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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中文译名：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梅斯基希。曾在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学习神学和哲学，并同时修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91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教授资格论文题目是《邓·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Die Kategorien-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1915）。历任马尔堡大学（Universität Marburg）、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著作有《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1929）、《林中路》（Holzwege，19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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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非常不公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老说西方人？为什么没有人说印度人呢？大概是在1986年，我有机会去印度开会，由于印度汉学的基础还相当薄弱，因此那里某所大学请我们一批德国汉学家过去，给他们介绍汉学是什么。此外，那所大学也想建立汉学系，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到了之后，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建立汉学专业呢？”他们直率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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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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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生对中国不感兴趣，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觉得学汉语没有什么意思。”那如果印度基本上没有什么汉学家的话，他们如何能介绍中国文化呢？他们能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吗？以目前的程度来看，他们很难做到。我们德国是小国，但是中国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了德文。《道德经》一共有100多种译本，《易经》最少有6种德文译本。那为什么没有中国学者公开批评印度呢？我真的想不起来，有哪些中国学者批评过印度汉学。因为这不符合当今流行的理论，大家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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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华裔汉学家，他叫欧阳桢，英文名字叫Eugene Eoyang。他有这么一个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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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ilure of any Chinese writer to win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as been blamed on the inadequat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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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外国汉学家没有好好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想说明的是，这都是我们的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不是中国作家的错，而是我们的错。当时因为我在波恩大学教了10年的翻译，我培养了不少德国汉学家从事汉德翻译工作，所以我知道，现在德国、德语国家有第一流的翻译家，他们的德文非常好，有的时候他们的德文比他们翻成德文的中国作家的中文好得多。那这个欧阳桢会德语吗？他大概不会，但是还会这样说。好像对他来说，除了中国和美国以外，没有第三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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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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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Eoyang（1939—）中文名：欧阳桢。中文译名：尤金·欧阳。比较文学及翻译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比较文学荣誉教授，香港岭南大学英文、人文学、翻译、基础教育荣誉教授，2008年荣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智囊委员会主任（1997—2004）。主要从事中国白话小说、寒山（约691—793）、谢灵运（385—433）等人的诗歌英译及比较诗学研究工作。欧阳桢对翻译理论与技巧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鉴别翻译的标准应有三条：自明、信达、透明。所谓“透明”，指应该让读者透过译作看到原著，而不应让他们看出这是翻译过来的。译文的基调应和原文的基调一致；译文要反映出原作者的特点，而不能反映译者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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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桢的主要代表作有：《透明之眼：对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反思》（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1993）、《“借来之美”：关于翻译的辩证思考》（“Borrowed Plumage”：Polemical Essays on Translation，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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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曾参与编写了一部书目，这本书的名字叫作《1945—1992年中国当代小说的英文翻译和批评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5 1992）14。这部目录专门介绍翻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另外还介绍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书评、评论，时间跨度是1945年到1992年，一共有47年。通过编纂这个目录，她发现，好像她说西方，西方什么都包括在内。她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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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made by Western publishers differed markedly from those made by Chinese translation Houses.There appeared to be two main themes within the Chinese fiction published in the West in the years after 1979：political dissidence, in particular anti-Communism, and exoticism which, I will go on to argue, closely resembles Orientalis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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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6吗？那本杂志没有了，但是那个出版社还有。李木兰的意思是说，由中国大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跟西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她的意思是这样的，西方的出版社有两个标准：第一个，他们会去找，哪里会发现有什么人在批判中国大陆，就出版此人的书；另外一个标准是作品中有没有exoticism，她用的这个词非常奇怪，意思是“异国情调”。她说这个exoticism跟19世纪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一样。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很奇怪。我不会否定她这样说有一定道理，肯定有出版社，也包括德国出版社在内，他们非常想出版对中国大陆持批判态度的某些作家的作品。但是这些书真的能够代表，比方说法国或德国汉学吗？根本不能。你们会发现，1979年以后，无论是哪个中国当代诗人在德国至少都会有一本德文的诗集出版，有些人甚至会有好几本，比方说杨炼、北岛、梁秉钧，等等。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出版社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出版他们的诗集。因为诗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赚不了什么钱。出版社出版王家新、翟永明（1955—）、张枣（1962—2010）作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诗写得很好，能够代表好的文学、好的中文。所以李木兰批评Western publishers（西方的出版社），她应该加上限定词是American publishers（美国的出版社），还是英国的、澳大利亚的出版社。因为德国的出版社虽然会出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书，但他们还是会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基本上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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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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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zing and normalizing the”difference”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s/American/Europeans, means that writing from China can never be perceived as having”universal”significanc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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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汉学家分得很清楚，中国是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所以中国文学不可能会有什么universal significance（普遍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德国人看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除了对中国进行批判外，得不到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根本不是。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开朗诵会的时候会来几十个人，有的时候会来一百多人？我1月份跟欧阳江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9座城市介绍他德文版的新诗集。有一次我带他到德国的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去，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没有汉学系，但是开朗诵会的地方坐满了人，最少50个人。我带他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去，那里也没有汉学系，却来了100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世界。他们希望能够听到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比较复杂的语言。不少德国读者会抱怨，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德国的出版物，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德语水平非常低。所以他们希望还有机会听到其他的复杂的语言。他们当然听不懂欧阳江河朗诵的诗歌，但是这无所谓，对这些听众来讲，重要的是直觉感受一下汉语，而欧阳江河很会朗诵。另外，跟他聊天也不无聊，真的是这样。比方说跟欧阳江河谈文学，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在德国介绍的中国当代作家对我来说，对他的读者来说，肯定会有这个“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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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说西方的出版家介绍的文学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好的文学，如果有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持异议者、反对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情况，如果有什么异国情调的话，那出版社肯定会出版这些书。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一点道理，但总的来说太武断。“dissident”一词的中文很难翻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想出有什么合适的词。你们知道我是不少中国作家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一些内部情况。比方说某一位作家，他在德国算dissident，但是他同意中国的出版社做很多删节后出版他的书，他同意，是因为他要出版他写的东西。另外，他每年来中国玩，但在国外老是批评中国，所以他能得到两方面的好处。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这个李木兰女士好像不知道dissident这个概念很有问题。真的会有一个真正的dissident吗？我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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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可以多思考思考。她说，因为出版社注意到中国作家批评中国大陆当下的情况，才出版他们的书。出版社和读者好像不是想看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审阅有关中国的社会学资料。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也应当进行自我批评。你们大概知道，在2006年所谓的“垃圾事件”中我所批评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全是小说，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过类似的批评呢？因为我自2000年开始才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从16岁开始写作，但是一直没有发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批文人劝我发表放在抽屉里面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文体和文学的标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中国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但是在2000年以前，我也跟其他的汉学家一样，除了诗歌以外，希望通过小说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这是一个德国汉学界原来普遍存在的毛病，现在我希望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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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当中，李木兰根本没有介绍所谓的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的概念。她说，我们的选择，我们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跟19世纪西方的文学家、画家一模一样。但是她不给我们介绍什么例子，因此我对此也很难跟她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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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怀疑，李木兰是否知道歌德或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接受，我不认为歌德或布莱希特也搞过什么异国情调、东方主义。相反，他们真的想了解中国，虽然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但这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然而他们对《道德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能说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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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6年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观点以后，媒体为了“反击”我，他们不只采访了中国作家、学者，也采访了英国的出版家。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家批判我说，顾彬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英国还有殖民地，但是德国100多年来没有什么殖民地。无论我去什么地方，我都表示过对德国的那段历史感到很后悔，或是表示过我的批判。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李木兰这么说，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是“帝国主义的扩张”（imperialist expansion）。从字面上我们可以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她的意思跟萨义德一样，是说我们西方人现在已经没办法用我们的武器占领中国了，所以只能用我们的思想、方法、学术、科学等等，占领你们的灵魂。这个可能是她所指的“扩张”（expansion），目的是扩张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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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汉学家用英语书写的文章和书，应该多进行思考，这当然也包括我的在内。如果我发表翻成中文的，或是用英文写的文章，大家不应该盲目地相信我，应该多加思考。李木兰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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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s only reproduce what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and indeed have no direct hand in writing the origina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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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只能重复那已经写过的东西，并且确实不能直接书写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