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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古文化遗存显示，苏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文化是相当灿烂的；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它不只是接受者，也是贡献者。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打破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起源一元说，而长江下游的考古发现，即在这方面作出相当的贡献。在有关太伯奔吴的文献记载中，商代晚期的苏南一带经常被描述成蛮荒地区。这其实反映着华夏族群形成后，在族群中心主义偏见下华夏对边缘地区及边缘人群的观念。事实上与考古所见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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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北阴阳营期或良渚文化时期到商周时期，苏南地区持续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西周青铜器出现在此地，不能作为商末太伯率领移民来此的证据。再者，新石器时代晚期苏南地区的社会分化已达相当程度。某些墓葬中大量使用玉器殉葬；由采集材料到制作这些玉器需耗费许多的社会人力，因此拥有这些玉器也代表拥有足以掌握大量社会人力资源的权力或财力。由于长期与北方地区已在有文化接触，当地社会领导阶层又已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社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因而在此情形下，来自渭水流域的太伯是否能取代当地的领导阶层，这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因此，太伯奔于句吴之说并不能得到考古学上的支持，反而在某些方面，考古材料反映了这一历史记载的虚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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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西周墓葬与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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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被当作是太伯奔吴证据的长江下游西周墓葬及有关青铜器。这些被称作西周墓葬的遗存，被发现在江苏句容浮山果园，丹徒大港母子墩、磨盘墩、烟墩山，溧水乌山，仪征破山口，丹阳司徒，南京浦口等地。浮山果园西周墓发现有西周时代的陶鼎、陶鬲与几何印纹硬陶、原始瓷豆等。铜器只有1件铜戈。(21)溧水乌山一、二号墓出土铜鼎、铜方鼎、提梁卣等西周器，同时也有陶器与原始青瓷。(22)丹阳出土的是窖藏，铜鼎有烟炱痕，铜簋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23)南京浦口出土西周末期到春秋初期的青铜器，形制简朴，范铸痕清楚。各器底部都有浓厚的烟炱痕，有的还有修补痕迹。(24)母子墩出土青铜器较多，计有青铜礼器9件，铜兵器百余件（大多是镞），车马器数百件（大多是小甲泡）。另外也发现了几何印纹陶及原始瓷器，其中有6件青瓷豆。出土宜侯夨簋的烟墩山遗址中，发现铜器共14件，也有“青釉陶豆”1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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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墓葬除了出青铜器外，它们还有一些本土特色：大多伴有几何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且大多建在土墩上。由这两点来看，它们与其他广泛分布在苏南的土墩墓没有太大的区别。部分铜器上的纹饰，与当地陶器上的几何印纹相同或相似。(26)这些青铜器制作与埋藏的年代，最早在西周昭、穆王时期。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苏南与中原早已有双向的文化互动。因此，苏南出现的所谓“西周青铜器”很可能是当地贵族模仿中原器物之作，部分也可能是当地贵族收集的中原产品。若要将这些墓葬当作是周人墓，在考古证据上不够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这种苏南西周青铜器都有经过长期使用的痕迹，而北方殉葬的商周青铜器大都纯为礼器；显示这些器物对于苏南贵族而言，有不同于它们对中原商周贵族的象征意义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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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烟墩山宜侯夨簋上的铭文，是支持太伯奔于苏南者最常引用的证据。铭文中记载虞侯夨改封于“宜”之事；虞侯之父为虞公。唐兰及许多学者皆认为虞与吴相通；由出土地点证明“宜”在江苏丹徒一带，虞侯夨就是仲雍的曾孙周章。因此，他们认为宜侯夨簋的出土，证实了太伯奔于句吴之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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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根据这篇器铭，黄盛璋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依据铭文中“锡（赐）在宜王人十有七姓，锡郑七伯”，认为“周初淮河流域为徐戎、淮夷等族所隔阻，远未达到长江下游，丹徒一带不可能有周贵族在宜，十有七姓，也不可能将郑之七伯锡到这里”。他认为“宜”必近郑；本器后来被带到丹徒去，才因此出现在丹徒烟墩山墓中。他并由铭文记载，周王先省览武王、成王伐商图及东国图，然后到“宜”举行改封仪式，认为“宜”在东国，又是畿内直辖，可能即后来的宜阳。(28)董楚平则认为南方的吴或虞是由北虞分出，初封可能在江北仪征一带，后来南迁丹徒或其附近。(29)由此可见，根据本器铭文来解释句吴王室源流，学者们的意见也相当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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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根据宜侯夨簋证明太伯奔句吴之说，主要是因为在文字学上虞、吴两字可通用。在宜侯夨簋铭文上，“虞”字从虎从夨。据李学勤考证，此字为从吴省声，是虞字的异构。(30)也就是说，吴与夨是相通的。周法高对此也早有说明；他指出：吴字省“口”就是夨，如周字省去“口”作“用”是一样的。(31)因此，综合许多学者的举证及意见，以及宜侯夨簋铭文中虞字的形构，都说明构成虞、吴的一个主要成分是夨。夨与吴可相通；虞、吴都是由夨演变而来。(32)如果“虞侯”出现在苏南的器铭中，使得学者忽略由陕西到苏南的山水隔阻，而相信太伯曾远奔到此。那么，如果在陕西也发现与“吴”有关的考古证据，是否能更合理地说明太伯所奔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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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考古学证据：渭水中游的夨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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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江下游的句吴距陕西岐山太远，许多历史学者如崔述、刘节、童书业等，均怀疑在周克商之前周太伯为了避让王位是否可能，或是否有必要，奔逃到如此遥远的异邦。(33)但对于太伯所奔之吴究竟在何处，则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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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重器散氏盘，铭文记载夨、散二国割土约剂之辞。张筱衡认为夨国即吴国，也是虞、芮争田之虞国。陇县一带有吴山，夨之得名与吴山有关，因此夨国应位于吴山所在的陇县一带。(34)他的看法为太伯所奔之吴提供一新说，但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20世纪70至80年代，夨国遗址及遗物纷纷出土于陇县、宝鸡一带，所出器物大多是西周早期之器，也有部分中、晚期器。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夨国的存在及其时代和地理位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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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考古发现以及有关出土器物铭文的研究，考古学家认为夨国早在商末周初就活动在汧陇河谷台地，主要存在时代与西周平行。夨国确切的位置或其较集中的活动范围，约在汧水上游的陇县到下游的宝鸡一带。根据出土器物及铭文显示，夨国东与姬姓的散、井等国为邻，南与渔国为邻，而夨国之君与这些国家的领导家族间都有婚姻关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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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益根据夨国考古遗存发挥张筱衡之说，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就是夨国，也就是虞国。他与张筱衡的意见可归纳如下：（1）夨之得名与吴山有关，吴山在陇县西，汧水之南；（2）传说中的“虞芮争田”之虞便是夨国，因与岐山周原很近，虞芮两国的国君才可能去到那里找西伯（文王）解决争端；（3）“太伯奔吴”传说中的吴也是夨国，除文字上的关联外，还有吴山为证；（4）周灭商之前的“荆楚”在今阡阳县，阡阳位于汧水中游，吴山在其西；由此也证明太伯所奔的吴或荆蛮是在汧水流域一带。(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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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筱衡与刘启益之说，尤其是在地理上，似乎解决了千古以来学者对于太伯传说的怀疑。但黄盛璋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夨国非吴国亦非虞国。他提出的理由如下：（1）从文字的形音义上来说，夨不是吴或虞；（2）夨国不是姬姓，而吴是姬姓国；（3）吴山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汧山，后来才改为吴山。(38)我们若仔细探索黄盛璋对此说的质疑，可发现他的看法不能完全成立。首先，黄盛璋以汉代著作《说文解字》之例，并不能说明西周时夨的字音与字义；毕竟两者在时代上差了1000多年。而且，西周时的夨国完全不见于历史文献中，我们不知道夨作为国名时的读音及含义。其次，汉代文献称吴山本名为汧山，或说古文为汧山，只说明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献中它被称为汧山，并不表示吴山之名是战国之后的人所创造的。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说：“自周尊汧山为岳山，俗又谓之吴山，或又合称吴岳。”(39)依他的看法，吴山是汧山的俗名或别称。现在由于夨国遗址发现在吴山附近，以及相关的铭文考释，使我们得以接触到汉代人难以窥见的资料，证明至少在西周时这里就被称作“吴”或“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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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夨国之姓的问题，我曾由“夨王”与邻近国家的婚姻关系，姜姓的吴岳（大岳）传说，以及夨国邻近吴山的位置，推证夨国王室应为姜姓。(40)因此我同意黄盛璋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意见——夨是姜姓国。但是夨为姜姓国，并不因此否定太伯所奔之吴即为夨。太伯传说中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太伯去国奔吴”或“太伯奔荆蛮”，二是“太伯成为荆蛮的君主”。以前者来说，这是很普遍的由于继承造成的政治性出走或分家，后者则是带有明显华夏族群中心主义歧见的历史记载。如果我们将太伯是否成为吴的君主当作未知，只以“太伯去国奔吴”这件事来看，则太伯所奔之吴国并不必是姬姓国。周人与姜姓族有密切的婚姻关系早为学者们所熟知。据文献记载，古公（太伯之父）的妻子也是来自姜姓。一个失意的王子，逃到母舅的国里寻求安慰与保护也是合理的。西周将亡之时，太子宜臼（平王）曾奔于姜姓外公的国（西申）里。因此太伯所奔的吴，很有可能便是姜姓的夨，就在宝鸡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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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荆蛮”与汧水、吴山一带的地理关系，刘启益以先秦文献及金文说明荆便是楚，荆、楚常连称。他又指出，周原甲骨卜辞中有“楚子来告”，此楚曾附于周方伯，其位置应离周原不远。他与张筱衡都引《水经注》中“楚水又南流注于渭”，及《元丰九域志》“凤翔府，虢，有楚山”，证明楚在今汧水中游的阡阳县。(41)刘与张的这个说法，虽然还需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但是西周建国之初或更早的楚或荆楚，与春秋时人观念中的荆楚，的确可能所指不同。扶风庄白大队出土的墙盘铭文中提及“苰鲁昭王，广能荆楚”。(42)虽然春秋以来，即以此荆楚等同于春秋时楚国所居（长江中游一带），但事实上昭王南征之荆楚是在何处仍值得探讨。出土于岐山县董家村的五祀卫鼎，记载当地贵族划分田界的约辞。参与公证者中有“荆人”与井人；(43)我们可以怀疑当时这“荆人”是远来自湖北或江淮的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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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可能与汧山（岍山）、汧水中的地名“汧”，或西周金文中的国名“井”有关。小篆中“荆”作；但以金文证之，在西周时“荆”从井作。刘节曾指出，汧或岍原来是从井的；他由出土彝器及铭文证明井人所居可能在今汧水流域。(44)由西周金文中，我们也知道夨、散之间有“井邑田”；井又曾与宝鸡茹家庄、纸坊头的渔国通婚。(45)井之所在应距宝鸡不远。荆、井、汧等这些古文字上错综复杂的问题，还待文字学家去厘清。在此，我且举一个尚待验证的假设：可能在西周建国之前，周人观念中即已有地名为井（或荆），为偏远蛮荒之地，这个地方就在汧水流域到宝鸡一带。后来由于文字的增衍及人群的流变，当地的地名分化为汧（水名）、岍（山名）、井（国名），而“荆”后来成为蛮荒之地的代名词；它作为一种华夏南方族群与空间边缘概念，其指称内涵随着华夏的成长往外推移。对于荆蛮最原始的指称地，及此地名或人群概念的漂移等问题，我们还需有更多的资料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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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陈列了两种有关“太伯奔吴”的考古学证据。虽然“夨国说”看来较为合理，但我们还需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此说。至于“句吴说”，我认为主张此说者所提出的考古学证据，事实上难以成立，或至少是不充分的。这个说法仍需面对一个老问题：太伯何需，或是否有可能奔逃到长江下游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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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得承认，“过去”对现代人而言有如一个“异国”，(46)对于在那国度里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会受到当代的“理性”所限。对于许多历史学者而言，当代的社会现实（如江苏南部是中国的一部分，苏南的人是毫无疑问的华夏），与历史文献记载（太伯奔吴），都塑造着学者的“理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考古资料也被用来合理化我们对过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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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借各种文献及文物来证明太伯曾奔于苏南，春秋时苏南之国的统治家族是否也能寻找、运用各种社会记忆来证明自己是华夏之裔呢？由于了解今人的“理性”，我们也可以尝试探索古人的“理性”。因此，以下我将由另一种角度来探讨太伯传说。由这个角度，我们探讨的主题不是太伯传说中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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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记忆的太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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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不完全是“历史事实”，这是所有历史学者都同意的。因此，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在许多文献记载的比较中“去芜存菁”，以找出“历史事实”。对于许多历史学者而言，这就是历史工作的全部。但是，愈来愈多的史家对于“芜”感兴趣；如果它不是历史事实，那么为何它会被编造出来，而且被记载流传？由此观点，历史记载可以被当作是一群人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固然大多是根据过去发生的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创造、扭曲、假借而产生的虚构性集体记忆，或至少都是选择性的，以符合某社会群体所认知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由此角度来探讨“太伯奔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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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产生这说法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1—前476年）的社会背景。公元前771年，西周因戎祸而结束，东迁后的周王室失去实质上号令诸侯的地位。这时期留下的历史记载，或是春秋战国时人所记得的，主要是周所封诸侯与蛮夷戎狄相争，以及他们之间互争领导权的记录。这些周所封诸侯自称“夏”或“华”或“华夏”，以别于他们心目中的蛮夷戎狄。这些历史记忆显示，在春秋时期华夏的族群范围逐渐明确化；一方面以相同的自称来凝聚“我族”，一方面以蛮夷戎狄等异族概念来排除他族，以划定华夏的族群边界。也就是说，定义及辨别谁是华夏，以及争夺“诸夏”（许多华夏之国）的领导地位，对于春秋列国之领导贵族来说非常重要。这时有几个处在华夏边缘的政治群体，如渭水流域的秦，长江中游的楚，以及长江下游的吴、越等国，大量吸收华夏文化并迅速发展，因此先后卷入中原诸夏的政治活动中。就是在这族群与政治环境下，先秦文献中留下许多关于这些“华夏边缘”之国统治家族祖先起源的复杂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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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称太伯后裔的吴国王室来说，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对吴国较深切的了解始于吴王寿梦时期。这时南方的楚国崛起，侵陵诸夏，中原诸夏的安危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吴王寿梦时，楚国的大夫申公巫臣投奔晋国。他又从晋国出使吴国，教吴国如何用兵及车战以牵制楚国。吴国从此卷入华夏的政治之中；当时是公元前585年。(47)华夏历史文献对于在此之前的吴国只有太伯传说记载以及太伯到寿梦的王室世系，这也证明在寿梦之前吴与中原华夏诸国的往来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