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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记载，不仅是朝鲜人的礼仪教化，甚至他们能种田、养蚕都是箕子的功劳。这是一种与前述“羌无弋爰剑传说”相似的“化夷传说”。不同的是，前者的主角是戎人奴隶，后者的主角是殷商的王子。这两个传说的差别，也表现了在汉代华夏心目中，不同地方的异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文化或族群亲缘距离有别；在这两方面，朝鲜之人（主要指其国之统治者家族）都远比羌人接近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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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取材主要根据汉晋史籍。在本书的《东夷列传》中，起首有一段对该地人民特质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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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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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载也显示由前汉到魏晋南朝，中原人一直认为朝鲜人是谨守礼教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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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时的夫余是兼营农业、狩猎与畜牧的人群。据汉文典籍记载，这里“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中原人也注意到他们有城池、宫室、牢狱与仓库，代表该国有中央化政治威权，并有将物资集中分配的商业或政治机制。关于这些人的道德习俗，《后汉书》中的描述是：他们强壮勇敢而又谨厚，不会到处掠夺；他们在饮食、社交上注重礼仪与上下尊卑之别。另外，住在高山深谷之中较不注重务农事的高句丽，在当时中原华夏眼中则是风俗败坏，好勇斗狠，喜好到处掠夺的人群。濊人，前汉时朝鲜玄菟郡管辖下的人群之一，他们也是行农业的人群。《后汉书》作者对濊人的描述是：他们不会盗窃，可以不用闭户，妇人都能守贞节。(20)总之，直到东汉魏晋，除了高句丽因屡次寇边而被嫌恶外，基本上中原人还是认为这些住在东北方的人群谨守礼教、风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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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箕子传说之外，东汉以来中国史家采录了另一则有关当地人群起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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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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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说，可能是当地族群起源的本土版。后来事实证明，无论从前有多少中原移民进入朝鲜，他们都融入当地社会体系之中（这体系包括许多国家、部落与村落群）。在这体系中，他们有时记得、有时遗忘箕子传说，或更强调本土的祖先起源传说，来抗拒中国将他们内地化的努力。汉代以后，这里的人大多自称是东明（或朱蒙）后代，更晚才自称檀君子孙。(22)于是，在这经济生态与文化和中原区分并不明显的华夏边缘之域，“族源”成为本地人建立与争论他们与“中国人”间族群边界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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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边缘：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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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被秦汉中原之人称为“蛮”的人群，分为许许多多的地方族群；依汉代中原人对他们的分类，其中最主要的有武陵蛮、巴郡南郡蛮以及板楯蛮。他们聚居在山间村落中，以种植、狩猎为生。汉代中原人以“蛮”这样对异族的泛称来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如匈奴、朝鲜等人群的“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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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住在今日湖南省西南的是武陵蛮。《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个传说，称武陵蛮是古帝王高辛氏的女儿与一只退敌有功的狗“盘瓠”所生的后代，因此他们以始祖对中原有功，其妻又是帝王之女，而认为自己无论种田、做生意都应该无须缴税。事实上，汉初中原在此地“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以为税赋。(23)东汉时，武陵蛮及附近诸蛮夷经常“反叛”，原因不详。但是，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汉朝廷接受武陵太守的建议，因当地蛮夷都已经很顺服了，应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赋税，结果造成连年的蛮夷“反叛”。华夏所建构的武陵蛮族源历史传说，一方面强调这些南方人群的低劣本质（盘瓠之后）以及他们与华夏的密切关系（高辛氏女之后），另一方面也诠释他们为何主张自己可以减免赋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与汉帝国间的紧张关系主要也是因赋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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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当湖北省西部的长江中游，当时有一支自称廪君后代的人群，以巴为姓氏。中原称他们为“廪君蛮”。秦时，因巴氏为蛮夷君长，他们又代代娶秦女为妻，所以中原王朝赐给他们爵位，有罪时可以用爵位相抵，并要他们每年“出赋两千一十六钱”，三年“出义赋千八百钱”。他们的百姓每年也要出嫁布、鸡羽作为赋税。(24)汉代中原王朝沿袭这办法。东汉时，他们经常聚众反叛，其原因也是汉帝国对他们征赋税的问题。(25)所以，和武陵蛮相同，廪君蛮也借着“族源历史”来主张他们应被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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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汉代以族源传说争议赋税问题，也见于四川东部的一些被称为板楯蛮的人群。他们以善战出名，汉代华夏认为他们是曾助武王伐纣的巴人之后。另一种说法是，秦时曾有板楯蛮夷为民除虎害，秦昭王因此与他们刻石盟约，减免他们的田租与丁口税。汉高祖刘邦（当时还是汉王）与项羽相争时，也曾利用他们北伐关中。因此，汉朝廷减免其统治豪酋家族的租税，其他百姓则仍要每年出丁口钱。东汉时，朝廷还是经常用板楯蛮出征。桓帝时，他们屡次反叛。究其原因，据当时地方官吏称，仍是“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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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中三支“南方蛮夷”的族源传说或历史，糅合了本土与中国之神话传说和历史因素，这可说是土著观点与中国观点“历史”之结合，也是本地“蛮夷”成为华夏边缘的表征。这些历史与传说将“南蛮”与中原帝国之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显示存在此族群关系中的一个紧张因素——赋税问题。对于这些边缘族群而言，赋税是进入华夏之域（或成为特定华夏边缘）的痛苦代价，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些例子显示，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如何表现在他们对“过去”（族源历史与传说）的记忆、重组与诠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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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缘：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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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西南夷是指分布于由甘陕南部沿青藏高原东缘南下到云南、贵州一带的人群。在秦统一中国时，秦帝国已辟道将其势力扩及这地区，在各地设官管辖经营。汉初，由于鞭长莫及，中原王朝放弃在此直接统辖，然而巴蜀一带的商人与当地人群之贸易来往并未中断，有些人还因此致富。后来为了要开辟一条通往南越、大夏、天竺的新路，汉代中原军民才大规模进入这地区；这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35—前12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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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再度打通之后，史学家司马迁曾到此地考察。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当地人群作了简单的描述与分类：（1）夜郎、滇、邛都，这些是将头发椎结起来，耕田，并住在村落中的人群；（2）雟、昆明，这些是头发结辫，随畜迁徙的人群；（3）徙、筰都、冉駹，这些或是定居种田或随畜移徙的人群；（4）在冉駹之北的氐人，是行定居农业的人群。(27)司马迁也注意到，以上各人群都有大大小小的“君长”，只有游牧的雟与昆明是“无君长”的人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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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对西南夷中农业定居人群的政策，是直接置郡县管理他们。打败南越后，中原王朝借着兵威在帝国西南边陲建立越雟、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并将滇国、夜郎变成汉帝国的益州郡。夜郎与滇原有其“国”；也就是说，他们原是统于“王”的人群。因此，中原王朝颁授王印给夜郎王与滇王，任命他们管理当地各部族人民。此后，西南土著首领经常掠夺汉之驻点城镇，或反抗汉帝国统治。中原王朝派兵前往清剿，却因汉军水土不服，军需转运不易，成效很差。西汉时，甚至有中原王朝官员认为此地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29)东汉初，益州地方土著领袖仍常反叛，都被中原王朝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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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发展是，西汉以来夜郎、滇等国的社会上层愈来愈“华夏化”。桓帝时，夜郎人尹珍跟随许慎等知名汉人学者读书，后来还乡教学。肃宗时，益州太守王追在滇国地区开始兴办学校，当地上层人士逐渐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习俗。(30)在西南夷地区，滇、夜郎因有与中原王朝类似的层级化社会结构，(31)他们的上层王族贵胄很容易成为“华夏”，借此保持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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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中都提到一段历史。楚威王在位时（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将领庄蹻往南方征伐，一直打到滇池。当他要回楚国时，秦国伐楚，他的退路被截断。庄蹻因此留下来建立滇国，成了当地的王。他与属下们变更服饰，顺从土著习俗以治理当地人民。《后汉书》中则称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前263年），楚将“庄豪”伐夜郎而留在滇池当王，他的后代世世为滇王。秦昭襄王伐楚取得楚国的巫与黔中两郡（因此可能阻断庄蹻归路）是在公元前277年，这时到楚威王的时代中间至少隔了52年。因此《后汉书》似乎有意将这个事件往后修正到楚顷襄王的时代，以使其更合理，但这反而显示这段历史的不明确性。(32)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或传说）合理化滇国王室的华夏根源，有助于滇国由上而下的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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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滇、夜郎以外的西南夷地区，虽在西汉时已置郡，但当地土著对汉帝国的归顺与“华夏化”程度远不如滇与夜郎。如越雟郡的邛都夷，“豪帅放纵，难得制御”，诸部落对中原帝国时而归附，时而反叛，其主要原因也是帝国郡县赋税既烦且多。沈黎郡之辖属有筰都夷，该郡后来分为两个都尉官；一个治理汉人，一个治理土著。这也显示汉人与土著聚落城镇在这里泾渭分明。汶山郡地区，据汉文典籍记载，山上住有“六夷、七羌、九氐”。可见当时中原人了解当地族群的复杂状况。置郡后，土著也抱怨赋税重，因此汉帝国朝廷将它们合并为蜀郡北部都尉，此也就是承认本地人类生态不同于一般帝国边郡。好大喜功的帝国边官又常招引更远的部落“归义内属”。这些外邦酋长带来黄金、牦牛毛等奇珍土产，中原则给予这些内属的部落首长“金印、紫绶、钱帛”。但他们仍然经常攻击帝国边区据点，杀害官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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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人群，大致沿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分布，往南延伸到云贵地区。在这高原、高山纵谷与盆地交错的地方，汉帝国之军民沿着大河占领河谷、盆地，侵入土著的生态区。汉边郡城镇、聚落与官府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接近城镇的土著影响很深。许多居城的土著豪族因失忆而成为华夏；邻近聚落土著也经常来到城镇中出售其土产或劳力。因此，汉帝国军民的移入在此形成汉人与非汉土著之间居处交错、文化习俗区分模糊的华夏边缘，而非地理上线状的、截然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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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边缘：南越与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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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已在今日两广地区设郡，并将有罪的人迁来这里与当地土著（汉人称之为越人）共居。秦末世乱，当地龙川县的县令赵佗（据历史记载是一位中原人）自立为南越王。汉帝国成立后，南越与中原帝国交恶，赵佗称帝，并联络其他越人国家。汉文帝改变策略，对他示好。因此赵佗谢罪，愿为中原帝国藩臣，按时进贡，接受中国封职。但他的后代与中原帝国愈来愈疏远，到了太子兴即位时，国内形成两种势力：一为亲中原帝国的太后党（太后为中原人），一为以宰相吕嘉为首的本土派。太后希望南越能“内属”中原帝国，比照国内诸侯，三年一朝贡，去除边关，而宰相吕嘉则希望南越与中原汉帝国保持距离。此时，汉帝国介入南越内部政争，结果吕嘉杀了王与太后，因此导致汉朝廷派遣大军讨伐南越。平定南越后，汉帝国将此地分为九个郡来治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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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当今日福建地区，秦汉时这里的土著也被称作越人。在楚汉相争时，越人中的两位领袖——无诸与摇就曾率众助汉。因此在汉帝国成立后，无诸被立为闽越王，摇为东瓯王（或称东海王）。两国经常打来打去。有一回东瓯向汉求援，汉太尉田蚡说：越人互相攻击，这是常有的事，而且他们又反反复复的，不值得出兵去救。中大夫庄助则以为，不救小国之困，“中国”将不能“子万国”，因此他力主出兵。最后皇帝责备太尉，并令庄助发会稽郡的兵去救东瓯。东瓯解围后，要求迁到中原去。汉帝国因此将当地的人民（可能只是贵戚家族）全移到江淮之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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