(56)周人的族源传说如此强调他们的“农业”“定居”与“以德服人”特性，似乎显示以此凝聚的一群人处在一种资源竞争危机中：某些人以“非农业”“移动”以及“战争武力”的手段来获取自然资源，与依赖农业定居生活的人群发生资源竞争。这样的背景，符合我们在考古学上所见——渭水流域北方与西方的人群，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对驯养草食动物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强，他们的移动性与武装化程度也相对增加。而且，这个趋势，以及其他来自西方、北方的文化因素，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已出现在关中平原的边缘地区；如长武碾子坡、清涧李家崖、淳化黑豆嘴等遗址所见。
1707121590
1707121591
这个强调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周人族群意识究竟出现在何时？这是个不易解答的问题。不过，周人强调农业、定居等本族群特色，而又不否认他们与戎狄的牵连，这样的族群意识很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在这时期，周人一方面无法否认自身与戎狄的牵连，但又亟于以这些文化特征来解释本身的族群性质，以让自己与一些同样以农业为重的人群彼此认同，并与另一些人群（戎狄）划清界限。这篇周人族源传说也有可能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前面所称的“周人”便是东周时自称“夏”或“华夏”的周邦国贵族；“华夏”借此界定自己，也界定自身与戎狄的区分。
1707121592
1707121593
无论如何，在克商之前的两三个世代中，周人及其他渭水流域族群所面临的真正敌人并非“戎狄”，而是来自东方的商王朝。与东方殷商政治体及其文化人群的接触，使得渭水流域各族群对彼此产生“西土之人”这样的认同意识。许多古文献，如《尚书》中的《泰誓》与《牧誓》篇，《诗经》的《皇矣》，《逸周书》的《商誓》与《度邑》两篇，都有关于西土与西土之人的记载。“西土之人”这样的自我称号，表示在周人率领当地土著（包括戎人部族）与商王朝的政治对抗中，产生了新的认同体系。同时，由于“西土”是相对于东方而言，这也显示以周人为首的渭水流域人群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东方的进取态度。
1707121594
1707121595
周人强调“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族源传说以及“西土之人”的自我意识，显示周人在族群意识上的矛盾。强调本身“农业、定居、以德服人”的族群本质，使周人与渭水流域所有务农的人群甚至与东方的商人成为一体，并排除经常迁徙、不以种植为主要生业、好以武力侵夺的人群。强调“西土之人”认同，周人与西方各族群为一体，包括在文化、经济生态上与周人有相当差异的族群，而排除东方以商人为主体的人群。这种族群意识上的矛盾性，是后来造成西周时期渭水流域政治纷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过程中的过渡现象。
1707121596
1707121597
周人与戎的关系
1707121598
1707121599
华夏的形成，包括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是，各族群经选择、修改、妥协而形成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以凝聚彼此，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称新的族群范围，以此产生族群自我意识（ethnic self-awareness）。这个过程大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邦国贵族人群间，出现共同的自称（华、夏、华夏或“中国”之人）以及在他们的起源传说中出现共同的始祖（如帝喾、黄帝）。另一个过程是，在人群间产生强化族群边缘的异族意识（the sense of otherness）。一个族群自我意识的产生，不只是由内部各族群凝聚而成，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凝聚需赖外部敌对力量（真实的或是被想象建构的）促进。因此“族群自我意识”与“异族意识”是一体的两面。这个华夏异族意识的产生过程，约略发生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间。在这段时间中，周人与戎人的关系变化，以及因此导致“戎”这个称号含义的转变，表现了这一华夏之异族意象的形成过程。
1707121600
1707121601
戎或西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但这并不表示自周初或先周以来“戎”便是有别于周人的野蛮民族。由“戎”的字形构造（由甲、戈两部分构成）与其用法如戎工、戎兵等来看，“戎”字的本义应是指“兵器”或与军事有关的事物。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也将戎字解释作“兵”（兵械）。“戎”作为“野蛮的异族人”，应是后起的引申义。
1707121602
1707121603
1707121604
1707121605
在西周金文中，“戎”被用来称某些人群。如，陕西扶风县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冬戈簋”铭文有“冬戈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最早当周人称某些人群为“戎”时，是将他们当作野蛮的异族，或有其他含义，这一点值得深究。许多迹象说明，“戎”最早不但不是“野蛮的异族”，他们还与周人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历史学者早有深入的研究。首先，如前引《史记》中的记载，周人曾长期与戎狄相处，因此在他们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后，还需努力去除戎狄之俗。其次，根据《逸周书》记载，武王克殷时曾以“轻吕”进行一些胜利仪式。据学者考证，轻吕即“径路刀”，乃是流行于北方民族中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在考古学上，这是属“北方青铜器文化”系统的铜刀。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指出，汉代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曾在与中国订盟的仪式上使用这种刀。(57)更直接的证据是，姬姓之族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族则是其最主要的姻亲及盟友，而在西周、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都还有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58)
1707121606
1707121607
周人崛起于周原之时间，与使用北方青铜器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人群出现在渭水流域的时代相当。文献中姬、姜二族与戎有密切关系，武王又曾使用属于北方青铜器系统的刀剑于重要仪式上。这些证据都说明，在克商之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包含“戎”。甚至可能周人与姜姓族原来都是“戎”，他们也就是考古所见商周之际出现在渭水流域的畜牧化、武装化人群。“戎”的含义在这时（商周之交）由“兵器”引申为“战士”或“善战的人”。周人在进入周原后，才开始行其农业生活（贬戎狄之俗）。他们强调自己的祖先是农神（后稷），强调自己以德服人，而非以武力，反倒有欲盖弥彰的味道。
1707121608
1707121609
周人的姻亲与盟友姜姓之族，与戎的关系更为密切。姜姓的申国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载，千亩有“姜氏之戎”。《左传》中也有关于“姜戎氏”的记载。(59)另外根据历史文献，周人初入周原时，借着与姜姓族联姻并结为同盟来巩固他们的地位；西周之亡是由于姜姓族的申侯勾结犬戎作乱，将姬姓周王室及其臣属逐出渭水流域。这些史料都显示，在周人进入周原前以及整个西周时期，姜姓之族在渭水流域都有相当影响力。姜姓之族和戎人的密切关系，与姜姓族在渭水流域的土著本质及其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姬、姜、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西周时他们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所透露的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是我们探索华夏形成的关键。
1707121610
1707121611
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
1707121612
1707121613
如前所言，姬姓周人初入周原时便与姜姓族结为姻亲及盟友。周人与姜姓族的密切关系，更反映在周人以“姜嫄”为周始祖后稷之母的族源传说上。姜姓族的本土卓越地位以及他们与姬姓、嬴姓、戎的关系，表现在一条文献史料上。这条史料见于《史记·秦本纪》，其内容为：大骆（戎人某部首领）的一个儿子“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孝王想安排“非子”作为大骆嫡嗣，取代原来的嫡子“成”。“成”为姜姓申侯之女与大骆所生，因此申侯反对这改嫡的事。他对孝王说：
1707121614
1707121615
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60)
1707121616
1707121617
这个史料说明，姜姓申侯与戎人豪族间的累世通婚，能使得西戎与周王以及所有附于周的西方诸侯和平相处。如前所述，姬姓与姜姓之族原来可能都出于“戎”，那么这条史料也说明，当姬姓周人与其他类似背景的西方诸侯已完全“东方化”时，他们靠着姜姓族与戎人大骆之族的婚姻，来维持他们与戎之间危弱的联系，渭水流域的政治安定由此得到保障。
1707121618
1707121619
非子一族替周王养马，迁到宝鸡的汧水一带。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可能都相当受周人影响。周孝王培植他成为大骆族戎人的首领，显然希望以此控制戎人并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非子虽然没能成为大骆戎人的继承者，但周王另作了政治安排。他赐给非子“秦”邑的土地，使之成为周的附庸国，并赐之以“嬴”姓，让他继承并“恢复”嬴姓之族的祖先祭祀。据文献记载，嬴姓是东方以善畜牧著称的古老氏族。从此非子一族开始自称“嬴秦”，并假借了所有嬴姓祖源记忆以及东方的嬴姓近亲远亲，借此遗忘他们的戎人出身。(61)因此，在这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的关键时期，“华夏”（严格地说是还未完全形成的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界尚未完全封闭，或者说至少有两个族群，姜姓之申与嬴姓之秦，处于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缘上。
1707121620
1707121621
这种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在周幽王时，又发生改嫡政争。这一次，周王要改的是自己的嫡子——又是姜姓申侯的外孙。结果造成申侯勾结犬戎倾覆西周。周孝王企图变更大骆之嫡，以及周幽王改自己的嫡子，所涉及的“受害者”都是姜姓的申侯，这或许显示两代周王皆有意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再者，在前一例中，申侯以他与戎的关系来威胁周王改变主意；在后一例中，申侯直接联合戎人倾覆周室在渭水流域的基业。这都说明姜姓之族对周王的威胁，来自他们与戎人的良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周孝王希望以秦人的祖先非子来取代申侯的外孙；当周幽王被杀，周人退出渭水流域时，秦人又受周王委任收复渭水流域失土。这似乎也说明，至少从孝王开始，周人便有计划地培植秦人势力，以对抗姜姓与归附姜姓的戎人。因此至少自西周中期起，姬、姜、嬴与戎之间便存在一种发展的、持续的族群政治关系。
170712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