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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对待历史与考古资料的方式。探索太伯奔吴的历史事实，有些学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当作是历史的客观证据。这种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方法，是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文献资料虽然有扭曲、残缺，但经由历史学者的考校，可以去芜存菁使历史事实重现；其二，即使历史文献记载有不足之处，出土考古文物也提供了客观的证据，可以据之重建历史事实。这便是长久以来流行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我并不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由历史记载中的太伯传说与有关的考古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另一种面貌。在此，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可以被当作是人群集体记忆的“二重遗存”。它们的制作与保存，常是在人们某种“意图”下完成。也就是说，历史文献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有时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它经常是当时某一人群，或某一社会阶层的人，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以合理化社会现实，因而留下的记忆遗存。但是这并不表示它就毫无价值；制作这种历史记忆的时代人群的“意图”，更广泛地说，就是某一时代社会人群的“心理构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另一方面，考古文物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社会价值的媒介，它的制造、搜集、拥有、典藏都可能表现行为者的“心理构图”，这种心理构图表现器物拥有者的文化倾向、族群认同，或认同危机。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这种心理构图下的社会记忆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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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集体记忆以改变社会结群范围，是人类适应自然与人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策略。因此，借着保存、寻索、重组与改变各种集体记忆，个人与群体都可能以强化或改变祖源来凝聚或改变族群认同。以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族群（如华夏）的形成，及其本质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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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论是根据文献，或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于太伯奔吴的研究可谓是卷帙浩繁。对于太伯所奔的地点，太伯奔吴反映的是让位，还是周人的武装移民，抑或春秋句吴的祖源等问题，各家主张不一。本文不准备一一检讨这些看法。在本文以下篇幅中，我只举出这些研究的一部分，以反映两种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解释。对于太伯奔吴研究较完整的书目，可参考张云：《春秋时代的吴国》，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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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第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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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第5期，第14—15页；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第16页；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载《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第9—10页；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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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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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第5期，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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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47—50页；K.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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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62年第1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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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第149—153页；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197–206；王仁湘：《崧泽文化初论——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问题》，《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期，第278—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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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3—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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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255；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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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第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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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第826—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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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青芳：《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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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62年第1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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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第827页；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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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宣佩、孙维昌：《马桥类型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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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第826页；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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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35页；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62年第1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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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宣佩、孙维昌：《马桥类型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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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肖梦龙：《初论吴文化》，《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第6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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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宁结：《江苏句容浮山果园西周墓》，《考古》1977年第5期，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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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兴、吴大林：《谈谈镇江地区土墩墓的分期》，《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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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刘兴、季长隽：《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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