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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后汉到魏晋时期，华夏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更远至新疆的天山南路。历史文献记载，阳关之西有婼羌、赤水羌。(17)魏晋时期，婼羌之西沿昆仑山脉至帕米尔更出现许多羌人族群，如黄牛羌、白马羌、葱茈羌等。(18)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沙雅遗址，发现一印，印文为“汉归义羌长印”。(19)这些资料说明，“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在东汉及魏晋时期仍在向西漂移。但无论如何，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羌人概念已失去主流位置。河湟土著成了羌人的代表，而且在东汉魏晋时期，中原人士心目中的羌人概念又由河湟向西南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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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地理人群概念往西南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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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还分布在汉代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界上。该书称，羌人之祖无弋爰剑的一个孙子，卬，畏惧秦人的兵威，率其族人向南迁徙，而后子孙分成许多不同的族群，与河湟羌人没有来往。卬的子孙为：由北至南，靠近武都的参狼羌，广汉的白马羌，越雟郡西的旄牛羌。同书还记载，在公元94—108年之间（东汉和帝与安帝在位时），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纷纷来向中原王朝请求内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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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汉，除了武都有羌道之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作羌的地域与人群。譬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西南方人群都被称作夷，冉駹东北以白马为首的人群则又称为氐。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这一部分沿袭《史记》，也是没有称羌的人群。但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则称武都有氐也有羌。《后汉书·西羌传》中称西方、西南的人群为羌，如上述。但在同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白马被称作氐，其他西南土著，包括大牂与旄牛部，则被称作夷；冉駹地区则有六夷、七羌、九氐。由这些史料可见，在西汉时除武都附近一些人群被称为羌之外，其他西南地区人群还没有被中原之人称为“羌”。当时中原王朝之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法为夷，并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西汉时的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都在涪江与岷江上游，这说明西汉时人曾认为此地为氐人所居。因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旄牛羌，以及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薄申等八种羌，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之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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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常争辩氐、羌是否为一个民族，或白马是羌还是氐人。事实上在汉魏晋时期，氐、羌、夷都是当时华夏之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族群自称。因此这是基于中原王朝与华夏边缘人群的互动，是中原之人对其边缘人群的认知、分类与命名。《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某一羌人祖先（卬）的后裔，代代生养、分支、迁徙而形成整个西南地区的羌人，此并非历史事实。一个族群是由其共同祖先一代代的“生”成，这是人们对“族群”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许多近代民族史学者努力追溯某些民族的共同起源，也曾使得《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以“无弋爰剑的后代”，将从青海河湟到云南北部的一些“羌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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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西部边缘的漂移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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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便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首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戎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族群界线完全确立。当秦人与被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域中之民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氐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被误为氐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氐与羌，氐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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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今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之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华夏边缘人群不断被纳入华夏帝国内而成郡县之民，于是汉代中原人心目中“羌”的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人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由此向三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地理概念由陇西移往河西走廊。往西方，西汉中晚期之后羌人逐渐成为河湟土著的代名词。在西南方面，汉代人心目中“氐”的地理人群概念由甘肃南部扩及四川北部，“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则沿汉帝国的西疆南移。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的写作时代，大约是汉末魏晋时期，所有在广汉、蜀、越雟郡之西（约当川、滇之青藏高原东缘）的人群都成为“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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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牂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旄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条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商代到东汉，这条线由豫西、晋南逐步西移，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或华夏域中之民），终于在汉末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见图十）。在第四章中，我曾说明河湟地区的游牧化过程，这过程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已完成。显然，河湟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难以用农业手段来利用它。汉文典籍称，中国亟欲控制此地区主要是为政治上的理由，所谓“断匈奴右臂”；他们恐怕匈奴与西方甚至西南的异族联系起来。在这地区，河湟土著只能依靠移动、分裂性政治结构、平等自主来求生存。这样的人类生态，与定居、中央化政治权威、阶层化社会的中原帝国人类生态形成对比。因此，中原帝国难以将这里的人变成华夏，这里的人也无法接受中原帝国的农业、社会结构与帝国政治体制之管辖。河湟之外所有青藏高原边缘的人群，无论是游牧的，或是在山上过着混合经济生活的，都有类似的情形。于是，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边界便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并维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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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由商代至汉代羌人概念的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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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罗振玉曾将此字释为“羊”，但孙诒让、董作宾、商承祚、陈梦家与白川静等都认为这个字应作“羌”。参见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艺文印书馆，1969，第27—28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第十二册，第3737—3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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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第281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第77—80页；白川静：《羌族考》，载《甲骨金文学论集（第九册）》，油印本，1958，第45页；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鼎文书局，1975，第404、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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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80页；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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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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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65卷）第4期，第1008—1014、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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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部分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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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联经出版，1983，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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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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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07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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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pp.184–1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to, T’oung Pao 36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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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4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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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67.19；乙20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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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文为“贫入收录置羌中数年，无以报厚恩”（495.4A；甲1862A），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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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将这场战役变成汉与河湟先零羌的冲突，并将战场移至令居，事实上是将此役与公元前93年左右的一场汉与先零羌的战争相混所致。公元前93年左右的汉羌战争，参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