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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应如何重新了解顾颉刚“古史辨”之学术意义？首先，我们应了解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此背景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战国至汉初华夏作者们选择性地保留、修订与建构华夏历史记忆，其时代情境背景是此一时段中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的形成。在此之后虽有魏、辽、金、元、清等北族入主中原，但此体系并未有巨大变更。这个庞大的族群认同与政治体系（也是人类生态体系）遭遇重大调整的时代是在清末至民国成立时的前二三十年间。此便是，世界国族主义潮流下的中国国族建造；将以华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中原帝国，改造成以中华民族——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之集结——为基础的新民族国家。在此巨大时代变迁下，自然，民国成立前后有一波对中国古史的集体回忆（包括争议）、失忆与重新建构的浪潮，包括今日学者们论之甚详的晚清“黄帝子孙历史”争论。(12)古史辨运动，也是此浪潮的一部分。当时参与此古史辨之学者众多，他们对各个古代圣王存在与否，以及其所代表之民族等议题殷切关注，并相互激辩。这些都显示，他们并非是要否定古史，而是相反，殷切盼望为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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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顾颉刚虽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这样的历史卓见，但他未能察觉当时他参与的疑古、信古与重建古史争议，仍是为合理化“现在”（科学、民主与民族统一之当代中国）的新一波古史建构。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的群体与文化认同如何影响其回忆，以及人们如何以“过去”来合理化“现在”，以及合理化对理想未来的追求。但我们无法以此苛责顾颉刚。无论如何，西方两个社会记忆或集体回忆理论的先驱哈布瓦赫与巴特利特与顾颉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经典著作完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13)然而几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著作才广泛影响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14)特别是在族群认同及国族主义等问题上。此也显示，由于生活在“历史”所造就的世界中，因此人们普遍对于“历史”之建构性缺乏基于社会记忆的认识；这一方面，古今中外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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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言：《扶冈庄白大队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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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合心：《陕西省周至县发现西周王器一件》，《文物》197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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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尚志儒、樊维岳、吴梓林：《陕西蓝田县出土叔鼎》，《文物》197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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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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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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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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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第5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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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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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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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明珂：《西周夨国考》，《大陆杂志》1987年（第75卷）第2期，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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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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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中国国族近代建构过程中“黄帝子孙”之讨论，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以及拙作《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卷）第3期，第583—624页；与《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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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巴特利特之名著为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哈布瓦赫之经典著作为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该书原始版本见Les Travaux de L’Année Sociologique （Paris: F. Alcan,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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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ddleton & Edwards,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2–4;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pp.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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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九章 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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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随着华夏的扩张向外漂移，这是借由两种变迁过程来达成的：其一，华夏心目中异族概念向外漂移的过程，这是下一章的主题；其二，华夏边缘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以成为华夏的过程，这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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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江苏一带的人毫无疑问是华夏。但是，在战国以前这里的人曾被华夏称作“荆蛮”。春秋时期，苏南吴国的王室曾假借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这便是苏南地区人群华夏化的重要关键。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吴国王室的起源及其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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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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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记载，偏居东南的吴国王室是周人后裔。由于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及其他有关西周考古材料的出土，有些学者认为，“太伯奔吴”的历史记载在此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因此更确信在商末曾有太伯为首的一支周人，由陕西周原迁至长江下游。在另一方面，由于渭水中游的周原与苏南句吴在地理上隔得相当远，许多历史学家怀疑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1)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太伯所奔之吴可能不是东南沿海之吴，而是渭水流域的夨（吴）。20世纪70年代，夨国遗址在陕西省宝鸡附近的汧水流域被发现后，这个说法也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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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说明，目前的考古证据难以支持太伯曾奔于苏南的说法；太伯可能只是逃到宝鸡的夨国去。但是，只否定太伯曾奔于苏南是不够的。一个历史记载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为了某种现实理由，社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因此，春秋时期为何有“句吴王室为太伯之后”这样的社会记忆保留下来，值得我们深究。关于这一点，我将以华夏族群边缘人群“寻得或假借华夏的祖先”以及华夏“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来解释句吴为太伯后裔之说的由来。并说明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因此，由春秋吴国王室家族的华夏化，以及汉魏晋南北朝时其他北方民族华夏化的例子，可以说明“找寻失落祖先的后裔”及“寻得或假借一个祖源”这样的双向或单向认同活动，是华夏改变本身族群边界及华夏边缘族群华夏化的一种基本模式。这也是人类族群认同与族群认同变迁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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