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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1989年第6期，第12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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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1989年第6期，第129—134、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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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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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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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261–262; Charles F.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p.8;王明珂：《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新史学》 1993年第4卷第2期，第95—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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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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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an Hodder, “The Maintenance of Group Identities in the Baringo District, Western Kenya,” in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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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第133—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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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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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世界书局，1957，第15页；《国语》卷一，周语上；《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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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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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史记》中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这个史料中所称的嬴姓，显然在殷代是相当有势力的家族。其族源传说中“吞玄鸟卵而生子”的说法，也与商人的族源传说相同，这证明他们是与商族有密切关联的东方之族。在西周时，可能这一族人早已没落，因此才有周孝王要非子“复续嬴氏祠”。无论如何，非子出于西戎的大骆一族，该族在渭水流域戎人中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应该是西方土著。中国自古有赐姓的制度；由社会记忆的观点，赐姓，也表示受赐者得到新的家族起源记忆，因此改变其本身的族群本质。非子从周王那里得到的赏赐，最重要的可能便是一个东方的、尊贵的家族记忆，以提高本族群的地位。后来，秦人便借着此家族历史记忆，来强调其华夏身份。身为华夏的司马迁采纳这说法，将秦人纳入华夏的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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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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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商颂》；《尚书·周书·武成》；《国语》卷一，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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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杜正胜：《先周历史的新认识》，载《古代社会与国家》，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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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8）,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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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有关类比法在增进我们知识上的限制，以及不规则的、矛盾的一些现象在诠释上的重要性，考古学者古尔德曾对此提出例证作深入的探讨说明，参见Richard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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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八章 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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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东迁，开启了中国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犬戎之祸造成这样的局面，因此这事成为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国贵族们深刻的历史记忆。此时北方戎狄又继续往南争夺生存资源，在此情况下，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缘逐渐明确与强化。这样的变化终造成秦汉帝国的出现。华夏是一个保卫及扩张其资源领域，并在内部作资源阶序分配的“族群”（以共同祖源凝聚的人群）。秦汉统一帝国及其结构，可说是遂行华夏族群本质与意图的工具，特别是，华夏需要以军事武力来维护其边缘。于是在华夏形成所造成的新人类生态体系下，许多“历史”被建构，更多历史被遗忘。以下我要说明的便是，分析战国至汉初华夏历史文献对西周的“遗忘”，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华夏及其族群边缘形成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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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学者探讨西周史事，传统上皆依赖大约编写于战国至汉初的所谓先秦文献。近代中国考古学大兴，尤其是大量具铭文的西周铜器出土后，结合西周铜器铭文与先秦文献来研究西周史成了主流趋势。这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二元证据法。我相信，的确，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西周的认识有很大的增长。然而我也相信，一篇文献不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它也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载体”。以此角度来说，西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人认为重要的社会记忆，而先秦文献对西周的描述是战国至汉初时人们对西周的回忆与记忆。如上所述，华夏认同及华夏边缘较明确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西周金文与先秦文献两者间的“差距”，应更能表现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这样巨大的人类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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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人群选择、重组甚至创造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并以他们认为可靠的方式保存下来。经由强调及保存这些“社会记忆”，该人群表达他们现实上的期盼、焦虑及其自我认同。我们先看看，西周时人在铜器铭文中留下了哪些重要记忆，这些记忆表现何种的社会认同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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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铭文所表现的西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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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文字主要被书写在铜器、竹木简册与甲骨上（不排除其他材料可能也被用来书写文字）。西周甲骨，目前发现不多，而且大都集中在周原一带，时间大约在西周早期或早周。由于甲骨是一种不易腐坏的材料，因此在其他地区、较晚的年代没有发现西周甲骨，这显示周人书于甲骨可能是受商人影响。西周时的竹木简册，虽然在考古遗存中没有发现，但由于这是一种易腐朽的材料，因此不能说当时没有书于竹木的习惯。尤其是，金文中有“册”字，官名有“作册”，这都显示当时有专司记载大事于竹木简册的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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