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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之戎、姜姓族与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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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族群，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再次，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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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对商人来说是可以被用为祭祀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作野蛮的非人类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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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羌如何成为姜姓的别支，我们从《后汉书·西羌传》的相关记载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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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濒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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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苗与三危的线索，可以看出《后汉书·西羌传》作者如何得到此结论。首先，《尚书·尧典》中记载，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关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后代。《左传》中又称，春秋时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晋时期注释家杜预认为，这些被逐的“坏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传》作者可能持同样的观点，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后代，西羌则是姜姓（姜戎氏）的别支。显然，这种结论是在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根据历史学家的文献证据，更非作者对当时人群、地理的实际观察采访结果。无论如何，“羌”是商人对西方异族的通称，“姜”则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称。他们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并非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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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关系，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异族活动置于《匈奴列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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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的体例完全比拟《史记·匈奴列传》。传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是一段传说史料。接着描述羌人的社会及风俗习惯，而后叙述戎人的历史，其中穿插有关氐羌与羌的记载。然后，作者记述秦人灭戎的经过，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陇，又回到酋豪分立的状态。而后，作者叙述汉代河湟羌族的始祖传说：“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显然不同于司马迁的是，《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有意将姜姓、氐羌、戎与汉代西羌的历史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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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与“戎”在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人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颇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人是游牧或半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畜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湟羌人为了适应游牧生活，发展出由各层级大小豪酋领导的分枝性部落社会结构（segmentary social structure）；各个戎人邦国或部族联盟群体，则统于其有至高政治威权的领袖，汉文典籍中所称的“戎王”。《后汉书·西羌传》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豪酋”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称西迁的戎人“反旧为酋豪”来解释戎如何成为羌。事实上，分枝性社会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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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倾向于将“戎”视为具有某种血统，或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将戎与现代某种族或语族的人群联系起来。如夏德（Friedrich Hirth）认为戎与突厥族（Turkish）有关；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则认为他们是先藏族（proto-Tibetan）。(10)在这种学术传统下，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则将戎以及华夏化之前的姬姓与姜姓之族，都当作是藏缅语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将戎、姜、羌联系在一起。(11)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缅语族”是现代语言学家的概念，是以语言学上某些语言特征之相似与差异来划分的语言人群范畴。这个人群范畴，与以人们主观认同来凝聚的族群没有绝对关联。其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戎人说的是与现代藏缅语有关的语言。我们也不清楚戎人语言与其周遭华夏语言之差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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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有一段记载，叙述姜戎氏首领对晋人说的话：“我诸戎语言饮食不与华同”。这段史料经常被学者引来证明，戎人的语言、文化与华夏不同是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基于我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经验，我对这结论不那么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认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客观异同（语言学的判准），而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知（语言使用者的感觉与认知）。譬如，对语言学家来说，黑水藏族与茂汶羌族说的都是藏缅语族羌语支中的羌语，两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别。但许多茂汶羌族认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们觉得黑水人说的话与自己“差不多”。但是，当许多黑水人自认为是藏族，与东边的羌族没有关联时，他们便认为羌族的话自己听不懂。同样的道理，当姜戎氏说他们的语言与华夏不同时，他只表达了与华夏不同的认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他们与华夏在语言上的差别有多大。语言的客观同异，在族群认同上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而且，语言是一种经常处于学习、假借与遗忘中的动态经验。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戎人与羌人说的是某种语言，也不能解答他们在族群认同与族源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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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说明，由春秋战国到汉代“戎”与“羌”都是华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随着华夏本身族群意识的发展与变迁，“戎”与“羌”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指称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时代的戎或羌，以及不同地域的戎或羌，都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在体质上有相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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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文献中的氐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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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域中的人民。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汉文典籍之中。除了前述《诗经·商颂》中所记载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外，《逸周书·王会》中也记载，一个远方异族“氐羌”以鸾鸟来向周王进献。在写成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氐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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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先秦文献，不同的篇章可能成于不同人之手，或成于不同时代。《商颂》写成于战国，争论较少。《逸周书·王会》中有义渠、楼烦、渠叟、匈奴、长沙等较晚的族称与地名概念出现，因此不会早于战国。同样的理由，《山海经·海内经》也不早于战国。《荀子·大略》篇，成于荀子的学生或汉代学者之手。《吕氏春秋》则毫无疑问成于战国末期。以上部分文献的完成年代可能还有争论，但所有这些作品大致能代表战国时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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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的性质以及有关“氐羌”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探索当时人的“氐羌”概念内涵。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王会》与《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关氐羌的记载都混杂着传说、神话。如《逸周书·王会》中，记载许多远方国家带来珍奇土产献给周王；其中许多国家与动物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山海经》更不待说，以其荒诞神奇的内容著称。出现在《逸周书·王会》中的一些传说国名与动物，部分也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在《吕氏春秋》中，氐羌也与许多传说国家或人物如饕餮、穷奇等一起出现。《吕氏春秋》与另一些著作，如《荀子》《墨子》又有一共同特质：它们都出于战国思想家之手。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家经常只是借用些传说或典故来发挥其学说，所述却不一定是过去或当代的事实。这些作品中所提到的火葬氐羌，或无君的氐羌，都有如此的不确定性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记载当代及过去史事的战国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其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另外，在所有这些载有氐羌的先秦文献中，氐羌的确实分布地域都不清楚；在《吕氏春秋》《荀子》《逸周书》中，我们也只知道“氐羌”是指某西方人群。这也说明，战国时“氐羌”并非指某一与华夏经常有往来接触的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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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战国时氐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之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300年之后（公元前4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即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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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与西汉时的羌与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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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华夏得到统一帝国作为遂行其意志的政治体，因此其疆域与族群认同在此时得以扩张。往西方，帝国官员、军队，帝国的政治控制、华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到任何可以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的认识愈来愈多，“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称不同的异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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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征服义渠之后，在新获得的西到永靖、东到陇山的地方建立陇西郡。公元前2世纪时的汉代陇西郡有氐道与羌道。《汉书》中记载，公元前187年武都道与羌道发生严重地震。《后汉书》中也记录，在汉景帝时（公元前157—前141年），汉朝政府将土著首领“留何”所率族人迁到狄道、安故，与临洮、氐道、羌道县。但是“氐道”与“羌道”只是地名概念；在西汉初年，“羌”作为异族的概念还是很模糊。这一点，我们从《史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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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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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据作者司马迁称，这部史书对当代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因此《史记》中有关“羌”的记载，可以代表西汉前期学者对于历史上与当代西方之地理与人群概念。今本《史记》中提到“羌”之处不少，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可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关“羌”的记载，表达一种历史的或地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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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四海之内咸戴帝禹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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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纪》：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髦、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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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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