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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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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说明了羌人是在分枝性社会结构下的游牧人群。在这样的游牧人群中，七八户至十余户人组成一牧团，在日常游牧中彼此合作。若有事，则视敌对势力大小而几个牧团组成一小部落，或几个小部落构成一个更大的部落，来与敌人对抗。虽然如此，与敌人的战与和并非大部落首领可决定，而是仍决于各牧团。汉文典籍记载，曾有3000帐羌人来向汉帝国投降，他们由355个“羌豪”率领前来；这史料证明，这些羌人豪酋大多是只统领约10帐牧民的牧团领袖。如此聚散有弹性的部落社会组织，是他们为适应水草资源分散且不稳定之环境的游牧人类生态的一部分。各牧团、部落间的敌对（segmentary opposition）——所谓“更相抄暴”——也是其社会特性。(14)这些都是汉代中国人不能理解的。譬如，汉代中原王朝将领常认为羌人“无君”，而且经常反复不定。事实上这是因为在此种社会中，如前所言，没有任何一个“上级领袖”能为各下级部落人群决定与汉代中原王朝的和战关系。又如，汉代中原王朝将领赵充国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羌人之所以容易制服，是因为他们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首领，彼此互相攻击，不能团结统一。(15)这表示赵充国并不了解，在分枝性结构部落社会中，各部落间的对抗，是部落之下经常敌对的次级部落群体间的一种凝聚机制。而且，汉代中原王朝为“羌乱”付出的代价，证明羌人并不如赵充国所说的容易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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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关于“羌人来源”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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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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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凶人的化身，曾被华夏英雄祖先“舜”打败而遭流放于边远之地。因此将羌人视为三苗之后，也就是华夏借此“羌人的祖源”来表述这些异族的邪恶与边缘劣势本质。这篇文字又称羌人是“姜姓之别”，也就是说他们是姜姓炎帝之族的一个支系。在战国末至汉初文献中，炎帝常被书写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因此称羌人为姜姓之别，也是喻指他们是被华夏英雄打败而居于边地之失败英雄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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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又记录另一则有关羌人来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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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毫。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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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传说的原型，很可能采自当时某一部落流传之祖先创始故事。在汉代“中国人”对“羌人”的族群歧视下，添加了一些如秦厉公与戎等历史背景，以及其豪酋家族始祖为一戎人奴隶、其妻为受割鼻刑罚的女子等来强调羌人低劣本质的情节。这个记载最重要的内容结构是：一个从中原逃离的戎人奴隶，教羌人如何种田、畜牧，因此他及其后人世世代代被奉为本地的王。这样的“文明起源传说”或“化夷传说”，也见于汉晋时期华夏史家对滇、句吴与朝鲜等地邦国王室家族的祖先源流记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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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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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与辽东地区，原来就居住着许多人群。他们有些居于山区，有些居于平原，也因此在经济生态与人群组织上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这里较大的族群如高句丽、沃沮、濊等，都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人群。在此之北的夫余与挹娄，除行农业外也依赖在林中狩猎与畜牧。由于地宜农业，至少由秦末开始，许多中原移民与流亡者就进入此地。汉初，燕人卫满纠集大批移民在这里建立一个政权，将当地土著与早先到此开发的中原北方移民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这就是汉文典籍记载中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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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原人眼中的朝鲜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功于一个“从中原去的人”——箕子。《汉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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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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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记载，不仅是朝鲜人的礼仪教化，甚至他们能种田、养蚕都是箕子的功劳。这是一种与前述“羌无弋爰剑传说”相似的“化夷传说”。不同的是，前者的主角是戎人奴隶，后者的主角是殷商的王子。这两个传说的差别，也表现了在汉代华夏心目中，不同地方的异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文化或族群亲缘距离有别；在这两方面，朝鲜之人（主要指其国之统治者家族）都远比羌人接近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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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取材主要根据汉晋史籍。在本书的《东夷列传》中，起首有一段对该地人民特质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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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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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载也显示由前汉到魏晋南朝，中原人一直认为朝鲜人是谨守礼教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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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时的夫余是兼营农业、狩猎与畜牧的人群。据汉文典籍记载，这里“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中原人也注意到他们有城池、宫室、牢狱与仓库，代表该国有中央化政治威权，并有将物资集中分配的商业或政治机制。关于这些人的道德习俗，《后汉书》中的描述是：他们强壮勇敢而又谨厚，不会到处掠夺；他们在饮食、社交上注重礼仪与上下尊卑之别。另外，住在高山深谷之中较不注重务农事的高句丽，在当时中原华夏眼中则是风俗败坏，好勇斗狠，喜好到处掠夺的人群。濊人，前汉时朝鲜玄菟郡管辖下的人群之一，他们也是行农业的人群。《后汉书》作者对濊人的描述是：他们不会盗窃，可以不用闭户，妇人都能守贞节。(20)总之，直到东汉魏晋，除了高句丽因屡次寇边而被嫌恶外，基本上中原人还是认为这些住在东北方的人群谨守礼教、风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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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箕子传说之外，东汉以来中国史家采录了另一则有关当地人群起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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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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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说，可能是当地族群起源的本土版。后来事实证明，无论从前有多少中原移民进入朝鲜，他们都融入当地社会体系之中（这体系包括许多国家、部落与村落群）。在这体系中，他们有时记得、有时遗忘箕子传说，或更强调本土的祖先起源传说，来抗拒中国将他们内地化的努力。汉代以后，这里的人大多自称是东明（或朱蒙）后代，更晚才自称檀君子孙。(22)于是，在这经济生态与文化和中原区分并不明显的华夏边缘之域，“族源”成为本地人建立与争论他们与“中国人”间族群边界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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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边缘：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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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被秦汉中原之人称为“蛮”的人群，分为许许多多的地方族群；依汉代中原人对他们的分类，其中最主要的有武陵蛮、巴郡南郡蛮以及板楯蛮。他们聚居在山间村落中，以种植、狩猎为生。汉代中原人以“蛮”这样对异族的泛称来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如匈奴、朝鲜等人群的“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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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住在今日湖南省西南的是武陵蛮。《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传说，称武陵蛮是古帝王高辛氏的女儿与一只退敌有功的狗“盘瓠”所生的后代，因此他们以始祖对中原有功，其妻又是帝王之女，而认为自己无论种田、做生意都应该无须缴税。事实上，汉初中原在此地“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为税赋。(23)东汉时，武陵蛮及附近诸蛮夷经常“反叛”，原因不详。但是，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汉朝廷接受武陵太守的建议，因当地蛮夷都已经很顺服了，应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赋税，结果造成连年的蛮夷“反叛”。华夏所建构的武陵蛮族源历史传说，一方面强调这些南方人群的低劣本质（盘瓠之后）以及他们与华夏的密切关系（高辛氏女之后），另一方面也诠释他们为何主张自己可以减免赋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与汉帝国间的紧张关系主要也是因赋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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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当湖北省西部的长江中游，当时有一支自称廪君后代的人群，以巴为姓氏。中原称他们为“廪君蛮”。秦时，因巴氏为蛮夷君长，他们又代代娶秦女为妻，所以中原王朝赐给他们爵位，有罪时可以用爵位相抵，并要他们每年“出赋两千一十六钱”，三年“出义赋千八百钱”。他们的百姓每年也要出嫁布、鸡羽作为赋税。(24)汉代中原王朝沿袭这办法。东汉时，他们经常聚众反叛，其原因也是汉帝国对他们征赋税的问题。(25)所以，和武陵蛮相同，廪君蛮也借着“族源历史”来主张他们应被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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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汉代以族源传说争议赋税问题，也见于四川东部的一些被称为板楯蛮的人群。他们以善战出名，汉代华夏认为他们是曾助武王伐纣的巴人之后。另一种说法是，秦时曾有板楯蛮夷为民除虎害，秦昭王因此与他们刻石盟约，减免他们的田租与丁口税。汉高祖刘邦（当时还是汉王）与项羽相争时，也曾利用他们北伐关中。因此，汉朝廷减免其统治豪酋家族的租税，其他百姓则仍要每年出丁口钱。东汉时，朝廷还是经常用板楯蛮出征。桓帝时，他们屡次反叛。究其原因，据当时地方官吏称，仍是“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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