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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中三支“南方蛮夷”的族源传说或历史，糅合了本土与中国之神话传说和历史因素，这可说是土著观点与中国观点“历史”之结合，也是本地“蛮夷”成为华夏边缘的表征。这些历史与传说将“南蛮”与中原帝国之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显示存在此族群关系中的一个紧张因素——赋税问题。对于这些边缘族群而言，赋税是进入华夏之域（或成为特定华夏边缘）的痛苦代价，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些例子显示，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如何表现在他们对“过去”（族源历史与传说）的记忆、重组与诠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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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缘：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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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西南夷是指分布于由甘陕南部沿青藏高原东缘南下到云南、贵州一带的人群。在秦统一中国时，秦帝国已辟道将其势力扩及这地区，在各地设官管辖经营。汉初，由于鞭长莫及，中原王朝放弃在此直接统辖，然而巴蜀一带的商人与当地人群之贸易来往并未中断，有些人还因此致富。后来为了要开辟一条通往南越、大夏、天竺的新路，汉代中原军民才大规模进入这地区；这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35—前12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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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再度打通之后，史学家司马迁曾到此地考察。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当地人群作了简单的描述与分类：（1）夜郎、滇、邛都，这些是将头发椎结起来，耕田，并住在村落中的人群；（2）雟、昆明，这些是头发结辫，随畜迁徙的人群；（3）徙、筰都、冉駹，这些或是定居种田或随畜移徙的人群；（4）在冉駹之北的氐人，是行定居农业的人群。(27)司马迁也注意到，以上各人群都有大大小小的“君长”，只有游牧的雟与昆明是“无君长”的人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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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对西南夷中农业定居人群的政策，是直接置郡县管理他们。打败南越后，中原王朝借着兵威在帝国西南边陲建立越雟、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并将滇国、夜郎变成汉帝国的益州郡。夜郎与滇原有其“国”；也就是说，他们原是统于“王”的人群。因此，中原王朝颁授王印给夜郎王与滇王，任命他们管理当地各部族人民。此后，西南土著首领经常掠夺汉之驻点城镇，或反抗汉帝国统治。中原王朝派兵前往清剿，却因汉军水土不服，军需转运不易，成效很差。西汉时，甚至有中原王朝官员认为此地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29)东汉初，益州地方土著领袖仍常反叛，都被中原王朝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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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发展是，西汉以来夜郎、滇等国的社会上层愈来愈“华夏化”。桓帝时，夜郎人尹珍跟随许慎等知名汉人学者读书，后来还乡教学。肃宗时，益州太守王追在滇国地区开始兴办学校，当地上层人士逐渐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习俗。(30)在西南夷地区，滇、夜郎因有与中原王朝类似的层级化社会结构，(31)他们的上层王族贵胄很容易成为“华夏”，借此保持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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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中都提到一段历史。楚威王在位时（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将领庄蹻往南方征伐，一直打到滇池。当他要回楚国时，秦国伐楚，他的退路被截断。庄蹻因此留下来建立滇国，成了当地的王。他与属下们变更服饰，顺从土著习俗以治理当地人民。《后汉书》中则称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前263年），楚将“庄豪”伐夜郎而留在滇池当王，他的后代世世为滇王。秦昭襄王伐楚取得楚国的巫与黔中两郡（因此可能阻断庄蹻归路）是在公元前277年，这时到楚威王的时代中间至少隔了52年。因此《后汉书》似乎有意将这个事件往后修正到楚顷襄王的时代，以使其更合理，但这反而显示这段历史的不明确性。(32)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或传说）合理化滇国王室的华夏根源，有助于滇国由上而下的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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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滇、夜郎以外的西南夷地区，虽在西汉时已置郡，但当地土著对汉帝国的归顺与“华夏化”程度远不如滇与夜郎。如越雟郡的邛都夷，“豪帅放纵，难得制御”，诸部落对中原帝国时而归附，时而反叛，其主要原因也是帝国郡县赋税既烦且多。沈黎郡之辖属有筰都夷，该郡后来分为两个都尉官；一个治理汉人，一个治理土著。这也显示汉人与土著聚落城镇在这里泾渭分明。汶山郡地区，据汉文典籍记载，山上住有“六夷、七羌、九氐”。可见当时中原人了解当地族群的复杂状况。置郡后，土著也抱怨赋税重，因此汉帝国朝廷将它们合并为蜀郡北部都尉，此也就是承认本地人类生态不同于一般帝国边郡。好大喜功的帝国边官又常招引更远的部落“归义内属”。这些外邦酋长带来黄金、牦牛毛等奇珍土产，中原则给予这些内属的部落首长“金印、紫绶、钱帛”。但他们仍然经常攻击帝国边区据点，杀害官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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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人群，大致沿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分布，往南延伸到云贵地区。在这高原、高山纵谷与盆地交错的地方，汉帝国之军民沿着大河占领河谷、盆地，侵入土著的生态区。汉边郡城镇、聚落与官府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接近城镇的土著影响很深。许多居城的土著豪族因失忆而成为华夏；邻近聚落土著也经常来到城镇中出售其土产或劳力。因此，汉帝国军民的移入在此形成汉人与非汉土著之间居处交错、文化习俗区分模糊的华夏边缘，而非地理上线状的、截然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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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边缘：南越与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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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已在今日两广地区设郡，并将有罪的人迁来这里与当地土著（汉人称之为越人）共居。秦末世乱，当地龙川县的县令赵佗（据历史记载是一位中原人）自立为南越王。汉帝国成立后，南越与中原帝国交恶，赵佗称帝，并联络其他越人国家。汉文帝改变策略，对他示好。因此赵佗谢罪，愿为中原帝国藩臣，按时进贡，接受中国封职。但他的后代与中原帝国愈来愈疏远，到了太子兴即位时，国内形成两种势力：一为亲中原帝国的太后党（太后为中原人），一为以宰相吕嘉为首的本土派。太后希望南越能“内属”中原帝国，比照国内诸侯，三年一朝贡，去除边关，而宰相吕嘉则希望南越与中原汉帝国保持距离。此时，汉帝国介入南越内部政争，结果吕嘉杀了王与太后，因此导致汉朝廷派遣大军讨伐南越。平定南越后，汉帝国将此地分为九个郡来治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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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当今日福建地区，秦汉时这里的土著也被称作越人。在楚汉相争时，越人中的两位领袖——无诸与摇就曾率众助汉。因此在汉帝国成立后，无诸被立为闽越王，摇为东瓯王（或称东海王）。两国经常打来打去。有一回东瓯向汉求援，汉太尉田蚡说：越人互相攻击，这是常有的事，而且他们又反反复复的，不值得出兵去救。中大夫庄助则以为，不救小国之困，“中国”将不能“子万国”，因此他力主出兵。最后皇帝责备太尉，并令庄助发会稽郡的兵去救东瓯。东瓯解围后，要求迁到中原去。汉帝国因此将当地的人民（可能只是贵戚家族）全移到江淮之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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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闽越又击南越，南越守着汉帝国禁令，不敢发兵拒敌，而向汉帝国报告。于是汉帝国出兵伐闽越。最后，闽越贵族杀其王，结束此一触即发之战。此后闽越分裂为二，由越繇王（闽越）、东越王分别统治；两个王都受中原帝国的册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与汉帝国发生战争。汉帝国以东越不助汉征南越为理由，引兵击东越。这一次，越人又杀他们的国君来避免兵灾。不久，汉帝国认为东越地狭多山阻，闽越又强悍反复不定，因此将东越、闽越的人民都迁徙到江淮间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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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中原帝国与越地诸邦国的往来中，可以看出朝廷非常关心这些越人国家对中原帝国的顺服。因为这些越人国家的统治者，有些是华夏化的土著，有些则原为来自中原的华夏。对中原的华夏而言，如果帝国周边邦国的统治者是来自中原帝国的华夏，或其祖先为华夏，则当地的人民很快就能慕化而成为华夏域中之民了。因此中原帝国所有的努力，无论是怀柔、征伐、迁徙其民，目的都在将他们纳入华夏边缘之内。虽然在如《淮南子》之类的书中，汉代思想家们还对南方越人有刻板的印象。(37)但在《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到《汉书》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都没有关于越人风俗的负面描述，并且在其统治者家族的“祖源”上强调他们与中原帝国的关系，如相关记载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而春秋时之越国名王勾践的祖先则被远溯至夏代的少康及大禹。(38)由此可见，汉代中原华夏视越人之上层统治者及贵胄家族为华夏，至少在掌握历史书写的华夏眼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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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华夏边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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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描述，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华夏”来定义“谁是华夏”。由汉代华夏对周边人群的描述，我们知道华夏自认为是一些定居重迁、以农为本、统于皇帝、知礼尚义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他们宣称有共同的祖先，并经常强调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华夏之我族想象中，我族周遭围绕着许多“异族”或介于我族与他族间华夏边缘人群。华夏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来书写这些异族的族源或“历史”，以及描述他们的生活习惯，借此华夏也表现这些异族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与族群距离。由这些华夏的我群边缘描述中我们知道，不同的华夏边缘人群在汉代华夏心目中有不同的“异族意象”，因此所谓的华夏边缘事实上包括几种性质不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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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华夏心目中，各方华夏边缘人群之本质差异主要由两项标准造成。首先是人类经济生态，特别是农业定居与游牧。对于匈奴、乌桓、西羌等人群的游牧经济，中国史书中都有许多描述。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更把经济生业作为划分中国西南各地土著人群的标准之一。对于游牧盛行的地区，华夏明白那是不适于他们活动的地方。因此，汉代“中国人”除了与匈奴争夺河南地，与西羌争夺河湟谷地，并将势力伸入川西北的河谷地带外，(39)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将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汉帝国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相反的，对于灌溉农业盛行的地区如滇国、朝鲜、南越等地，中原帝国则认为他们是知礼尚义的国度，因而对他们的政策便是努力将其变成华夏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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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会组织，特别是“统于一君”与“无君”社会之差别。以现代词汇来说，就是有国家（state）组织的人群，与在酋邦（chiefdom）、部落（tribe）社会结构中的人群之区分。其实，这也和“移动”与“定居”人群之别有关；无论是游牧、游耕或是游猎的人群，都不适于受制于国家或酋邦，而倾向于结成聚散较有弹性的猎团或部落。基本上汉代华夏尊重“统于一君”的人群，而认为“无君”是相当野蛮而落后的。因此，对于游牧人群，汉代中国人尊重匈奴为“敌国”，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他们。而对于造成帝国更大损害的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滥杀其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对于行农业的人群，汉代华夏较尊重统于国君的滇国、夜郎、南越等，时而对其国君诱之以财货、贿之以爵位，希望他们能内属中原帝国。相反的，对于邛都、哀牢、武陵蛮等氏族部落人群，汉帝国对他们施加以赋税、劳役与强制出征，或在遭抗拒时施之以严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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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两种标准，在汉代中原帝国周边出现至少四种不同的“华夏边缘”。第一是定居、行农业并统于国君的人群，如朝鲜、南越、滇等。第二是行混合农业但未统于国君的人群，如南蛮、邛都、筰都等。第三是游牧且统于中央化国家权威者，如匈奴。第四为游牧或半游牧而处于分枝性部落结构中者，如西羌。对这四种不同的“华夏边缘”，汉代中原帝国有不同的政治与军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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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原人对边缘人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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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于中央化、阶序化政治权威的北方游牧国家可以匈奴为代表。汉帝国对匈奴的策略，早期以和亲、通关市，给财物等柔性手段为主。由汉武帝开始，汉人经常出塞远征，同时也以通关市来招降匈奴，如此恩威并施。后来，又将归降的匈奴人移近边塞，给予生活补助，一方面就近羁縻，一方面要他们替中国守边，有时并借他们的军队来替中国防御或征伐其他北方游牧部族。以和亲政策来说，虽然中国经常受匈奴威逼而嫁汉室宗女予单于，但这些女子并非匈奴的战利品。和亲的主要意义在于，以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群基本上是对等的。(40)以此，匈奴宣称与汉帝国的对等地位。而汉帝国在和亲政策下（无论是否出于其意愿），等于承认匈奴与中原帝国有对等的地位，承认匈奴人是与汉朝人有相等地位的“人”。(41)另外，汉帝国对匈奴上层贵胄每年供应物资，并开边市贸易，此显示汉代华夏对匈奴的另一种意象——匈奴人是贪婪的，只要满足其物欲便能维持边境的和平。除了河南地及河西等战略重地外，汉与匈奴间没有土地争夺；中原帝国国未有企图将匈奴牧地变为华夏之域，因汉朝人理解双方在经济生态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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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的羌人，汉帝国的政策便严苛多了。由于某些生态因素，羌人对汉帝国原是无害的。(42)汉羌间的接触与冲突，主要是因为汉帝国之军民侵入、夺占羌人的河谷地带（湟水谷地与黄河上游谷地）所致。汉代华夏能理解草原是一个汉人无法利用的生态地区，也能尊重单于及其子民在草原上的生存权。但是，羌人在河谷种麦、在山地放牧之经济生业所倚的河谷地带，也是北中国黄土农业地带的延伸，而羌人没有统一在“国”之中、没有能统御众人的“君王”，因此汉帝国对羌人河谷的侵夺便毫无忌惮了。汉人移民随着帝国之军队沿湟水进入河湟地区，夺了羌人的麦田。羌人屡次尝试回到谷地放牧或种麦，都遭到无情的杀戮与驱逐，因此造成羌人各部落一次又一次结盟以对抗汉帝国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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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无君”并不表示他们是一团散沙而容易对付。相反的，他们的部落分立、自为其主而又能迅速聚集，令汉帝国感到十分棘手。羌人是极端“平等自主”（egalitarian）的人群，不但没有任何部落能控制、指挥其他部落，连在部落之内，大大小小的次级群体都能自主行动。在历史记载中，几次羌人对汉帝国的投降或订盟，都经常有数百个羌人首领共同参加。羌人首领迷唐，在其势力盛衰起伏的两三年间，他的部落人民数量在数万到一两千人之间急剧增减。这都显示每一羌族游牧群体都能自行决定加入或离开一个部落，以及自行决定与汉帝国的和战关系。(43)汉人对这些“平等自主”的部落人群几乎是束手无策；在谈判时，没有一个可代表所有羌部落的首领，在战争中杀了一个羌酋又有无数羌酋揭竿而起。而且，羌人从不要求开关市贸易，也不曾要求娶中原帝国公主。汉帝国对他们的策略起初是屠杀不服者，并将归顺的羌部移入塞内；这便是汉将马援、窦固、马武等所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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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入塞内的羌人，聚居在村落之中，受到汉人平民、豪强与地方官员的欺凌。并且，他们还要经常为汉帝国出征，攻打其他的羌部落。(44)更重要的，他们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使他们成为当地汉人在生存资源上的竞争者，由此更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当受不了地方豪强、官员的逼迫时，羌人经常“叛逃”。汉帝国军队前来清剿时，又使得许多归顺的羌部落恐受侵扰而集体相结出塞。这就是东汉时期“羌乱”发生的普遍模式。《后汉书·西羌传》称，“羌虽外患，实深内疾”；当时居住在渭水流域帝国边郡中的羌人的确已成中原帝国的心腹之患了。在两次“羌乱”中及其后，汉帝国将领对付羌人的策略除了以羌制羌外，便是刺杀其首领或进行灭种屠杀。(45)在当时，虽有汉将领张奂持反对意见，说羌人与汉人都是天地之气所生，不好将他们杀尽。然而他的看法不但在当时未被接受，还被后来的《后汉书·西羌传》作者评为迂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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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居农业而统于国君的人群，如朝鲜，在汉代成为另一种华夏边缘——中原人希望将族群界线消除的边缘。起初汉帝国对他们的政策是，以朝鲜王卫满为境外之臣。(47)后来汉帝国与朝鲜的关系恶化，汉帝国派兵打下朝鲜后，便开始在此设郡（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直接管辖。但中原帝国要统治这里并不容易；临屯、真番郡在汉昭帝时撤销，玄菟郡也东移到高句丽。即使如此，所谓置郡可能只是空有官府与点状城镇的控制而已，并不扩及全面。汉帝国只要求土著领袖接受册封，事实上并未直接管辖。如沃沮的首领们一方面受汉帝国册封，一方面又臣属高句丽，高句丽甚至在此置官征税。对于濊人，东汉初中原帝国正式放弃对他们的管辖，只“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高句丽（貊人）虽属玄菟郡，但自有其国之官员、贵族与部族组织，并以武力迫让附近的小邦臣服。对汉帝国高句丽时而遣使朝贡内属，时而犯边入寇。对于他们的犯边，汉帝国的反应经常是相当宽容的。汉代中原帝国对于朝鲜这“土宜五谷”的地区及其人民的策略，一直是努力将其变成“中国”的一部分。箕子之历史传说，与汉帝国在此立郡县的努力，以及中原帝国对高句丽诸国的宽柔政策，都显示汉代中原帝国希望将朝鲜内地化的企图。但是，由于中原帝国的政治控制力在此边远地区已相当微弱，而且在本地人类生态中，各区域人群已形成几个既合作又对抗的邦国，如此自成一资源竞争与分享的族群与政治体系，因此他们一直抗拒成为华夏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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