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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出现在该文所引严安的文章中。五世纪注释家婓骃引徐广之说，指出在当时《史记》别的版本中并没有严安这篇文章。《汉书》与《史记》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前者常将著名人物的文章整篇纳入相关篇章中。因此，非常可能的是，《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关羌的内容（严安之文）是由汉书中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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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事截止的年代，是我们判断该书中某段文字是否为《史记》原文的重要依据。崔述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说法，认为《史记》记事止于公元前122年；梁启超也同意这看法。崔述又指出，汉书中某些内容被补入相关的《史记》篇章中。这些篇章，即包括前述《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平津侯主父列传》；这实在难以当作是巧合，而应有特殊意义。更有趣的是，在这些《史记》篇章里，“羌”都出现在最后的段落中，也就是崔述等认为不是《史记》原文的部分。另外，《淮南衡山列传》中有关羌的记事，正发生在公元前122年（淮南王谋反），但该文所引伍被之言“南越宾服，羌僰入献，南瓯入降”数语，似乎是公元前111—前110年左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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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史记》有关当代西方异族“羌”之记载的篇章（第二类），与学者认为其内容并非全为《史记》原文的篇章，几乎完全重叠。除去这些有问题的材料外，剩下的只是第一类中的《五帝本纪》《周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匈奴列传》《货殖列传》等。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这一类篇章中的氐羌、羌中、西羌、羌等词汇，或代表着华夏的地理概念，或代表华夏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群概念，而非当代的某一异族。也就是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可能根本没有提及一个当代的、称为羌的西方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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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史记》的写作时代汉代中国人没有“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而是，在公元前122年之前，汉代人对于“秦人”以西的西方人群认识较少；汉代人与河西、河湟地区非华夏人群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产生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122年之后。因此，在西汉前期“羌”这样的异族概念较不明确、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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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由于西汉初陇西郡已有羌道、氐道等地名，而且《史记》中称接近氐道的白马地区土著为“氐”，这都说明汉代前期中国人可能曾称洮河、白龙江流域的部分土著人群为“羌”。后来由于中原王朝势力向西迅速扩展，特别是在武帝时期（公元前156—前87），原处华夏边缘的陇西地区成为华夏之域，其人成为华夏域中之人，使得“羌”这个异域、异族概念继续向西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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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地理人群概念的向西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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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有一个地理名称，羌中。但是，从《史记》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羌中的确切地理位置，只知大约在陇西、临洮附近，或在更西的地方。在《汉书·地理志》中，羌中的位置较明确，而且不止一处有羌中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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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早的羌中应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桓水（白龙江）发源于蜀山（岷山）西南流过羌中。还有，洮水（洮河）发源于西羌中。由这两个例子可见，“羌中”指的是洮河到白龙江之间。其次，前汉时的“羌道”是在白龙江流域的武都西北，东与氐道相邻；这个羌道的位置也证明羌中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秦的领域“西至临洮、羌中”；当时秦的势力尚未及河西与河湟，因此这羌中应还是指洮河与白龙江一带（见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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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中原王朝的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时，羌中这地理概念便向西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在《汉书·地理志》中，河西张掖郡有羌谷水（黑河），发源于“羌中”，东北流入居延海。酒泉郡的呼蚕水（北大河）发源于“南羌中”，东北流至会水入羌谷。敦煌郡的南籍端水（疏勒河）与氐置水（党河）都源出于“南羌中”。这四条河都发源于今日的祁连山脉向北流；如果祁连山一带称南羌中，那么此“羌中”当然是指祁连山脉以北的河西走廊一带，而不会是以南的青海河湟地区。上述文献资料中，南北流经张掖郡的河为“羌谷水”，以及呼蚕水流入“羌谷”，这些也都说明张掖、酒泉一带在这时被称作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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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秦汉时期中原之人的“羌中”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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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张骞从大夏归国，他原来试图通过但终于失败的路线便是沿南山（祁连山）经羌中东行。这也证明当时的羌中是在河西一带。《汉书·赵充国传》中有一段关于匈奴使臣在羌中活动的报告，称“疑匈奴使已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寨，南抵属国”。这个匈奴使臣在“羌中”的活动路线，据顾颉刚考证，就是经由居延海（沙阴）西南行到新疆的罗布卓尔（盐泽，即蒲昌海），回经长城（长坑），由张掖北的穷石山（穷水寨）转回张掖（属国）。这个地域还是在河西走廊，或包括西域的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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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竹木简册，是当时汉人在此活动留下的官私文书记录。这些简册，直接反映了当地汉人的生活与观念。居延汉简中的一份官方文件，内容为一道命令，指示当地主事官员，如果属下官吏被“羌人”杀了，抚恤他们的家属“葬钱三万”。(12)另一件，看来是某人写给他的恩人（可能是当地长官）的信函，其中部分内容是说，因贫困被带到“羌中”安置多年，不知该如何报答大恩大德。(13)这两件汉简的书写年代，约当汉宣帝神爵年间（公元前61—前58年）。它们的内容明白显示在西汉中晚期，河西地区张掖郡的汉人称当地为“羌中”，称当地的土著为“羌人”。这种将河西张掖一带当作羌中的概念，大约从武帝拓疆至河西走廊时便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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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人”与青海河湟地区人群的接触较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汉景帝时研种羌人首领留何降汉，请求替中国守陇西郡。于是，他与族人被中国安置在临洮、羌道一带。这个记载只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在成书较早的《史记》《汉书》中都无此记录，因此其可靠性可以存疑。再者，由临洮、羌道等地名来看，他们可能是陇西洮河流域附近被称作羌的土著。《后汉书·西羌传》中说，研（人名）很豪健，因此“羌中”的人称他的后代为研种。前面我们曾提及，西汉时“羌中”地理位置之一便是洮河流域。《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公元前112年，西羌十万人造反，与匈奴相勾结攻打安故、枹罕。安故、枹罕在今洮河、大夏河流域，由地理位置来看，这里所谓的“西羌”可能还是陇西郡西部的土著，并非河湟人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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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与宣帝（公元前74—前48年）的时期，汉人势力进入河湟地区，此时“中国人”对“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扩及到河湟地区。汉昭帝时中原王朝积极向湟水河谷移民，此举引起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的冲突。宣帝时，中原王朝将领赵充国、辛武贤等人与河湟羌人的战争，在《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由这时开始，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才深入河湟地区，汉人也由此对河湟土著有较多的了解。由《汉书》中我们知道，最早河湟土著与汉接触时他们被称为“西羌”，有时也被称为“南羌”。这显然是因为，如果我们将洮河流域当作“羌中”，则西方的河湟人群为“西羌”；如以河西地区为“羌中”，则南方的河湟人群为“南羌”。但是，在《汉书》中陇西羌人从来不被称为“东羌”，(15)河西羌人也未被称为“北羌”。这也说明在西汉时，“羌中”并不是一个包括陇西西部、河西、河湟的地理概念，而是，羌中与羌人这样的地理人群概念有一个漂移的过程。它首先出现在汉初或秦时，指当时陇西郡洮河流域到白龙江一带的地域与人群，然后随着中原王朝势力的向西发展，先指河西走廊张掖一带，然后又扩及河湟地区与当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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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河湟羌人部落与汉帝国之间有长期、血腥的战争。中原王朝的陇西、关中地区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河湟羌人更受到残酷的屠杀。这个历史事件造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使得河湟地区人群成为“羌人”的代表。相反的，陇西与河西的许多土著都逐渐华夏化了；他们原为“羌人”的记忆逐渐被华夏与“羌人”后裔淡忘。在河湟羌人的“叛乱”时期，陇西与河西的华夏在战场上有卓越的表现。传统上“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边疆地区的人常与异族接触，故民风剽悍，习武成风。(16)但是，我认为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某些华夏边缘人群进入华夏后，因仍有族群认同危机（深怕受华夏歧视），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对“异族”的敌意来宣称本身的华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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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后汉到魏晋时期，华夏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更远至新疆的天山南路。历史文献记载，阳关之西有婼羌、赤水羌。(17)魏晋时期，婼羌之西沿昆仑山脉至帕米尔更出现许多羌人族群，如黄牛羌、白马羌、葱茈羌等。(18)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沙雅遗址，发现一印，印文为“汉归义羌长印”。(19)这些资料说明，“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在东汉及魏晋时期仍在向西漂移。但无论如何，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羌人概念已失去主流位置。河湟土著成了羌人的代表，而且在东汉魏晋时期，中原人士心目中的羌人概念又由河湟向西南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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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地理人群概念往西南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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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还分布在汉代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界上。该书称，羌人之祖无弋爰剑的一个孙子，卬，畏惧秦人的兵威，率其族人向南迁徙，而后子孙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与河湟羌人没有来往。卬的子孙为：由北至南，靠近武都的参狼羌，广汉的白马羌，越雟郡西的旄牛羌。同书还记载，在公元94—108年之间（东汉和帝与安帝在位时），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纷纷来向中原王朝请求内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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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汉，除了武都有羌道之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作羌的地域与人群。譬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方人群都被称作夷，冉駹东北以白马为首的人群则又称为氐。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这一部分沿袭《史记》，也是没有称羌的人群。但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则称武都有氐也有羌。《后汉书·西羌传》中称西方、西南的人群为羌，如上述。但在同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白马被称作氐，其他西南土著，包括大牂与旄牛部，则被称作夷；冉駹地区则有六夷、七羌、九氐。由这些史料可见，在西汉时除武都附近一些人群被称为羌之外，其他西南地区人群还没有被中原之人称为“羌”。当时中原王朝之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法为夷，并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西汉时的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都在涪江与岷江上游，这说明西汉时人曾认为此地为氐人所居。因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旄牛羌，以及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之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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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常争辩氐、羌是否为一个民族，或白马是羌还是氐人。事实上在汉魏晋时期，氐、羌、夷都是当时华夏之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族群自称。因此这是基于中原王朝与华夏边缘人群的互动，是中原之人对其边缘人群的认知、分类与命名。《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某一羌人祖先（卬）的后裔，代代生养、分支、迁徙而形成整个西南地区的羌人，此并非历史事实。一个族群是由其共同祖先一代代的“生”成，这是人们对“族群”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许多近代民族史学者努力追溯某些民族的共同起源，也曾使得《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以“无弋爰剑的后代”，将从青海河湟到云南北部的一些“羌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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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西部边缘的漂移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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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便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首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戎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族群界线完全确立。当秦人与被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域中之民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氐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被误为氐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氐与羌，氐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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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今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之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华夏边缘人群不断被纳入华夏帝国内而成郡县之民，于是汉代中原人心目中“羌”的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人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由此向三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地理概念由陇西移往河西走廊。往西方，西汉中晚期之后羌人逐渐成为河湟土著的代名词。在西南方面，汉代人心目中“氐”的地理人群概念由甘肃南部扩及四川北部，“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则沿汉帝国的西疆南移。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的写作时代，大约是汉末魏晋时期，所有在广汉、蜀、越雟郡之西（约当川、滇之青藏高原东缘）的人群都成为“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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