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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初华夏对西周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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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中记载许多西周史事，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当时的人在一种新的族群认同与新社会秩序下对西周的集体回忆。这种新认同与新社会秩序便是，由战国末至秦汉逐渐成熟的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以汉帝国为代表）。人们的群体认同靠着历史记忆来塑造及强化，认同变迁也靠建构新记忆以及“失忆”来达成。因此，西周铜器铭文所留下的周人记忆，与战国至汉初时华夏对西周的集体回想之记忆，这两种记忆间的“差距”特别能反映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这样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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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全面探讨西周金文资料与先秦文献间的断裂与异例。事实上学者早已根据金文怀疑先秦文献的正确性。譬如，关于西周的礼制，学者大概都接受某些仪式、礼制在西周时的确存在，但是如《礼记》《周礼》《仪礼》中所记载典制整齐的礼乐制度，可能是战国至秦汉儒家对过去的想象与重建。以下我仅从几个方面来说明战国秦汉时人对西周的遗忘，或记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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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文献中所表现的西周记忆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渭水流域的西周邦国被遗忘了。在考古发掘以及相关铭文中，这些小邦国如夨、渔等，陆续被发现。其中，20世纪70年代在宝鸡一带陆续出土的夨国遗址、墓葬及铜器特别令人瞩目。考古资料显示，夨国是一个几乎与西周共存亡的国家。相关铭文也说明，夨国统治者家族是姜姓之族，他们与散、井、渔各国之间都有婚姻关系，也曾与散国有疆土纠纷。最后，在有些铭文中夨国之君自称“夨王”。以下，我便主要以这些与夨国有关的西周记忆，从几个主题来说明战国至汉代时人对西周的遗忘。这几个主题是：历史上的太伯奔吴问题，西周诸侯分田疆的记忆，西周诸侯称王问题以及西周的主要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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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奔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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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江苏南部的句吴崛起，进入中原政治舞台。战国到汉代的汉文典籍中，许多记载都述说长江下游的吴国王室是周太伯的后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关于此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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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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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如此，战国至汉代，及至于当代，许多学者都相信吴国王室是姬姓周人的后代；在周克殷立国之前，周文王的两位伯父，太伯与仲雍，为了避让王位而奔于江苏南部。张筱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太伯所奔之吴，就是虞，在渭水流域而不在江苏南部。夨国遗址出土后，张筱衡之说获得考古上的证实；太伯所奔之吴，就是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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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历史事件与记忆，涉及十分繁琐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论证，以及文字考据，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作详细解说。在此，我们仅从故事中太伯从西安附近奔逃到1000余公里外长江下游苏杭一带，并成为本地统治君王这样的情节，便可知这是个十分明显而荒谬的集体遗忘，或集体历史建构。由西周到战国，相关的过去被遗忘，战国至汉初之人“忘了”太伯所奔之吴是在宝鸡一带。此“遗忘”及新的历史记忆建构与华夏的形成有关。江苏南部吴国统治阶层长期受华夏影响，他们假借“太伯奔吴”传说以成为一个尊贵华夏祖先的后裔，并以华夏身份对抗侵扰华夏之国的楚国，因此当时华夏之国的贵族们似乎也相信吴国王室家族为周太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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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田与分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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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夨、散分田的《散氏盘》铜器铭文。由许多类似的西周铜器铭文看来，渭水流域诸国间的分田土疆界，或争田，应是当时相当普遍且重要的事。在战国至汉代，西周诸侯分田疆之事还保存在一个“虞芮争田”之历史记忆中。汉初注经的学者毛苌，对《诗经》中“虞芮质厥成”有如下的诠释。周文王时，虞、芮两国国君争田，久不能决。他们都认为文王是个有仁德的人，于是约好去让文王判别曲直。进入周人领域后，见到耕作的人都互相礼让田间分界之处，走在路上的人也彼此让路。进入城邑中，又见到男女分开来走，也不教老年人手提重物。到了朝中，士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虞、芮的国君说他们自己是小人，不适于到这君子的地方。于是，他们彼此让出有争执的疆土，将它变成闲放无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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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吴两字的主要部分都是“夨”，虞、吴都是夨的异体字。因此“虞芮争田”之“虞”事实上就是“夨”。“芮”就是西周金文中的“内”国，也是渭水流域的邦国，与夨国邻近。也就是说，在西周金文记忆中与散国有田土纠纷的夨国，在战国文献记忆中，早在周文王时就与内国有同样的纠纷。因此，这个战国时人对发生在西周立国之前的一段记忆显然是有所本；或许不会早到周文王时，但至少它反映了西周渭水流域各邦国争田分疆界的事实与记忆。然而在华夏形成后的战国至汉代，儒家化的华夏将周文王“圣王化”。西周邦国贵族分田土记忆的原始社会意义被扭曲，在加入新的情节后便成了“虞芮争田”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成为儒家实现其理想国的工具，被用来强化华夏英雄圣王以德服人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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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邦君称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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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周代典制、礼仪的《礼记》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中也记录孔子的话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许多战国至西汉的先秦文献都显示，当时人认为自西周以来便只有天子可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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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周金文中，经常有当时的邦君自称“王”的情形。除了上面提及的夨王外，至少还有“吕王”（吕王鬲）、“丰王”（丰王斧）、“武乖几王”（乖伯簋）、“厘王”（彔伯簋）等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中。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同周天子并无受封和统属关系的他邦君长，即包括某些以姬、姜为姓者的氐羌首领”。(9)王国维早已注意此现象。他对此的解释为：“古时天泽未分，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也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王的地位至高无二的观念尚未建立，所以诸侯在其国内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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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我们仍可对此作些补充。首先，这些称王者主要是渭水流域的邦国之君。夨国活动在宝鸡汧陇地区。与厘王有关的彔伯活动在扶风周原南部。与吕王与武乖几王有关的方国以及相关器物，都分布在灵台、武功一带。丰王一族曾与秦相婚，大约不离陕甘一带。其次，这些其统治者称王的邦国大部分是周开国集团中周人的盟友旧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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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西方邦君称王的现象，显示西周时的渭水流域可能有不同于东方的政治结构与秩序。在周人及其盟邦克殷之后，部分周人宗亲与盟邦支族被分封到东方，另一部分旧族则仍留在渭水流域的王畿附近。当时的情况或许是，接收并结合商人旧有邦国势力的封建宗法制度流行于东方，而渭水流域诸邦国仍保留部族联盟的余习。我们从西周铜器铭文记忆来看：周人的盟友邦国在克商之后仍世代传递着祖先有功于周开国大业的记忆，以此强调他们与周王的联盟关系，他们又以婚姻关系建立其政治结盟网，包括姜姓申侯与戎人领袖家族的婚姻结盟，这些都是部族联盟政治的特色或余习。人类学的研究也显示，这种以双边或多边彼此交换女性以建立政治联系的作为，是一种流行于许多部落联盟中的政治结合方式。(11)渭水流域之西周邦君经常自称为“王”，应也是此种部族联盟体制下的现象，或当时已为此过去体制之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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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有中央化（centralization）权威与由上到下层级化（stratification）统治组织的政治体。战国到汉代文献所勾勒的西周体制，强调周王无上的权威，以及层级有序的爵制及相应的礼乐制度，便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政体。在战国至秦汉华夏的形成过程里，有中央化至高王权的统一华夏国家在列国之合纵连横政治中逐步成为现实。于是西周时一些情况被遗忘，过去邦国君主称王之事已非战国至汉代时人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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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外征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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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称，早在西周建国之前，戎狄便曾攻打大王亶父所领导的姬周族。该书又提及建立西周的武王将戎人驱于北方，以及后来周穆王对犬戎的征伐，最后叙述申侯与犬戎攻灭西周之事。《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与此类似，但更详细些；除了史记的内容外，其文提及懿王时王室衰，戎狄交侵，以及懿王的曾孙宣王兴师伐戎。到了公元5世纪范晔所著《后汉书》中，西周与戎之间的史事又更丰富了。除了古公亶父、武王、穆王、懿王、宣王与戎的战争外，又增添了季历（武王之祖）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文王（武王之父）御伐昆夷、狁之戎，夷王（懿王之子）命虢公伐太原之戎，以及厉王（夷王之子）时戎狄寇杀秦仲之族，而后宣王命秦仲之族伐戎，以及最后，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而败北等西周君王伐戎之事迹。这些正史与更早的先秦文献对戎狄的记载，使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戎狄之祸与西周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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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节所言，在西周金文中渭水流域西周邦国对外征伐的方向似乎不在北方，而是在南方与东方；征伐的主要对象并非戎，而是东国、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国、楚荆等。若战国至汉的文献记载是正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周王畿附近的邦国很少记录对戎的战争，而多记录他们伐东国、东夷、淮夷、南国、楚荆等外敌的战争？若战国至汉的文献记载有误，那么为何有这样的记忆误差？从《史记》到《汉书》而及于《后汉书》，西周诸王与戎之间的战争内容愈来愈丰富；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这些“史实”十分可疑，或至少西周贵族不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西周金文与战国至汉的文献之间，在此的确有些记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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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及，西周时期姬、姜、秦、戎之间的复杂关系。周人与其最主要的姻亲及盟友姜姓族，可能都与渭水流域诸戎有密切关联。直到西周、春秋时，这两大族群中都还有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克商之后，姬周与其盟邦努力往东、往南发展；金文中出现的大量征伐南国、东夷、南淮夷的铭文，反映的便是此趋势。相对的，周人及其西方盟邦与西方诸戎关系日远。然而，即使如此，“戎”并非渭水流域西周邦国的异族外敌；周人解决与戎之间纷争的主要办法是通过婚姻结盟（如姜姓申侯家族与戎人大骆家族间的婚姻），或扶植戎中的新兴势力（如非子部族的秦人），而非征伐。最后结束西周的申侯与犬戎之乱，其性质应介于内乱与外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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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东迁后，犬戎之祸的历史记忆，以及所有西周邦国与北方部族间的冲突经验与记忆，使得周之邦国对北方部族采取严峻的防堵与征伐政策，此防堵政策促使或加快北方部族的游牧化。相对的，北方部族的游牧化也促成或加快南方诸夏、华夏邦国贵族我族意识的凝聚。也就是说，华夏对其北方、西北“戎狄”之异类感与敌意，是促成华夏认同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华夏边缘”。东周时，据《史记》记载，“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镕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个从陇西到燕山之北的一条线，便是此北方华夏边缘。因此，东周以至于汉晋时的华夏重新找寻、建构一个关于戎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强调自周开国前以来戎人一直都是周人及华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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