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2561
后来闽越又击南越，南越守着汉帝国禁令，不敢发兵拒敌，而向汉帝国报告。于是汉帝国出兵伐闽越。最后，闽越贵族杀其王，结束此一触即发之战。此后闽越分裂为二，由越繇王（闽越）、东越王分别统治；两个王都受中原帝国的册封。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与汉帝国发生战争。汉帝国以东越不助汉征南越为理由，引兵击东越。这一次，越人又杀他们的国君来避免兵灾。不久，汉帝国认为东越地狭多山阻，闽越又强悍反复不定，因此将东越、闽越的人民都迁徙到江淮间去。(36)
1707122562
1707122563
在汉代中原帝国与越地诸邦国的往来中，可以看出朝廷非常关心这些越人国家对中原帝国的顺服。因为这些越人国家的统治者，有些是华夏化的土著，有些则原为来自中原的华夏。对中原的华夏而言，如果帝国周边邦国的统治者是来自中原帝国的华夏，或其祖先为华夏，则当地的人民很快就能慕化而成为华夏域中之民了。因此中原帝国所有的努力，无论是怀柔、征伐、迁徙其民，目的都在将他们纳入华夏边缘之内。虽然在如《淮南子》之类的书中，汉代思想家们还对南方越人有刻板的印象。(37)但在《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到《汉书》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都没有关于越人风俗的负面描述，并且在其统治者家族的“祖源”上强调他们与中原帝国的关系，如相关记载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而春秋时之越国名王勾践的祖先则被远溯至夏代的少康及大禹。(38)由此可见，汉代中原华夏视越人之上层统治者及贵胄家族为华夏，至少在掌握历史书写的华夏眼中是如此。
1707122564
1707122565
汉代华夏边缘的形成
1707122566
1707122567
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描述，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华夏”来定义“谁是华夏”。由汉代华夏对周边人群的描述，我们知道华夏自认为是一些定居重迁、以农为本、统于皇帝、知礼尚义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他们宣称有共同的祖先，并经常强调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华夏之我族想象中，我族周遭围绕着许多“异族”或介于我族与他族间华夏边缘人群。华夏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来书写这些异族的族源或“历史”，以及描述他们的生活习惯，借此华夏也表现这些异族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与族群距离。由这些华夏的我群边缘描述中我们知道，不同的华夏边缘人群在汉代华夏心目中有不同的“异族意象”，因此所谓的华夏边缘事实上包括几种性质不同的边缘。
1707122568
1707122569
在汉代华夏心目中，各方华夏边缘人群之本质差异主要由两项标准造成。首先是人类经济生态，特别是农业定居与游牧。对于匈奴、乌桓、西羌等人群的游牧经济，中国史书中都有许多描述。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更把经济生业作为划分中国西南各地土著人群的标准之一。对于游牧盛行的地区，华夏明白那是不适于他们活动的地方。因此，汉代“中国人”除了与匈奴争夺河南地，与西羌争夺河湟谷地，并将势力伸入川西北的河谷地带外，(39)基本上不会侵占游牧地区，也不想将这些地区的人群变成“中国人”。汉帝国对游牧人群的基本政策便是软硬兼施，以坚持、固守两个世界间的分隔线。相反的，对于灌溉农业盛行的地区如滇国、朝鲜、南越等地，中原帝国则认为他们是知礼尚义的国度，因而对他们的政策便是努力将其变成华夏之域。
1707122570
1707122571
其次是社会组织，特别是“统于一君”与“无君”社会之差别。以现代词汇来说，就是有国家（state）组织的人群，与在酋邦（chiefdom）、部落（tribe）社会结构中的人群之区分。其实，这也和“移动”与“定居”人群之别有关；无论是游牧、游耕或是游猎的人群，都不适于受制于国家或酋邦，而倾向于结成聚散较有弹性的猎团或部落。基本上汉代华夏尊重“统于一君”的人群，而认为“无君”是相当野蛮而落后的。因此，对于游牧人群，汉代中国人尊重匈奴为“敌国”，经常以和亲、开关市、岁赐财物来安抚他们。而对于造成帝国更大损害的西羌，则经常诱杀、暗杀其首领，滥杀其人民，或竟施行灭种政策。对于行农业的人群，汉代华夏较尊重统于国君的滇国、夜郎、南越等，时而对其国君诱之以财货、贿之以爵位，希望他们能内属中原帝国。相反的，对于邛都、哀牢、武陵蛮等氏族部落人群，汉帝国对他们施加以赋税、劳役与强制出征，或在遭抗拒时施之以严酷镇压。
1707122572
1707122573
以此两种标准，在汉代中原帝国周边出现至少四种不同的“华夏边缘”。第一是定居、行农业并统于国君的人群，如朝鲜、南越、滇等。第二是行混合农业但未统于国君的人群，如南蛮、邛都、筰都等。第三是游牧且统于中央化国家权威者，如匈奴。第四为游牧或半游牧而处于分枝性部落结构中者，如西羌。对这四种不同的“华夏边缘”，汉代中原帝国有不同的政治与军事策略。
1707122574
1707122575
汉代中原人对边缘人群的政策
1707122576
1707122577
统于中央化、阶序化政治权威的北方游牧国家可以匈奴为代表。汉帝国对匈奴的策略，早期以和亲、通关市，给财物等柔性手段为主。由汉武帝开始，汉人经常出塞远征，同时也以通关市来招降匈奴，如此恩威并施。后来，又将归降的匈奴人移近边塞，给予生活补助，一方面就近羁縻，一方面要他们替中国守边，有时并借他们的军队来替中国防御或征伐其他北方游牧部族。以和亲政策来说，虽然中国经常受匈奴威逼而嫁汉室宗女予单于，但这些女子并非匈奴的战利品。和亲的主要意义在于，以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群基本上是对等的。(40)以此，匈奴宣称与汉帝国的对等地位。而汉帝国在和亲政策下（无论是否出于其意愿），等于承认匈奴与中原帝国有对等的地位，承认匈奴人是与汉朝人有相等地位的“人”。(41)另外，汉帝国对匈奴上层贵胄每年供应物资，并开边市贸易，此显示汉代华夏对匈奴的另一种意象——匈奴人是贪婪的，只要满足其物欲便能维持边境的和平。除了河南地及河西等战略重地外，汉与匈奴间没有土地争夺；中原帝国国未有企图将匈奴牧地变为华夏之域，因汉朝人理解双方在经济生态上的差距。
1707122578
1707122579
对于西方的羌人，汉帝国的政策便严苛多了。由于某些生态因素，羌人对汉帝国原是无害的。(42)汉羌间的接触与冲突，主要是因为汉帝国之军民侵入、夺占羌人的河谷地带（湟水谷地与黄河上游谷地）所致。汉代华夏能理解草原是一个汉人无法利用的生态地区，也能尊重单于及其子民在草原上的生存权。但是，羌人在河谷种麦、在山地放牧之经济生业所倚的河谷地带，也是北中国黄土农业地带的延伸，而羌人没有统一在“国”之中、没有能统御众人的“君王”，因此汉帝国对羌人河谷的侵夺便毫无忌惮了。汉人移民随着帝国之军队沿湟水进入河湟地区，夺了羌人的麦田。羌人屡次尝试回到谷地放牧或种麦，都遭到无情的杀戮与驱逐，因此造成羌人各部落一次又一次结盟以对抗汉帝国的入侵。
1707122580
1707122581
羌人“无君”并不表示他们是一团散沙而容易对付。相反的，他们的部落分立、自为其主而又能迅速聚集，令汉帝国感到十分棘手。羌人是极端“平等自主”（egalitarian）的人群，不但没有任何部落能控制、指挥其他部落，连在部落之内，大大小小的次级群体都能自主行动。在历史记载中，几次羌人对汉帝国的投降或订盟，都经常有数百个羌人首领共同参加。羌人首领迷唐，在其势力盛衰起伏的两三年间，他的部落人民数量在数万到一两千人之间急剧增减。这都显示每一羌族游牧群体都能自行决定加入或离开一个部落，以及自行决定与汉帝国的和战关系。(43)汉人对这些“平等自主”的部落人群几乎是束手无策；在谈判时，没有一个可代表所有羌部落的首领，在战争中杀了一个羌酋又有无数羌酋揭竿而起。而且，羌人从不要求开关市贸易，也不曾要求娶中原帝国公主。汉帝国对他们的策略起初是屠杀不服者，并将归顺的羌部移入塞内；这便是汉将马援、窦固、马武等所采的策略。
1707122582
1707122583
被移入塞内的羌人，聚居在村落之中，受到汉人平民、豪强与地方官员的欺凌。并且，他们还要经常为汉帝国出征，攻打其他的羌部落。(44)更重要的，他们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使他们成为当地汉人在生存资源上的竞争者，由此更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当受不了地方豪强、官员的逼迫时，羌人经常“叛逃”。汉帝国军队前来清剿时，又使得许多归顺的羌部落恐受侵扰而集体相结出塞。这就是东汉时期“羌乱”发生的普遍模式。《后汉书·西羌传》称，“羌虽外患，实深内疾”；当时居住在渭水流域帝国边郡中的羌人的确已成中原帝国的心腹之患了。在两次“羌乱”中及其后，汉帝国将领对付羌人的策略除了以羌制羌外，便是刺杀其首领或进行灭种屠杀。(45)在当时，虽有汉将领张奂持反对意见，说羌人与汉人都是天地之气所生，不好将他们杀尽。然而他的看法不但在当时未被接受，还被后来的《后汉书·西羌传》作者评为迂腐。(46)
1707122584
1707122585
行定居农业而统于国君的人群，如朝鲜，在汉代成为另一种华夏边缘——中原人希望将族群界线消除的边缘。起初汉帝国对他们的政策是，以朝鲜王卫满为境外之臣。(47)后来汉帝国与朝鲜的关系恶化，汉帝国派兵打下朝鲜后，便开始在此设郡（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直接管辖。但中原帝国要统治这里并不容易；临屯、真番郡在汉昭帝时撤销，玄菟郡也东移到高句丽。即使如此，所谓置郡可能只是空有官府与点状城镇的控制而已，并不扩及全面。汉帝国只要求土著领袖接受册封，事实上并未直接管辖。如沃沮的首领们一方面受汉帝国册封，一方面又臣属高句丽，高句丽甚至在此置官征税。对于濊人，东汉初中原帝国正式放弃对他们的管辖，只“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高句丽（貊人）虽属玄菟郡，但自有其国之官员、贵族与部族组织，并以武力迫让附近的小邦臣服。对汉帝国高句丽时而遣使朝贡内属，时而犯边入寇。对于他们的犯边，汉帝国的反应经常是相当宽容的。汉代中原帝国对于朝鲜这“土宜五谷”的地区及其人民的策略，一直是努力将其变成“中国”的一部分。箕子之历史传说，与汉帝国在此立郡县的努力，以及中原帝国对高句丽诸国的宽柔政策，都显示汉代中原帝国希望将朝鲜内地化的企图。但是，由于中原帝国的政治控制力在此边远地区已相当微弱，而且在本地人类生态中，各区域人群已形成几个既合作又对抗的邦国，如此自成一资源竞争与分享的族群与政治体系，因此他们一直抗拒成为华夏之民。
1707122586
1707122587
在南方，行定居农业且统于国君的越、滇、夜郎，也是中原帝国人努力泯除华夷边界的地区之一。不同于在朝鲜地区的挫折，汉帝国在此进行的策略非常成功，以致在汉末时越、滇与夜郎的部分城镇地区都已相当华夏化了。这些策略包括，迁移其民，设置郡县，推行中国式的礼义教化，设学校推广经学以及为当地统治阶层贵族提供华夏英雄祖先历史记忆。这些策略，特别是历史记忆，经常让当地统治王族成为由中原来此平服蛮夷而王于此的华夏英雄之后。
1707122588
1707122589
对于住在南方与西南山间，行农牧渔猎混合经济而“无大侯王”的各部落、村落族群。汉帝国之人则深入其间，夺占其河谷、低地。中原商人在这些地区可以获得土产，廉价的仆役、劳工，帝国地方官员则透过各部族首领对土著征赋税徭役。在此逐渐形成一种族群体系，在此体系中各土著族群间，以及各土著族群与中原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合作、竞争，也有剥削。
1707122590
1707122591
汉代中原帝国人对待四方异族的差别政策，虽非由朝廷筹划与明白诏示，然而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对异族的意象（以及自我意象）之中，因此在汉代形成不同的华夏边缘，也造成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或固化。华夏的扩张与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主要是华夏争夺可行定居农业的地区及其人民所造成。汉人移民与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开垦，不顺服的土著（多为社会上层家族）被迁至内地。许多被迁到内地的华夏边缘人群，由东汉到魏晋逐渐地皆宣称自己是有虞氏、夏后氏或周人之后。(48)显然由于对本部族之“历史”失忆以及因战乱迁徙造成有利于失忆的环境，后来他们都成了“炎黄子孙”。对于其人行定居农业的地区，汉帝国的政策则是将整个地区纳入华夏子孙统治之域。为此，汉代中原帝国人或以军事、外交手腕让这些国家内属，进而将其地并为帝国之郡县，或以“历史”证明这些国家（如朝鲜、南越、闽越、滇等国）的王室原来便出于华夏。如此经过四百余年的经营，许多原来的“异族”成了华夏。东汉时，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华夏边缘便已推移至与今日中国“汉族”边缘大致重叠的地区。
1707122592
1707122593
华夏边缘的维持
1707122594
1707122595
或因其生态环境汉人难以利用，或因汉人的政治力对其鞭长莫及，华夏之外的北方草原、西方的高原深谷，以及南方与西南的边远山区，成了汉代中原人的最后边缘。对于这些边缘地区人群，汉帝国以各种手段来维系他们与中原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与维持，经常是中原帝国对华夏边缘人群以兵威相胁，要求他们对朝廷进贡本地奇珍物产，然后朝廷给予物超所值的赏赐作回报。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中，中原帝国的“慷慨”换来了较优越的政治地位。这种优越地位表现在中原帝国要求边缘邦国君王与部族首领受中国册封，或遣王子贵族入侍（作人质），或要求他们进贡土产，这就是所谓的“封贡制度”。研究“封贡制度”的学者，或由经济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国际贸易关系”，或以政治观点认为借此中原帝国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秩序”。(49)这些看法都强调此制度的对外功能，而忽略了它对内的功能。
1707122596
1707122597
事实上，汉代中原帝国努力维系此制度，将一些汉帝国不可能直接统治的地域及人民约束在其四周，所得到的，除了外邦在仪式上的归顺、边界的安全以及部分经济利益外，还有一些来自外邦的珍怪土产与当地奇风异俗的知识。后者，经常见于汉文典籍，但其意义常被忽略。由族群边缘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外邦异族的奇风异俗与珍奇土产有凝聚“中国人”（华夏）的功能。这是因为，由春秋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缘的形成、扩张中，被包含在“边缘”中的各地“中国人”虽然逐渐凝聚许多共性，然而在语言、文化上仍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们需要“异质化”的边缘来强调边缘内华夏的共性。因此，来自域外的珍稀土产及异族的奇风异俗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人”用它们来强化“中国”边缘，以凸显边缘之内人群间的同质性与一体性。春秋至汉代出现或流行的许多作品，如《逸周书·王会》《淮南子·坠形》《山海经》以及史书中的四裔传等之书写，都有以刻画“边缘”来凝聚“中国”的功能。
1707122598
1707122599
汉代“中国人”心目中各方华夏边缘之人的意象，像是当时华夏自我刻画的族群边缘；一方面它诠释在此边缘之外“哪些人不是（或可能是）中国人”，另外它也从相对的一面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在不同的华夏边缘，不同的异族意象形塑中国与这些人群交往时的目的与策略。经由这些策略，如征伐、通商、封贡、和亲、移民、立郡县（内地化）等，汉代“中国”之华夏调整或确立其族群边缘，也就是不断调整、强化并确定“华夏”或“中国人”的范围。在这过程中，“族源历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汉代“中国人”以此界定“他们是谁”，将他们排除在“中国”及华夏之外，或将他们（或希望将他们）纳入“中国”及华夏之内。对处于不平等族群关系中的华夏边缘人群而言，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接受或是找寻一个华夏祖先，可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并以“失忆”摆脱不利于己的族群身份；华夏便因此茁长扩大。
1707122600
1707122601
1707122602
1707122603
1707122604
图十二 当代汉族与中国少数民族（部分）分布略图
1707122605
1707122606
“中国人”常被视为，也自认为，是有共同文化、血统、生活习惯的民族；由于各地中国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均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因此这个看法常被质疑。事实上，“中国人”（或华夏）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共性来凝聚；凝聚他们的主要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因此，从汉代华夏边缘形成以来，华夏帝国便以通婚、贸易、征伐、封贡、赏赐等各种软硬手段来羁縻四方部族与国家以维持这个“边缘”。我们若拿东汉帝国疆域（以行郡县的地区为范围，见第338页图十一）与现在中国的汉民族主要分布区（见图十二）作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有惊人的重叠。(50)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人类生态地理上的边缘。此后，除了对蒙藏等地区的政策性点状移民、近代东北成为汉移民之天堂，以及汉化造成的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西南及南方华夏边缘外，“汉人”没有进一步扩张，也没有让任何华夏之域脱离中国成为非汉人地区。也就是说，华夏一直有效地维持着这形成于汉代的族群地理边缘。因此，虽然“华夏”之自称词在历史上有很多转折变化，但至今构成中国人的主体民族在面对中国边缘少数民族时仍自称“汉人”。这种汉人或“中国人”意象，在当代仍左右着居于地理核心之“中国人”与其边缘人群间的往来互动，并影响中原帝国对边缘人群的政策。
1707122607
1707122608
(1) 在本章中除了部分辅助文献外，主要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记载为主。这是因为，在汉代文学家与训诂学者的作品中，虽偶见有关边疆异族的零散记载，但其中所提及的，常与现实世界的边疆人群有些差距。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可能需要另外为文处理。相反的，《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族源、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国关系的记载，都是基于官方档案，与地方官员、将领的报告，以及史学家亲身的采访。以此写成的、有系统而又完整的记载，无论是否确实，它都代表一种典范观点。当我们在探讨“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时，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可能皆有些差距。但是，当文献不足以让我们作这样细部的探讨时，“正史”所表现的典范观点，可提供我们研究汉代“中国人”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的基点。
1707122609
1707122610
(2) 游牧盛行的地区不只是缺乏农业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不稳定，譬如：不稳定的雨量，突来的高温或低温，无法测知的大风雪等。在这样的地区，游牧的移动性使得牧民得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利用自然资源或逃避灾难。为了随时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游牧社会的结构需要有弹性，而且每一基本游牧单位对于本身的游牧事宜需有相当的决定权。基于这些原则，最常在一个游牧社会中见到的便是所谓的分枝性（亲属或社会）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