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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云载记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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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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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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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弋仲载记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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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转引自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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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吴世鉴：《晋书斠注》卷一百一十六第六，转引自《元和姓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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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明代中国承认朝鲜“自为声教”，同时也由于使臣往返而得知朝鲜对本身族源历史的看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转变，朝鲜以檀君强化民族自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解释朝鲜的“起源”，这些都显示历史如何成为合理化现实政治与族群关系的工具。关于明人对于朝鲜的认识，参见李庆龙：《明人董越有关朝鲜著作与明人对朝鲜的认识》，《史原》1993年第19期，第173—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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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这是指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 comperie)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他认为公元前2282年率众东迁的巴比伦酋长奈亨台（Nakhunte)即是中国的黄帝。当时不少中国学者附和其说。参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华通书局，1929，第2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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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D. J. Blackman, “Comment,” in Bronze Age Migrations in the Aegean, ed. by R. A. Crossland and A. Birchall （Londo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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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D. Phillipson, “Iron Ag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Zambi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5 （1974）: 17–18；R. D. Mathewson & C. Flight, “Kioto Bowls: a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Pottery Type in Northern Ghan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1972）: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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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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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章 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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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被当时“中国人”称为“羌”的甘青河湟地区土著，曾与汉帝国有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汉文典籍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入而丰富的记载。5世纪史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西羌传》，主要记载后汉两次羌乱时期的汉羌战争经过，并追溯羌人的来源至春秋战国的戎、西周的姜姓族，以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商周的羌、氐羌、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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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殷商甲骨文及其他先秦史料，历史学者对于羌族的地理起源、迁徙、分布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将商代到汉代的“羌”当作一个民族，他们由商代或更早开始，一波波地东迁融入华夏。留在西方的羌人，又受到春秋战国时的秦人与后来秦汉帝国的进逼，节节西迁，部分形成汉代河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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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此，“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的一种华夏对西方异族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着“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他们心中“羌人”所指称的空间人群概念也逐渐向西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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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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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写作。由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1)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里的人为羌。甲骨文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羌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2)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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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10000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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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写作——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蔑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文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华北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使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他们。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许多西方人群因接受中原人给予之“羌”这样的族群称号，才自称“羌”或“羌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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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羌在文献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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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羌”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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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髳、微、卢、彭、濮）。(6)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7)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氐羌）“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9)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作“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