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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文字记忆刻在竹木简册上与铸之于铜器有相当差异。首先，它们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易朽蚀的材料，后者，如果保护得妥可以留存上千年而无腐损。其次，将文字书于铜器，远较将之书于竹木来得耗费功夫。最后，由西周考古遗存来看，我们也知道西周时人细心埋藏、保存铜器，却未如此对待竹木简册。这样的差异也说明，铸于铜器的文字所传递的记忆，对于当时人而言是特别重要而需刻意保留的记忆。因为它们重要，所以保存它们必须选择永久性材料，值得花费相当人力，也值得仔细珍藏。这种保留重要社会记忆的企图，更明白地表示在许多铜器铭文的典型结尾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上——需要被子孙永远保存的不是器物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重要、荣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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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哪些事值得记诸铭文。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最普遍而又明显的是为凝聚家族所保存的那些社会记忆。在最简单的铜器铭文中，通常只有作器者的名，其祖先之名，或者只有一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因此受赏的荣耀。铭文经常以期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结尾。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主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来制造、保存这器物，并希望自己的名字、父祖的名字，以及由祖先到己身的功绩，能够为后世子孙永远记得。然后，借着这些家族记忆来凝聚此群体。有能力制作这些铜器的家族群体，自然是各有领域（国）的诸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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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诸侯家族是以男性成员为主体。另外，他们通过婚姻关系建立一个个的联盟圈。因此本家族存在于什么样的联盟圈，这也需要借着金文来保存相关记忆。西周铜器铭文中，有许多是为器主的妻、母及出嫁的女儿所作之器。如散伯车父鼎甲器铭曰：“散伯车父作姞尊鼎”；(1)这是散国贵族为其来自姞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王乍姜氏簋铭：“王乍姜氏尊簋”；(2)这是周王为其来自姜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提及女子的姓，也就是吹嘘自己的母亲、妻子从哪个尊贵家族嫁来，自己的女儿嫁到哪个尊贵家族去。在有些西周铜器铭文中，女子与男子并列，如《叔鼎》铭称“叔、信姬乍宝鼎，其用享于文祖考，叔、信姬其易寿考多宗永命”，(3)又如《询簋》铭“乍文祖乙白同姬尊簋”。(4)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而以这种特殊方式被记载的女子通常是尊贵的姬姓，如此更可见女性在这些社会记忆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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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周铜器铭文中，都记载器主之祖先在西周开国时的功绩，以此他们强调本家族为姬周盟邦的记忆。譬如询簋铭称：“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5)这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的祖先曾佐助文王、武王之事。师克盖铭曰：“王若曰：师克，不显文武雁受大命，匍有四方，则隹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干害王身乍爪牙。”(6)乖伯簋：“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以上铜器铭文都循着同样的叙事手法，也就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之祖先辅佐文王、武王克商的记忆。能够吹嘘此记忆的家族，应都是周开国时期姬周旧盟邦集团的成员。周之旧邦，这应是渭水流域邦国统治家族最尊贵的一种群体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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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器铭文留下的西周社会记忆中，战争是重要主题之一。许多铭文中都记载作器者受命征伐而后受赏赐之事。周人邦国对外征伐的对象很多，而其中被记录得最频繁的是他们与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之间的战争。如，令簋记载“伐楚白”之事。宗周钟记载“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因而劳师征伐之事。明公簋描述“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之事。小臣速簋记录了“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之事。《应侯视工鼎》“敢加兴乍（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此为应侯参与伐南国、淮南夷之战。西周金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周人与其西方、北方敌人作战的记载，如冬簋甲记载器主“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并有其母随军而行之事；如不期簋称“白氏曰：不期，攸方、严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此为器主参与虢季子白所领导的伐严允战事。但整体说来，由许多这一类的铭文看来，当时威胁西周邦国贵族的敌人，或周人为扩张势力而征伐的对象，大多是在渭水流域的东方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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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婚姻结盟、祖先祭祀、对外征伐等大事来说，有些铜器铭文记载的是今人看来相当末微而不那么重要的主题，如较常见于铭文的渭水流域西周贵族彼此划分田土疆界的事。这类铭文记载分田之事由，再详载新田疆的四方边界所至，记录主持分田的官员及邻近见证人等等。如《五祀卫鼎》记载裘卫从其邦君那儿得到田，并描述这田的四方边界。(7)永盂鬲从媭散氏盘等器都有类似主题的铭文。这些分田土疆界的记忆需载之于铭文，以及铭文记录此事需劳动许多来自各方的“证人”，显示西周中晚期渭水中下游各邦国间的田土争夺与纷扰相当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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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邦国贵族的记忆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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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一一举出所有的西周铜器铭文内容。以上所举的例子，几乎都是渭水流域西周王畿及其附近出土之铜器。虽然目前考古所见西周铜器的分布很广，但绝大多数仍出土于陕西西周王畿附近，可见在当时，这里的周王室及邦国贵族是最有能力掌握社会记忆（也因此掌握政治权力）的一群人。以下我们便根据这些铜器上保留下的社会记忆，来尝试重建西周时居于渭水流域的这些方国贵族的认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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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一个西周王畿附近的贵族而言，毫无疑问，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应是自己属于一个有特定领土、人民的统治者家族。这个家族群体，由一群父系男性血亲所组成，其成员包括祖先、当前族人与其后代。在铜器铭文上强调该家族祖先的光荣过去，现在本家族人（作器者）所得的荣耀（通常是王的赏赐），并期望此记忆随着铜器而传之子孙，也就是借此强调并期望该家族的优越地位得以延续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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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邦国贵族也是更大范围的、由几个邦国统治者家族构成的政治联盟圈之成员。这样的政治联盟圈，通过几个家族间的婚姻关系来建立。如姜姓的夨国统治家族，与奠、散、井等姬姓国统治者都有婚姻关系，而奠、散、井等又各自有其婚姻联盟圈，如此构成一些层层重叠或不完全重叠的圈子。因此，在铭文中提及自己母亲、妻子母家之姓（或及其国氏）以及女儿所嫁之国，这是一个西周贵族强调自己在一尊贵政治联盟圈中之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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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商之后，许多周之盟邦贵族被分封到东方与南方建立其邦国。此时他们的家族旧邦仍留在陕西王畿附近。这些留在渭水流域的邦国，虽然一般来说国土狭小，但相较于往外发展的亲族邦国来说，他们是尊贵的旧邦。今日所见大多数西周铜器皆属这些邦国之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他们多在周王庭中有特定职守，接近权力核心；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来自克商后周王的封赐，而更来自其为周人克商时的盟友。在渭水流域，许多邦国作器者在铭文中强调祖先协助周人克商之事，也就是宣称自己出身于周开国前就已经存在的旧族，是以姬周家族为中心的一个“开国集团”之成员。并不是宣称这种记忆，就能被承认为这尊贵的开国集团之一员。从这类铭文前的“王若曰”来看，这种认同必须通过周王的认可，或者通过周王的认可，其开国元勋之后的身份更能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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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铭文记载作器者参与对外族的征伐，因而受赏赐之事。除了希望以此荣耀的家族记忆，凝聚后代子孙的家族认同之外，它也表达了西周邦国贵族的“异族意识”。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四方征伐铭文，他们告诉后人，那些人群是与“我们”敌对的“他们”。异族意识也是一个群体自我界定的认同边缘。经由强调这些与敌对异族间的战争记忆，西周邦国贵族界定“我群”最外层的社会文化边界。以此来说，西周金文中经常记载周邦国贵族征讨南方、东方异族之事，值得我们注意。看来似乎是，对南方、东方异族的敌意，与来自各方的邦国联军共同征伐他们，以及刻意将这些战事记录于铜器铭文中，借此，西周贵族们强调一个更大范围的“我群”认同，包括渭水流域旧邦集团、封于东方的新邦国以及顺服于周王的东方旧族。这是我们在金文中所见西周贵族最大范畴的我群认同。总之，居于渭水流域的西周贵族曾根据其所存在的社会情境，为了某些社会目的，选择性地保存记忆于铜器铭文之中。现实的社会群体组织提供记忆与回忆的框架，决定哪些事值得被记忆。如此，他们的社会记忆产生于家族、姻亲政治联盟圈、周之开国旧邦集团以及相对于野蛮外夷的周邦国等之贵族群体圈中，他们制度化的集体回忆——在铜器上铸铭文以及用之于特定仪式，均是为这样的活动——也强化了这些群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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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初华夏对西周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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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中记载许多西周史事，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当时的人在一种新的族群认同与新社会秩序下对西周的集体回忆。这种新认同与新社会秩序便是，由战国末至秦汉逐渐成熟的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以汉帝国为代表）。人们的群体认同靠着历史记忆来塑造及强化，认同变迁也靠建构新记忆以及“失忆”来达成。因此，西周铜器铭文所留下的周人记忆，与战国至汉初时华夏对西周的集体回想之记忆，这两种记忆间的“差距”特别能反映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这样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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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全面探讨西周金文资料与先秦文献间的断裂与异例。事实上学者早已根据金文怀疑先秦文献的正确性。譬如，关于西周的礼制，学者大概都接受某些仪式、礼制在西周时的确存在，但是如《礼记》《周礼》《仪礼》中所记载典制整齐的礼乐制度，可能是战国至秦汉儒家对过去的想象与重建。以下我仅从几个方面来说明战国秦汉时人对西周的遗忘，或记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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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文献中所表现的西周记忆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渭水流域的西周邦国被遗忘了。在考古发掘以及相关铭文中，这些小邦国如夨、渔等，陆续被发现。其中，20世纪70年代在宝鸡一带陆续出土的夨国遗址、墓葬及铜器特别令人瞩目。考古资料显示，夨国是一个几乎与西周共存亡的国家。相关铭文也说明，夨国统治者家族是姜姓之族，他们与散、井、渔各国之间都有婚姻关系，也曾与散国有疆土纠纷。最后，在有些铭文中夨国之君自称“夨王”。以下，我便主要以这些与夨国有关的西周记忆，从几个主题来说明战国至汉代时人对西周的遗忘。这几个主题是：历史上的太伯奔吴问题，西周诸侯分田疆的记忆，西周诸侯称王问题以及西周的主要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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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奔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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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江苏南部的句吴崛起，进入中原政治舞台。战国到汉代的汉文典籍中，许多记载都述说长江下游的吴国王室是周太伯的后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关于此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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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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