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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如此，战国至汉代，及至于当代，许多学者都相信吴国王室是姬姓周人的后代；在周克殷立国之前，周文王的两位伯父，太伯与仲雍，为了避让王位而奔于江苏南部。张筱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太伯所奔之吴，就是虞，在渭水流域而不在江苏南部。夨国遗址出土后，张筱衡之说获得考古上的证实；太伯所奔之吴，就是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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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历史事件与记忆，涉及十分繁琐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论证，以及文字考据，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作详细解说。在此，我们仅从故事中太伯从西安附近奔逃到1000余公里外长江下游苏杭一带，并成为本地统治君王这样的情节，便可知这是个十分明显而荒谬的集体遗忘，或集体历史建构。由西周到战国，相关的过去被遗忘，战国至汉初之人“忘了”太伯所奔之吴是在宝鸡一带。此“遗忘”及新的历史记忆建构与华夏的形成有关。江苏南部吴国统治阶层长期受华夏影响，他们假借“太伯奔吴”传说以成为一个尊贵华夏祖先的后裔，并以华夏身份对抗侵扰华夏之国的楚国，因此当时华夏之国的贵族们似乎也相信吴国王室家族为周太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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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田与分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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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夨、散分田的《散氏盘》铜器铭文。由许多类似的西周铜器铭文看来，渭水流域诸国间的分田土疆界，或争田，应是当时相当普遍且重要的事。在战国至汉代，西周诸侯分田疆之事还保存在一个“虞芮争田”之历史记忆中。汉初注经的学者毛苌，对《诗经》中“虞芮质厥成”有如下的诠释。周文王时，虞、芮两国国君争田，久不能决。他们都认为文王是个有仁德的人，于是约好去让文王判别曲直。进入周人领域后，见到耕作的人都互相礼让田间分界之处，走在路上的人也彼此让路。进入城邑中，又见到男女分开来走，也不教老年人手提重物。到了朝中，士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虞、芮的国君说他们自己是小人，不适于到这君子的地方。于是，他们彼此让出有争执的疆土，将它变成闲放无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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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吴两字的主要部分都是“夨”，虞、吴都是夨的异体字。因此“虞芮争田”之“虞”事实上就是“夨”。“芮”就是西周金文中的“内”国，也是渭水流域的邦国，与夨国邻近。也就是说，在西周金文记忆中与散国有田土纠纷的夨国，在战国文献记忆中，早在周文王时就与内国有同样的纠纷。因此，这个战国时人对发生在西周立国之前的一段记忆显然是有所本；或许不会早到周文王时，但至少它反映了西周渭水流域各邦国争田分疆界的事实与记忆。然而在华夏形成后的战国至汉代，儒家化的华夏将周文王“圣王化”。西周邦国贵族分田土记忆的原始社会意义被扭曲，在加入新的情节后便成了“虞芮争田”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成为儒家实现其理想国的工具，被用来强化华夏英雄圣王以德服人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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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邦君称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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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周代典制、礼仪的《礼记》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中也记录孔子的话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许多战国至西汉的先秦文献都显示，当时人认为自西周以来便只有天子可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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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周金文中，经常有当时的邦君自称“王”的情形。除了上面提及的夨王外，至少还有“吕王”（吕王鬲）、“丰王”（丰王斧）、“武乖几王”（乖伯簋）、“厘王”（彔伯簋）等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中。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同周天子并无受封和统属关系的他邦君长，即包括某些以姬、姜为姓者的氐羌首领”。(9)王国维早已注意此现象。他对此的解释为：“古时天泽未分，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也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王的地位至高无二的观念尚未建立，所以诸侯在其国内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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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我们仍可对此作些补充。首先，这些称王者主要是渭水流域的邦国之君。夨国活动在宝鸡汧陇地区。与厘王有关的彔伯活动在扶风周原南部。与吕王与武乖几王有关的方国以及相关器物，都分布在灵台、武功一带。丰王一族曾与秦相婚，大约不离陕甘一带。其次，这些其统治者称王的邦国大部分是周开国集团中周人的盟友旧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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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西方邦君称王的现象，显示西周时的渭水流域可能有不同于东方的政治结构与秩序。在周人及其盟邦克殷之后，部分周人宗亲与盟邦支族被分封到东方，另一部分旧族则仍留在渭水流域的王畿附近。当时的情况或许是，接收并结合商人旧有邦国势力的封建宗法制度流行于东方，而渭水流域诸邦国仍保留部族联盟的余习。我们从西周铜器铭文记忆来看：周人的盟友邦国在克商之后仍世代传递着祖先有功于周开国大业的记忆，以此强调他们与周王的联盟关系，他们又以婚姻关系建立其政治结盟网，包括姜姓申侯与戎人领袖家族的婚姻结盟，这些都是部族联盟政治的特色或余习。人类学的研究也显示，这种以双边或多边彼此交换女性以建立政治联系的作为，是一种流行于许多部落联盟中的政治结合方式。(11)渭水流域之西周邦君经常自称为“王”，应也是此种部族联盟体制下的现象，或当时已为此过去体制之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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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有中央化（centralization）权威与由上到下层级化（stratification）统治组织的政治体。战国到汉代文献所勾勒的西周体制，强调周王无上的权威，以及层级有序的爵制及相应的礼乐制度，便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政体。在战国至秦汉华夏的形成过程里，有中央化至高王权的统一华夏国家在列国之合纵连横政治中逐步成为现实。于是西周时一些情况被遗忘，过去邦国君主称王之事已非战国至汉代时人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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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对外征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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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称，早在西周建国之前，戎狄便曾攻打大王亶父所领导的姬周族。该书又提及建立西周的武王将戎人驱于北方，以及后来周穆王对犬戎的征伐，最后叙述申侯与犬戎攻灭西周之事。《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与此类似，但更详细些；除了史记的内容外，其文提及懿王时王室衰，戎狄交侵，以及懿王的曾孙宣王兴师伐戎。到了公元5世纪范晔所著《后汉书》中，西周与戎之间的史事又更丰富了。除了古公亶父、武王、穆王、懿王、宣王与戎的战争外，又增添了季历（武王之祖）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文王（武王之父）御伐昆夷、狁之戎，夷王（懿王之子）命虢公伐太原之戎，以及厉王（夷王之子）时戎狄寇杀秦仲之族，而后宣王命秦仲之族伐戎，以及最后，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而败北等西周君王伐戎之事迹。这些正史与更早的先秦文献对戎狄的记载，使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戎狄之祸与西周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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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节所言，在西周金文中渭水流域西周邦国对外征伐的方向似乎不在北方，而是在南方与东方；征伐的主要对象并非戎，而是东国、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国、楚荆等。若战国至汉的文献记载是正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周王畿附近的邦国很少记录对戎的战争，而多记录他们伐东国、东夷、淮夷、南国、楚荆等外敌的战争？若战国至汉的文献记载有误，那么为何有这样的记忆误差？从《史记》到《汉书》而及于《后汉书》，西周诸王与戎之间的战争内容愈来愈丰富；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这些“史实”十分可疑，或至少西周贵族不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西周金文与战国至汉的文献之间，在此的确有些记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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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及，西周时期姬、姜、秦、戎之间的复杂关系。周人与其最主要的姻亲及盟友姜姓族，可能都与渭水流域诸戎有密切关联。直到西周、春秋时，这两大族群中都还有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克商之后，姬周与其盟邦努力往东、往南发展；金文中出现的大量征伐南国、东夷、南淮夷的铭文，反映的便是此趋势。相对的，周人及其西方盟邦与西方诸戎关系日远。然而，即使如此，“戎”并非渭水流域西周邦国的异族外敌；周人解决与戎之间纷争的主要办法是通过婚姻结盟（如姜姓申侯家族与戎人大骆家族间的婚姻），或扶植戎中的新兴势力（如非子部族的秦人），而非征伐。最后结束西周的申侯与犬戎之乱，其性质应介于内乱与外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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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东迁后，犬戎之祸的历史记忆，以及所有西周邦国与北方部族间的冲突经验与记忆，使得周之邦国对北方部族采取严峻的防堵与征伐政策，此防堵政策促使或加快北方部族的游牧化。相对的，北方部族的游牧化也促成或加快南方诸夏、华夏邦国贵族我族意识的凝聚。也就是说，华夏对其北方、西北“戎狄”之异类感与敌意，是促成华夏认同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华夏边缘”。东周时，据《史记》记载，“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镕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个从陇西到燕山之北的一条线，便是此北方华夏边缘。因此，东周以至于汉晋时的华夏重新找寻、建构一个关于戎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强调自周开国前以来戎人一直都是周人及华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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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记得？为何遗忘？为何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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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荡与因此造成的人口迁移、文献流失，是造成失忆的原因之一。西周末年，申侯与犬戎发动政变，周幽王在动乱中被杀，继位的周平王及其邦君、贵族们逃离渭水流域。在逃亡前许多铜器被贵族们仓促埋入土中，由铭文传递的记忆也随之中断。其他材料记载的文献也可能在动乱中流失。这是战国时人对西周渭水流域一般情况失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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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乱中文献流失，不是造成一个社会对过去失忆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遗忘，由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重整社会记忆的机会。尤其在一个大变局之后，社会需重整社会记忆，以重新凝聚社会价值，重新界定社会人群的范畴。因此人们选择、重组、遗忘过去，以使之符合新的社会现实。由此观点，以下我要说明造成战国、汉代时人对西周的记忆、遗忘与误记的最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形成。华夏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西周亡于戎的记忆，以及春秋时期华夏的驱戎，使得战国至汉代的华夏忘了“戎”原是姬姓、姜姓的盟友或本族支系，而将之视为自周开国之前一直存在的敌对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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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华夏边缘同时形成。然而促成华夏我族意识萌芽最重要的“华夏边缘”，应是华夏对戎狄之异类感造成的其北方我族边缘。春秋战国文献叙事常以“戎狄”与华夏、诸夏作对比，此亦证明较明确的华夏族群边界先出现在其北方。在东方与南方，华夏之族群边界尚在调整之中。为了现实的族群利益，有些原来的蛮夷被纳入华夏之中，这可由重整历史记忆与遗忘来达成。如春秋末期，在华夏需借重东南的句吴来对抗楚国的时代背景下，华夏与句吴的领导家族一同将“太伯奔吴”的记忆移植到句吴的祖先身上。由此，句吴王室成为毫无问题的华夏子孙。相对的，渭水流域的夨国以及句吴原来的祖源记忆，都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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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夏族群意识逐渐形成，但在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集团仍处在分裂的状态。战国儒家是一个统合有序之华夏理想国的设计者。“西周”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建构中，成为拥有中央化王权之帝王与阶序化大小诸侯，共同组成的和谐、统一理想国。在这种背景下，西周时渭水流域以婚姻为联系的部族联盟余习，以及邦君称王之俗，都被遗忘。西周邦国贵族争田分疆界的记忆，也成了儒家化华夏圣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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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记忆与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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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以一些西周铜器铭文与战国至汉代文献为例，说明由西周到汉代哪些记忆被记得，哪些被遗忘或误记。显然，人们仰息其间的社会群体认同体系（包括家庭、家族、族群、部族、国家等）提供集体记忆与回忆的架构。社会群体认同变迁，则导致人们的集体失忆与重建新记忆，以排除部分成员或召纳新成员。战国至秦汉时期，华夏认同与统一的华夏国家形成，同时进行的便是当时人对“历史”的集体回忆、失忆、修订，他们对西周部分情况的失忆、误记与想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后来中原帝国的统治阶层有时并非华夏或汉人（如所谓征服王朝），但战国至汉初华夏作者留下的历史记忆，包括西周与戎狄的记忆，一直是中原帝国内重要的社会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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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代学者建构了华夏古史系统，这倒不是个新说；史家顾颉刚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这样的看法，并造成喧腾一时的古史辨运动。然而当时经过一连串冗长的辩论后，特别是在“科学的”方法如考古学、民族学被用在史学研究（以当时傅斯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研究为代表）之后，顾颉刚被认为只是拆穿了一些虚构的古史，但对于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并没有太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