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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过东汉两次严重的羌乱，大量羌人向东流窜入陇西、关中之后才开始有“东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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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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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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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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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第18—19页。此印也有可能是属于由他处来此担任边防任务的羌人首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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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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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一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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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许多处于华夏边缘的如秦、楚、吴、越等邦国贵胄家族，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祖源记忆或由中原华夏提供，或得到华夏的认可。无论如何，核心与边缘华夏间密切的交往互动，以及他们与“戎狄蛮夷”间的敌对关系，终于在战国末年造成一体的华夏认同与明确的华夏边缘。紧接着，便是作为华夏之具体政治化身的秦汉统一帝国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借着帝国之政治军事与民政结构，华夏逐渐往其周边扩展其生态区。于是，愈来愈多的华夏边缘人群（通常为本地统治者家族）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由于华夏空间与人群的扩张，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华夏边缘）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方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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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有些地区人群，因环境及人类生态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人群则因本地已自有其资源分配、分享体系，而不愿加入华夏之人类生态体系之中。到了汉代末年，华夏边缘之四方推移大致已达其极限，也因此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以及他们的“祖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各方边缘人群不同的异族意象，以及由此反映的华夏之自我意象。我也将说明，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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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近代以前华夏或“中国人”之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亚洲东半部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人类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刻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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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中国人”指称汉帝国域内的核心人群，约略等同于“华夏”，但两者仍有区分；前者强调的是政治地理空间的核心人群（中原之人），后者指的是文化性血缘核心人群（黄帝子孙）。汉代文献中，以“中国人”称汉帝国中原之人的例子很多，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海尉任嚣劝赵佗据地自雄时，他提到在这南方“颇有中国人相辅”。又如，同一文献称，当南越贵族鼓动群众反对来自汉帝国的皇后时，他们也说“太后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概念，应不等同于汉帝国域内所有的人，甚至不包括中原地区之乡间下层人民。至于“华夏”，这是形成于战国时期以“黄帝（或以及炎帝）后裔”文化性血缘想象彼此认同的群体，因而此群体更不包括汉帝国内所有的人，而只是有家族之“姓”且家族祖源能与黄帝、炎帝后裔血脉相联结的群体。譬如，前述秦、楚、吴、越等国统治家族因得到作为黄帝后裔之祖先记忆而成为华夏，但至汉代其人民绝大多数仍非华夏。因此，无论是汉代“中国人”或是“华夏”，都不是今日以“每一个人民”为构成单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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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人”的边疆人群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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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被四方异族环绕（图十一）。汉代中原王朝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鲜卑与乌桓；这些是草原游牧或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中原王朝的东北有高句丽、濊、貊等，他们是定居于村落以农为主要生业的人群。在中原王朝的西疆有许多被泛称为“羌”或“西羌”的部落人群，他们是居于高原及高山河谷的游牧、半游牧与混合经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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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疆与西南疆方面，住着许多被华夏称为“蛮”及“西南夷”的人群；他们是定居程度不同的、对农业、狩猎、采集各有倚重的混合经济人群，亦有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人群。东南方面，则是被称作越人（或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亦行渔捞、采集的定居人群。因为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不同，中原王朝对这些人群有不同的异族意象。也就是说，他们以不同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华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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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汉帝国势力所及之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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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缘：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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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晚期以来，北边华夏诸国就在建城垣，以防御北方部族的南下。秦统一中国后，将各国旧长城连结起来，于是“长城”代表统一的华夏帝国之北方资源边界，也是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被排除在此边界外的人群，早在战国时已完全游牧化了。原先，他们凝聚成一个个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自匈奴的冒顿单于崛起，大部分的草原游牧部落都统于匈奴游牧“国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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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游牧国家结合定居社会的中央化领袖威权（单于）以及游牧社会的分枝性部落结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与其下的各级部落首领），成为相对于南方汉帝国的一大政治势力。靠着分枝性部落结构下机动的军事力量，(2)匈奴不断企图突破汉帝国的长城资源封锁线，以从汉帝国得到一些珍贵物资以及日常生计所需（如牛羊及谷粮）。单于与各部落首长将从长城内所获资源层层分配下去，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以及国家与部落结构。(3)就在如此的匈奴游牧国家人类生态下，北方游牧人群与南方汉帝国展开数百年的往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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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华夏作者对于匈奴游牧人群生活习俗与社会的描述与评价，可视为华夏对此方华夏边缘人群的一种诠释，诠释他们为何不是华夏，因此也是对华夏自身的边缘刻画。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即可代表这种汉代中国人对此方我群“边缘”的描绘书写。首先，在经济生业上，《史记》称匈奴人跟随牲畜到处迁移，没有城郭，也没有定居农业。(4)这便是说，华夏是行农业的，居于宫室城郭的，不轻易迁移的。《史记》中还记载了一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其内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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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制，长城之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君臣相安，俱无暴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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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人群经济生态上的差别，也就是匈奴与汉帝国所辖人民的分野。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模拟匈奴人的观点，记载匈奴皇后所说的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6)这个观点也表露在《史记》所载一位投降匈奴的汉人所说的话中；为了强调匈奴与汉为敌体，他以匈奴的衣、食、生活习惯与汉不同，来劝匈奴单于勿贪汉人的物品。这些都显示，汉代中国人认为这样的经济生态差别，使得草原与中国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匈奴人也应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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