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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可以多思考思考。她说，因为出版社注意到中国作家批评中国大陆当下的情况，才出版他们的书。出版社和读者好像不是想看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审阅有关中国的社会学资料。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也应当进行自我批评。你们大概知道，在2006年所谓的“垃圾事件”中我所批评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全是小说，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过类似的批评呢？因为我自2000年开始才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从16岁开始写作，但是一直没有发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批文人劝我发表放在抽屉里面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文体和文学的标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中国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但是在2000年以前，我也跟其他的汉学家一样，除了诗歌以外，希望通过小说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这是一个德国汉学界原来普遍存在的毛病，现在我希望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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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当中，李木兰根本没有介绍所谓的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的概念。她说，我们的选择，我们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跟19世纪西方的文学家、画家一模一样。但是她不给我们介绍什么例子，因此我对此也很难跟她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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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怀疑，李木兰是否知道歌德或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接受，我不认为歌德或布莱希特也搞过什么异国情调、东方主义。相反，他们真的想了解中国，虽然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但这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然而他们对《道德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能说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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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6年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观点以后，媒体为了“反击”我，他们不只采访了中国作家、学者，也采访了英国的出版家。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家批判我说，顾彬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英国还有殖民地，但是德国100多年来没有什么殖民地。无论我去什么地方，我都表示过对德国的那段历史感到很后悔，或是表示过我的批判。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李木兰这么说，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是“帝国主义的扩张”（imperialist expansion）。从字面上我们可以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她的意思跟萨义德一样，是说我们西方人现在已经没办法用我们的武器占领中国了，所以只能用我们的思想、方法、学术、科学等等，占领你们的灵魂。这个可能是她所指的“扩张”（expansion），目的是扩张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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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汉学家用英语书写的文章和书，应该多进行思考，这当然也包括我的在内。如果我发表翻成中文的，或是用英文写的文章，大家不应该盲目地相信我，应该多加思考。李木兰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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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s only reproduce what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and indeed have no direct hand in writing the origina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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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只能重复那已经写过的东西，并且确实不能直接书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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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我是完全不认同的。因为翻译是解释，所以我们不是重复，而是再创作。比方说美国最重要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他的翻译根本不是字句之间的翻译，也不是一段段的翻译，而是重新讲，重新写。这样他可以避免把中国作家糟糕的中文翻成糟糕的英文。这样，他用英文发表的中文作家的小说有些要比原来中文写的小说好得多。因为他在用他自己的英文讲，所以他的翻译从英语方面来讲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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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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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Goldblatt（1939—）中文名：葛浩文。中文译名：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美国翻译家，加州人。目前为圣母大学讲座教授。196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长滩分校，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就读，首次接触了萧军（1907—1988）及萧红（1911—1942）的名字，并读了第一本中国小说《八月的乡村》。1971年毕业后，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旅美散文家柳无忌（1907—2002）攻读中国古典文学，譬如元杂剧，以及鲁迅（1881—1936）和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译本也读原文。1974年完成关于萧红的毕业论文，取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工作，在中国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萧红、张洁（1937—）、莫言（1955—）等20多位名家的50多部作品，代表译作有《红高粱》（Red Sorghum，1994）、《狼图腾》（Wolf Totem，2008）等。其翻译严谨而讲究，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曾于2000年获美国国家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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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德国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葛浩文现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葛浩文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出版社先看葛浩文翻译什么，然后他们买版权，再物色一个德国汉学家来做翻译。如果德国的出版社对这位汉学家的翻译不满意的话，他们会按照葛浩文的翻译进行修改。有些批评家根本不会考虑到出版社给译者带来的麻烦，一味地批评德文译者，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比方说，他们有一次也批评我在汉学系培养出来的一个译者，他靠翻译为生，他的德文很好。他比葛浩文还早，就把姜戎（1946—）的《狼图腾》整本书翻译成了德文。但是德国出版社看了他的翻译以后，发现有一些法西斯的倾向，不敢出版。如果当时就出版的话，他们会惹麻烦，所以他们看葛浩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部分葛浩文根本就没有翻译，全都删掉了。那出版社怎么办呢？他们按照葛浩文的翻译修改我学生的翻译。如果我的学生不同意的话，他们就不出版。所以批评家只一味批评我们的译者，却不能够考虑到出版社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真的可以吗？出版社现在真的能决定翻译的成功或是不成功吗？大家都明白，挨骂的都是我们这些出力不讨好的译者，而不是什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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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还说是我们西方汉学家决定了中国作家在国外是否成功，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说是不准确的，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西方汉学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好的译者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中国作家，实际上英国、法国作家在国外，如果他们有好的译者，那他们就会取得成功。如果他们的译者不好的话，他们不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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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国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左图）及其翻译的《狼图腾》英文译本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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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在萨义德的影响之下，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在美国非常红的学者，她写了一本书，我非常讨厌她提出的“自我东方主义化”（Self-Orientalism）问题。所以李木兰在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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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elf-Orientalism and Western Orientalism strengthen and require each other.They are opposite sides of the same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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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己进行的东方主义化和西方的东方主义化相辅相成，它们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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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自己进行的“自我东方主义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会先看一看当地的作家怎么说，再看一看美国、德国的市场需要什么中国作家的小说，然后他们会故意地加上所谓异国情调，这样会把他们自己变成所谓的“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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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所谓的“自我西方主义化”（Self-Westernalization）。有人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或是五四运动以后，其实就不再是中国了。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不得不学习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半是外国人，一半是中国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住在美国的、从大陆来的女学者，她专门写了一本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觉得她在开玩笑。如果这一说法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按照她的逻辑，歌德开始把他自己变成半个中国人了，不是吗？布莱希特更是了，他的文笔都不能说是模仿，而是跟着译成德文的《道德经》走，很明显，他的创作很像是卫礼贤的翻译。我常常说，如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话，我们不可能会创造什么。文化会受到别人，也包括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文化的影响。比方说德国第三帝国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文学，因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不允许我们接受法国、意大利之类的现代文学，但是中国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过现代文学。如果我们现在还会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现代风格的德国文学的话，那这些作品肯定不是在德国写的，属于所谓流亡文学（Exilliteratur）的范畴。“文革”的时候，你们没办法看很多书，因为除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毛泽东（1893—1976）的书以外，基本上找不到其他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我们，我们彼此合作。当然，如果有人告诉我，只有他是对的，我应该向他学习，这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别人和我们是平等的，就可以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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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休息，我再讲20分钟。首先我来概括一下上面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固定的说法，如“西方”“东方”“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这些固有的概念。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还是会使用，但这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们应该知道，各国的汉学都不一样。美国的汉学和德国的汉学不一样，德国的汉学和中国的学术不一样，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比方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知识丰富，读书读得特别快、特别多，我们外国汉学家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碰到什么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我会问中国的学者，比如清华大学的肖鹰（1962—）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锦民（1963—）教授等人。无论我问什么问题，他们都能给出让我比较满意的回答。但是在德国，我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人能回答这么多问题。所以我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的注释中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比如陈思和（1954—）、臧克和（1956—）等学者。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学者的帮助，我根本没办法写这么多的书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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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天的时间会不够，但我还是想先开个头。现在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瑞士哲学家写中国的一本书。因为他专门谈方法论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遇到“中国”这一名词时会如何反应？这位哲学家叫艾尔玛·霍伦斯坦（Elmar Holenstein，1937—），德文名字是Elmar Holenstein，这个名字在德语中并不多见。霍伦斯坦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但他在德语国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并非完全另类》（China ist nicht ganz anders）19的书。霍伦斯坦生于1937年，后来当上了苏黎世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也在香港地区及日本上过课，而现在生活在日本，所以他肯定对日本非常熟悉。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错的，尽管不一定是全面的，但他会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我们思考他提出来的问题的话，会帮助我们提高对“他者”的了解，英文说the other。这个说法是从萨义德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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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ar Holenstein（1937—）中文译名：艾尔玛·霍伦斯坦。1937年出生于瑞士，曾在鲁文大学、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求学、研究和执教。霍伦斯坦教授师从埃德蒙德·胡塞尔档案馆创建人赫尔曼·莱奥·范布雷达（Hermann Leo Van Breda，1911—1974）神甫与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s，1896—1982），任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哲学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第三代现象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心理学与文化哲学。主要著作有《联想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1972）、《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之途》（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alism：Roman Jakobsons Approach to Language，1976）、《文化哲学的视角》（Kulturphilosophische Perspektiven，1998）与《哲学地图集》（Philosophie-Atla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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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伦斯坦有一个好处，虽然他是欧洲人——瑞士人，虽然他研究欧洲哲学，但是他跟其他研究哲学的教授不一样，他也可以从中国哲学、从日本哲学来看哲学问题。有人说，你们在德国大学搞的哲学都是欧洲哲学，这样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这边所谓哲学系的研究方向是很有问题的。德国到现在好像只有一个教授也把亚洲哲学纳入了研究范畴，他原来好像是研究日本学的，因此他能够把德国哲学或是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中国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霍伦斯坦认为这个“他者”的问题包括两种危险：我们遇到“他者”的话，如果我碰到中国，你们碰到德国的话，我们会犯这么一个错误——我们让“他者”太“他者”了，意思是说，让“他者”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危险是，我们让“他者”跟我们“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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