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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时华夏诸国仍不愿承认秦人为华夏，但由春秋到战国时期，秦人的族源传说中逐渐加入华夏的成分，而使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华夏。秦自认为是华夏，西方的华夏（包括秦人）开始称更西方的人为“氐羌”，于是“氐羌”或“氐”“羌”成为华夏的新族群边界。由战国到汉代，以此为代表的华夏族群边界又在华夏的扩张下向西推移到河湟地区（见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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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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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我曾解释“民族溯源研究”在理论上的困境，并提出“民族史的边缘研究”构想。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周人族源研究”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以及这种研究讨论中学者的理论与方法缺失，这些都说明民族溯源研究的矛盾。在本章中，从边缘研究的角度，我借着周人的族源，以及造成此族源传说的人类生态与族群政治背景，来说明华夏西部、北部族群边界的形成。这个实例，也说明了以上两种研究取向（溯源研究与边缘研究）在对民族的定义、所依持的考古学以及在对历史文献的诠释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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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民族”的定义上，前者倾向于将民族视为有共同客观文化特征的人群集结；后者将民族当作是建立在成员主观认同上的人群范畴。在考古学方面，民族溯源研究认为客观文化遗存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因此主要借重以器物形态比较与文化分类为主的考古学；民族边缘研究，由于相信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环境、人类生态变迁及人类资源竞争有关，因此强调探索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态变迁之考古学。最后，在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上，溯源研究者期望在族源史料中探索有关某一民族起源、分布、迁徙的史实；由民族边缘研究角度，我认为关于一个族群（或民族）起源的历史记载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合理化其当前族群性质、族群关系的表述，其中经常充满虚构与修饰成分而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虽然如此，透过文本分析（也是记忆分析）来诠释人们“为何要留下这些记忆”以及对真实的过去人们“为何失忆”，我们可以读出当时人的认同与认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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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溯源研究中的考古器物学，以及历史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其方法论基础都是以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来建立逻辑关系的类比法（analogy）。譬如，在器物学上，考古学者以器物的“相似性”来建立文化分类谱系，并描述其在时空中的传播与变迁。这种考古学上的文化分类、传播与变迁，又被类比到历史文献之中——学者希望在文献中找到“相似的”历史事实，来与考古遗存现象作比附。更普遍的情形是，历史文献已为学者提供了“过去的架构”，历史考古学者只是用相似的、可类比的考古资料填入此架构之中。毫无疑问，类比法是许多人类知识产生的基础。但是类比的滥用或过分依赖类比，都经常造成一些伪知识。(66)“周人族源研究”这类建立在类比法上的历史考古学探索，便是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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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在边缘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对“异例”（anomaly）的诠释。所谓的“异例”，在本文中指一些变化的、不正常的、互相矛盾的考古遗存与文献现象。譬如，铜器铭文中渭水流域西周诸侯常自称为“王”，这与我们在先秦文献中所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西周封建制度相矛盾，这便是一个“异例”。又如，《史记》所载周人族源传说中强调他们是华夏正宗，但某些史料又暗示他们与戎有密切关联，这也形成一个“异例”。在考古资料上，一种考古文化的消失与变迁，如夏家店上、下层文化间的缺环，也形成一个需要解释的异例。因此，在考古与历史资料的结合上，最有意义的不是能互相印证的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而是两者间的矛盾。如在文献中周人强调自身的农业定居特色，在考古上周人与一些畜牧化、武装化的人群同时出现在渭水流域的历史舞台上，也形成一种异例。透过对这些异例的诠释，我们能对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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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群的核心，或在一个安定的时代中，我们经常可见到一些典范的、恒常的文化现象。异例经常产生在边缘——地理的边缘、时代变迁的边缘与社会边缘人群之中，因此它们容易被遗忘，或在某种强势意识形态（如族群认同）的影响下被大家忽略。边缘研究的主要旨趣，便是除了类比与其他逻辑法则之外，透过对异例的分析与诠释，来进一步了解历史与人类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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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周初地理考》，见《古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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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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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第335—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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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o-yun Hsu &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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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藤道治：《西周文化の起源と宗周》，载《中國古代王朝の形成》，东京：创文社，1975，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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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以下所探讨的张长寿、梁星彭（1989），尹盛平、任周芳（1984），胡谦盈（1986，1987），卢连成（1985），李峰（1991）及杜正胜（1991）等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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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巩启明：《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陕西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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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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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尹盛平、王均显：《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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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任周芳、刘军社：《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1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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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第4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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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论先周文化》，《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第37—4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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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第64—80页；胡谦盈：《姬周族属及其文化探源》，载黄盛章主编《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胡谦盈：《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辑刊》1989年第6期，第12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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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谦盈：《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7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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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第265—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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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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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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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谦盈：《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77页；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论先周文化》，《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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