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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伍新福：《石启贵传略》，载石启贵编著《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上），麻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民族出版社，2009，第xxx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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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石启贵对本民族不称“苗族”而称“土著民族”，此乃由于当时整个南方非汉民族的分类尚不明确，而许多本地人认为“苗”是辱称，所以国民政府几经斟酌而暂使用“土著民族”之称于正式场合。石启贵使用此称号实为无奈与不得已（便如在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期他以“兄弟民族”来称呼苗族）。他曾在一封致国民政府某机构的信中，对于政府了解本地人对“苗”这一称号的感受因而给予“土著民族”之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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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汉长沙武陵蛮，“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参见《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南蛮。汉晋之白虎复夷，“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故世号白虎复夷”；参见《华阳国志》卷一，巴志。隋长沙郡之莫傜，“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为名”，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第二十六，荆州，熙平郡。近代瑶族《过山榜》，如一出于广西之榜文曰：“评王卷牒，王傜子孙执照。过山防身，永远蠲免身丁役”；参见《过山榜》，载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瑶族过山牒文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4，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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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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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永绥县革屯诉愿团的呈文中称：“全国政治应臻统一，全国人民权利义务应臻平等。”参见雷安平、龙炳文、龙泽全：《从“革屯”口号的变化看湘西苗族“革屯”运动的深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第58—61页。另外，诉愿团向外发布之《快邮代电》中也称，屯租不除则将“留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缺点”；参见石昭明：《湘西革屯运动的特点及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88年第4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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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233—234、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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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9页；石启贵：《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手稿本），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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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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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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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北川羌族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原自称“汉人”的村寨人群，或主动或在当地知识分子鼓舞下，要求被识别为羌族。因此，1982年北川羌族共有2 001人，1985成为39 722人，1987年则有52 783人。见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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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四章 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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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当代民族与其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学者之间常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者，我称之为“历史实体论”。持此论者认为，一“民族”有其客观的文化特征（民族传统文化），这样的民族实体存在并延续于一历史（民族史）之中。上一章我所讨论的，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对华夏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民族考察、研究，所建立的便是如此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史”知识。另一则是“近代建构论”；近年来在以西方学术为主的后现代主义学风影响下，“民族”常被视为近代国族主义下“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传统文化”则成为近代国族主义下“被创造的传统”。(1)在中国民族研究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来之少数民族识别，及其背后的“历史”与“民族志知识”也因此受到许多质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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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面数章中，我已由边缘研究观点略述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借此我对汉族、中华民族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一特殊了解。在此了解下，一方面所谓“近代国族建构”不过是此一历史过程之近代变迁而已。另一方面，与民族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并不只是客观存在的过去事件与模式化之社会行为，更是在人群社会关系中个人与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展演。在这一章中，我借着一个华夏边缘——北川及其居民——的历史，进一步说明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及发生在边缘并造成此边缘变迁的社会微观过程，此也涉及一般所称的“汉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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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兴西羌：汉晋时期的汶山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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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北川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北隅山中。在此，湔江由西东流，四条由北南流的支流汇入其中（图十三）。这几条河流的河岸台地及附近低山坡地，便是本地居民生息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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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本地属于蜀地汶山郡的一部分；汶山郡是蜀地最西方的一个郡。最早，因与古圣人“大禹”有关，此地出现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大禹，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有悠久且重要的地位。在战国典籍记载中，他是一位治水有功的古英雄帝王，但文献并未提及他出生何处。汉初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出现了“禹兴西羌”的说法。(3)西汉时人桓宽所著《盐铁论》中，亦有“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之说。这一说法，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普遍。(4) 5世纪的史家范晔在其所著《后汉书》中也称“大禹生于西羌”，以此与孔子生于东鲁相对应。这一类华夏古圣人出于四方边远地域之说，由其文本叙事及出现的时代背景看来，其意应在于表现秦汉统一帝国下华夏所居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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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北川地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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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山郡所在的蜀，也是一个华夏边缘。西周以来，长江上游蜀地之人与中原的往来不多。甚至到了春秋时期，与积极参与华夏会盟政治的长江下游之吴越相比，蜀国与中原的往来也不甚积极。战国时的蜀，与其北方之秦及东边的巴、楚往来较多。公元前4世纪中叶，蜀与巴交恶，巴向秦求救。于是秦军在公元前315年出兵灭蜀。蜀灭后，秦曾数度以蜀王之后来统治本地，(5)后来都造成叛乱。因此在公元285年最后一次定蜀地之乱后，秦便直接设郡统辖本地。除了以军事征服蜀地外，秦也采取若干措施来加强对蜀地的控制与利用。如有计划的大量移民，营建都城，兴水利、开阡陌，并推广秦篆行文字统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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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之乱时，刘邦曾借巴、蜀、汉中为基地与项羽对抗，最后建立汉朝。因此在秦汉之交，更多中国士人进入蜀地。汉兴之后，新的西汉政府继续兴修水利农田，以开发成都平原的农矿富源。更重要的是，汉人郡守文翁等致力于兴文教；送蜀郡弟子到中原习经学，然后回蜀在本地郡国学中教授学子。作为汉文化传播点的都邑、学校在此逐渐普及后，来自中原或本土之社会上层家族子弟更有机会接受汉文化教育。于是自西汉中叶以来，蜀人严遵、张宽等之经学，司马相如、扬雄等之辞赋，皆著其声名于上京。然而，汉晋时蜀地士人在面对中原人士时，仍觉得自身处于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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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之故，“禹兴西羌”记忆在汉代蜀地士人间自然很受重视——华夏圣人大禹出生于此西方，如此自然也冲淡了本地的边缘性。他们还对此加添新的脚注——宣称大禹出生在蜀的汶山郡。西汉时，扬雄在其所著《蜀王本纪》中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三国时人谯周在其所著《蜀本纪》中沿承此说。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对此则有更清楚的记载。他称，石纽便是古汶山郡；大禹之父崇伯娶有莘氏之女，因治水而行走天下，于是生禹于石纽刳儿坪。扬雄、常璩、谯周等都是蜀人。由于汶山郡是蜀地极西之郡县，因此当这些蜀人说大禹出生于汶山时，也隐喻了他们自身所在的成都平原为毫无疑问的华夏之域。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有一段夸耀“蜀地”的文字，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如此也反映蜀人以大禹出生于此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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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在空间、政治上居于华夏边缘之位置，使得他们自觉处于华夏边缘之场境（positionality）。此种自觉，反映在他们极力述说“大禹出生于此”，更反映在以下这一则三国时蜀人秦宓的言行记载中。秦宓为蜀之广汉人。当时中原来的广汉太守夏侯纂，因受秦宓怠慢，所以故意问秦宓当地士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士人如何，以示轻蔑本地人之意。秦宓傲然回答道：“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由此，亦表现蜀人不甘居于边陲的本土华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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