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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域中的人民。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汉文典籍之中。除了前述《诗经·商颂》中所记载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外，《逸周书·王会》中也记载，一个远方异族“氐羌”以鸾鸟来向周王进献。在写成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氐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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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先秦文献，不同的篇章可能成于不同人之手，或成于不同时代。《商颂》写成于战国，争论较少。《逸周书·王会》中有义渠、楼烦、渠叟、匈奴、长沙等较晚的族称与地名概念出现，因此不会早于战国。同样的理由，《山海经·海内经》也不早于战国。《荀子·大略》篇，成于荀子的学生或汉代学者之手。《吕氏春秋》则毫无疑问成于战国末期。以上部分文献的完成年代可能还有争论，但所有这些作品大致能代表战国时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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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的性质以及有关“氐羌”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探索当时人的“氐羌”概念内涵。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王会》与《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关氐羌的记载都混杂着传说、神话。如《逸周书·王会》中，记载许多远方国家带来珍奇土产献给周王；其中许多国家与动物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山海经》更不待说，以其荒诞神奇的内容著称。出现在《逸周书·王会》中的一些传说国名与动物，部分也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在《吕氏春秋》中，氐羌也与许多传说国家或人物如饕餮、穷奇等一起出现。《吕氏春秋》与另一些著作，如《荀子》《墨子》又有一共同特质：它们都出于战国思想家之手。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家经常只是借用些传说或典故来发挥其学说，所述却不一定是过去或当代的事实。这些作品中所提到的火葬氐羌，或无君的氐羌，都有如此的不确定性质。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记载当代及过去史事的战国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其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另外，在所有这些载有氐羌的先秦文献中，氐羌的确实分布地域都不清楚；在《吕氏春秋》《荀子》《逸周书》中，我们也只知道“氐羌”是指某西方人群。这也说明，战国时“氐羌”并非指某一与华夏经常有往来接触的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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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战国时氐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之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300年之后（公元前4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即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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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与西汉时的羌与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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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华夏得到统一帝国作为遂行其意志的政治体，因此其疆域与族群认同在此时得以扩张。往西方，帝国官员、军队，帝国的政治控制、华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到任何可以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的认识愈来愈多，“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称不同的异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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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征服义渠之后，在新获得的西到永靖、东到陇山的地方建立陇西郡。公元前2世纪时的汉代陇西郡有氐道与羌道。《汉书》中记载，公元前187年武都道与羌道发生严重地震。《后汉书》中也记录，在汉景帝时（公元前157—前141年），汉朝政府将土著首领“留何”所率族人迁到狄道、安故，与临洮、氐道、羌道县。但是“氐道”与“羌道”只是地名概念；在西汉初年，“羌”作为异族的概念还是很模糊。这一点，我们从《史记》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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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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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90年左右；据作者司马迁称，这部史书对当代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因此《史记》中有关“羌”的记载，可以代表西汉前期学者对于历史上与当代西方之地理与人群概念。今本《史记》中提到“羌”之处不少，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可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关“羌”的记载，表达一种历史的或地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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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四海之内咸戴帝禹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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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纪》：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髦、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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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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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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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有关“羌”的记载，是指当代的、与汉人接触的西方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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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后将军充国击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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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准书》：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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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军列传》：（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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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列传》：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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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将军骠骑列传》：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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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侯主父列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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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衡山列传》：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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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列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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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策列传》：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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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来，似乎《史记》中关于羌的记载不少。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与其原始版本有些差距。首先，有些篇章早已散佚，目前所见为后代学者所补。其次，《史记》中对西汉的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但在今本部分篇章中，出现这年代之后的记事，或甚至有司马迁死后才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后汉班固所著《汉书》记录了整个西汉时期的史事，因此对于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的西汉史事，《汉书》自然比《史记》记载完整。后世学者为了记事完整，便以《汉书》的相关内容来补《史记》的不足。以上《史记》中提到“羌”的文字，部分便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入《史记》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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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龟策列传》早已失传，现有篇章为后世学者所补。而且，前者中提及有关羌的史事发生在司马迁身后，也证明非出于司马迁之手。《平准书》与《大宛列传》在《汉书》中都有类似的篇章。崔述与梁启超都认为，《汉书》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被用来补入《史记》的《平准书》与《大宛列传》中。《平准书》中所言“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是发生在公元前112年的事；这也超出了《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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