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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太伯到寿梦的吴国王室世系,《史记》中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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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鸠夷立。疆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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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谱系中显然有两种不同的世系,表现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名上。最早的四代人名中都带有伯、仲、叔、季等称号,这是周人的命名习俗。此后到寿梦共十五代,诸王的名字都与这周人命名习俗无关。主张这是吴国王室的真实谱系者,或能将之解释为周人东迁后“从蛮夷之俗”的反映。但是,这更像是将一个周人谱系安置在当地领导家族原有谱系之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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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寿梦的下一代,周人命名习俗又出现在他第四子的名字“季札”上。季札在吴国历史上是个特别的人物。他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没有成为吴王,也没有丰功伟业,却能被历史记载下来。根据《史记》的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其中季札特别贤能。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札不肯受,于是寿梦先以长子诸樊摄国事。寿梦死后,诸樊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还是不肯接受,逃位耕田去了。于是诸樊继承王位。王诸樊死时,传位给他的弟弟余祭,希望如此兄弟相传,最后得以让季札得位。因此余祭又传位给余昧。余昧死,遗命传位给季札,季札又避位逃走。(48)由这个季札逃位让国的记载中,我们可见到太伯传说的影子。太伯故事像许多传说故事一样,不断地被重述。《吴越春秋》中对于太伯故事的记载,除了与《史记》相似的内容外,还增添了一些情节。如古公死前,令季历让国于太伯。古公死,太伯、仲雍归来赴丧,并且再一次让国不受,返还荆蛮。与《史记》中的版本相比较,《吴越春秋》中的太伯故事,与季札兄弟间的让位就更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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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索历史记载中季札这个人。《左传》中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子派季札出使至鲁。季札来到这个保存周礼最好的周人宗亲之国时,他要求观赏周人礼乐。在观赏中,季札对每一节都有恰当的叹美之词。然后他又到齐、郑、卫、晋等中原上国,对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以礼以德多有建言。与《左传》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史记》之中。这些文献表达着,季札虽出身于边远的吴国,但他对于华夏文化有深切的了解与爱慕。也就是说,华夏的历史记忆特别强调季札深受华夏礼乐教化的行为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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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季札与太伯奔吴历史记载的关系,我们须再提起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关于记忆的研究。(49)他曾做过一些有关个人记忆的著名实验,说明当人们在回忆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是在重新建构这个故事,以使之符合自己的心理构图(schema)。他所谓的“心理构图”,就是由于人们过去经验与印象之集结,而形成的个人或社会群体的一种态度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该群体中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结合过去的记忆,来印证自己对外在世界的印象。因此,在回忆时我们是在自己的心理构图上重建过去。(50)由此角度,我们可以思考华夏历史文献(一种集体记忆)对季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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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的事迹,以及华夏对此的记忆,也许说明了太伯传说的由来。太伯逃位奔吴传说,是周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当崛起于苏南的吴国逐渐接触华夏,而他们的上层领导家族深度华夏化时,他们逐渐有了如华夏的“心理构图”。在此构图上,过去的历史记忆(太伯传说),被他们与华夏共同用来合理化他们的华夏身份。他们将当时所知的太伯世系,与本家族的世系衔接起来(并遗忘一些祖先);这便是吴为周人后裔之说,以及《史记》中吴国王室世系的由来。在发现自己是太伯后代后,他们的行事也更遵循华夏的道德典范,以符合自身华夏倾向的“心理构图”。因此,太伯让国之事在季子兄弟身上重演,而季子本人深度华夏化的言行,更是华夏认同下的一种表征与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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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自我宣称华夏即可获得此种身份,吴国统治者的华夏认同还需得到其他华夏的认可。据《论语》《左传》《国语》等古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不但吴国君王自称是周人之后,许多华夏上层人物包括鲁君、晋君等诸侯以及孔子,也都认为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51)在此,如季子这般深度华夏化的吴国贵族应是关键人物。季子兄弟让国的事,中原诸国或有耳闻。而季子个人在周游列国时所表现的深度华夏化,也让华夏诸国贵族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吴人站在诸夏这一边与楚为敌。根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吴王劝随国不要藏匿战败的楚王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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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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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楚国威胁到许多华夏的安危时,吴国俨然成为周之子孙的保护者。吴王是否曾说出这些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保留在华夏的历史记载中,成为华夏的集体记忆。因此,当春秋时期诸夏受到秦、楚等国及戎狄的侵扰时,中原诸夏应当乐于发现在南方有个“兄弟之国”(而非蛮夷之邦)能为周之子孙效力。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后,得到盟主之位的吴王夫差志得意满,遣人向周敬王致意邀功。他所说的,仍是夸耀自阖闾以来吴国为“兄弟之国”所立的功绩,而周敬王也口口声声称夫差为“伯父”。(52)这些华夏的文献记载,一再肯定吴国王室的华夏身份,但是我们也可由此看出,诸夏认可吴国王室家族为华夏的族群利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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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句吴王室成为太伯后裔,可说是句吴与华夏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句吴王室吸收华夏文化(包括华夏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找到太伯传说,以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华夏在族群利益抉择下,也以“太伯奔吴”的历史记忆来证实句吴王室的华夏身份。而句吴王室成员季札的深度华夏化,可理解为他以言行来证明自己的华夏身份;华夏的历史记载也因此特别记得季札的事迹,以认同他的华夏身份。最后,所有这些句吴与华夏双方面刻意强调句吴王室之华夏性的努力,反而显示了句吴由华夏边缘进入华夏族群核心时的族群认同危机。就是这种危机,使得句吴王室需要以言行(季札的华夏化言行,以及吴国对楚国的征伐)来强调华夏认同,也使华夏有需要在历史上特别记得吴国王室的这些华夏化言行。(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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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与奥贝塞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之间,有一场关于历史与文化结构的绵长辩论。这场辩论的背景是,根据许多文献记载,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1779年抵达夏威夷。在一场祭典中他被土著尊为神,后来又被土著杀害。萨林斯认为,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被土著尊为神),成为当地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化结构,在夏威夷历史中不断被重复(土著将外来白人当作有神性的酋长)。(54)奥贝塞克拉则指出,事实上库克船长并没有被土著神化,而是被有文化偏见的西方船员、旅行者、人类学家神化了。他认为这种“西方人到野蛮地区被当地人尊为神”,是西方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萨林斯所谓“神话的创造”,不只在土著中,也发生在包括人类学家的西方人之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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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传说与库克船长的事迹,可说是同一故事模式的不同版本。这种故事模式——高等文明的人到野蛮地区被尊为神或酋长——不只是奥贝塞克拉所谓西方人的偏见,而是人类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普遍现象。“寻找一位外来的祖先或神”或“寻找到野蛮地区被尊为神或酋长的祖先”,普遍存在于土著与华夏(或夏威夷土著与欧美白人)的文化与认同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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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兄弟间的让国,重复太伯兄弟让国此一历史事件;这就是萨林斯所谓在历史结构中重复实践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结构的基础其实只是历史记忆,而不必是历史事实。因此,奥贝塞克拉对库克船长故事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是合理的。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神话”与“历史”在人群认同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除了探讨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曾发生之外(如,是否有太伯迁到苏南?是否真有库克船长在夏威夷被土著尊为神?),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过程中,一个“历史事件”或“被创造的神话”得到了它特别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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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化的策略: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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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只是在“历史事实”之外,提出一种对太伯奔吴传说的解释。在关于句吴的历史文献上,我们难以再进一步证实这个解释。但是,如果将眼光顾及许多华夏边缘人群成为华夏的例子,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这种解释在理解所谓“华夏化”时有其普遍性。也就是说,由吴国王室华夏化与太伯传说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华夏边缘人群华夏化的普遍策略,那就是,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而对于华夏而言,“寻回失落的先人后裔”是他们认可某华夏边缘人群为华夏的办法。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华夏与进入华夏的人群共同建立新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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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借祖先传说的例子,在中国历史记载中不胜枚举。春秋时期,与吴国同处于华夏边缘的国家有秦、楚、越。关于秦王室的族源,《史记·秦本纪》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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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舜赐姓赢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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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世家》中也记载楚王室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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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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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中越王的家世也与华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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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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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华夏第一次调整其族群边界。这时吴、越、楚、秦等国王族成为华夏这一过程,似乎皆由其上层统治家族寻得或假借华夏祖先,以及由华夏赋予一华夏祖先记忆,这样的双向互动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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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魏晋,华夏不断以华夏祖先记忆赋予移入中原王朝之域的“五胡”政权之统治者家族身上。《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59)《后汉书》中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60)《晋书》中记载,鲜卑慕容云的家世为“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61)同书中对于另一鲜卑人慕容廆族源的记载则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62)又同书中,匈奴右贤王之后的赫连勃勃对他人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63)魏晋时期迁入关中的许多被华夏称作“羌”的豪酋家族,也因此得到其华夏祖先。如《晋书》中记载,“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64)《隋钳耳君清德颂》石碑中称一个羌人大姓钳耳之族,“本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65)《元和姓纂》中也记载,党姓之羌自称夏后氏之后。(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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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吴国的例子中,吴国的统治者找到自己的祖源,而华夏也找到失落祖先的后代,华夏化顺利完成。然而在有些例子中,有时华夏认为找到其失落祖先的后代,但该人群却不肯忘记原来的祖源,或者创造出其他祖源,因此置其身于华夏认同之外。在文献记载中,有“箕子奔于朝鲜”的历史记忆,但后来朝鲜半岛上的王国却保有或创造朱蒙、檀君等开国祖先之历史传说,此便是一个例子。(67)至于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君长家族,他们有些假借或接受华夏的祖先记忆,同时假借华夏之姓,而成为华夏。有些则不接受华夏的祖先记忆,同时坚持其部族与家族认同,也因此他们被华夏视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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