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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记得？为何遗忘？为何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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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荡与因此造成的人口迁移、文献流失，是造成失忆的原因之一。西周末年，申侯与犬戎发动政变，周幽王在动乱中被杀，继位的周平王及其邦君、贵族们逃离渭水流域。在逃亡前许多铜器被贵族们仓促埋入土中，由铭文传递的记忆也随之中断。其他材料记载的文献也可能在动乱中流失。这是战国时人对西周渭水流域一般情况失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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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乱中文献流失，不是造成一个社会对过去失忆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遗忘，由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重整社会记忆的机会。尤其在一个大变局之后，社会需重整社会记忆，以重新凝聚社会价值，重新界定社会人群的范畴。因此人们选择、重组、遗忘过去，以使之符合新的社会现实。由此观点，以下我要说明造成战国、汉代时人对西周的记忆、遗忘与误记的最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形成。华夏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西周亡于戎的记忆，以及春秋时期华夏的驱戎，使得战国至汉代的华夏忘了“戎”原是姬姓、姜姓的盟友或本族支系，而将之视为自周开国之前一直存在的敌对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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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华夏边缘同时形成。然而促成华夏我族意识萌芽最重要的“华夏边缘”，应是华夏对戎狄之异类感造成的其北方我族边缘。春秋战国文献叙事常以“戎狄”与华夏、诸夏作对比，此亦证明较明确的华夏族群边界先出现在其北方。在东方与南方，华夏之族群边界尚在调整之中。为了现实的族群利益，有些原来的蛮夷被纳入华夏之中，这可由重整历史记忆与遗忘来达成。如春秋末期，在华夏需借重东南的句吴来对抗楚国的时代背景下，华夏与句吴的领导家族一同将“太伯奔吴”的记忆移植到句吴的祖先身上。由此，句吴王室成为毫无问题的华夏子孙。相对的，渭水流域的夨国以及句吴原来的祖源记忆，都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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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夏族群意识逐渐形成，但在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集团仍处在分裂的状态。战国儒家是一个统合有序之华夏理想国的设计者。“西周”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建构中，成为拥有中央化王权之帝王与阶序化大小诸侯，共同组成的和谐、统一理想国。在这种背景下，西周时渭水流域以婚姻为联系的部族联盟余习，以及邦君称王之俗，都被遗忘。西周邦国贵族争田分疆界的记忆，也成了儒家化华夏圣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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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记忆与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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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以一些西周铜器铭文与战国至汉代文献为例，说明由西周到汉代哪些记忆被记得，哪些被遗忘或误记。显然，人们仰息其间的社会群体认同体系（包括家庭、家族、族群、部族、国家等）提供集体记忆与回忆的架构。社会群体认同变迁，则导致人们的集体失忆与重建新记忆，以排除部分成员或召纳新成员。战国至秦汉时期，华夏认同与统一的华夏国家形成，同时进行的便是当时人对“历史”的集体回忆、失忆、修订，他们对西周部分情况的失忆、误记与想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后来中原帝国的统治阶层有时并非华夏或汉人（如所谓征服王朝），但战国至汉初华夏作者留下的历史记忆，包括西周与戎狄的记忆，一直是中原帝国内重要的社会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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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代学者建构了华夏古史系统，这倒不是个新说；史家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这样的看法，并造成喧腾一时的古史辨运动。然而当时经过一连串冗长的辩论后，特别是在“科学的”方法如考古学、民族学被用在史学研究（以当时傅斯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研究为代表）之后，顾颉刚被认为只是拆穿了一些虚构的古史，但对于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并没有太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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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应如何重新了解顾颉刚“古史辨”之学术意义？首先，我们应了解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此背景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战国至汉初华夏作者们选择性地保留、修订与建构华夏历史记忆，其时代情境背景是此一时段中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的形成。在此之后虽有魏、辽、金、元、清等北族入主中原，但此体系并未有巨大变更。这个庞大的族群认同与政治体系（也是人类生态体系）遭遇重大调整的时代是在清末至民国成立时的前二三十年间。此便是，世界国族主义潮流下的中国国族建造；将以华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中原帝国，改造成以中华民族——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之集结——为基础的新民族国家。在此巨大时代变迁下，自然，民国成立前后有一波对中国古史的集体回忆（包括争议）、失忆与重新建构的浪潮，包括今日学者们论之甚详的晚清“黄帝子孙历史”争论。(12)古史辨运动，也是此浪潮的一部分。当时参与此古史辨之学者众多，他们对各个古代圣王存在与否，以及其所代表之民族等议题殷切关注，并相互激辩。这些都显示，他们并非是要否定古史，而是相反，殷切盼望为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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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顾颉刚虽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这样的历史卓见，但他未能察觉当时他参与的疑古、信古与重建古史争议，仍是为合理化“现在”（科学、民主与民族统一之当代中国）的新一波古史建构。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的群体与文化认同如何影响其回忆，以及人们如何以“过去”来合理化“现在”，以及合理化对理想未来的追求。但我们无法以此苛责顾颉刚。无论如何，西方两个社会记忆或集体回忆理论的先驱哈布瓦赫与巴特利特与顾颉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经典著作完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13)然而几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著作才广泛影响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14)特别是在族群认同及国族主义等问题上。此也显示，由于生活在“历史”所造就的世界中，因此人们普遍对于“历史”之建构性缺乏基于社会记忆的认识；这一方面，古今中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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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言：《扶冈庄白大队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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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合心：《陕西省周至县发现西周王器一件》，《文物》197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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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尚志儒、樊维岳、吴梓林：《陕西蓝田县出土叔鼎》，《文物》197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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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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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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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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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第5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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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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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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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明珂：《西周夨国考》，《大陆杂志》1987年（第75卷）第2期，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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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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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中国国族近代建构过程中“黄帝子孙”之讨论，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以及拙作《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卷）第3期，第583—624页；与《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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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特利特之名著为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哈布瓦赫之经典著作为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该书原始版本见Les Travaux de L’Année Sociologique （Paris: F. Alcan,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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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ddleton & Edwar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2–4;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pp.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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