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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是德国，也可以说是德语国家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在1917年看过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成德文的《道德经》以后，他的文笔，乃至他的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如果布莱希特没有看过翻成德文的《道德经》的话，我们今天不能够谈我们今天了解的布莱希特，他会成为另一个布莱希特。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完全受到卫礼贤德文《老子》（《道德经》）的影响，这个我将来想多谈一谈，专门给你们介绍《道德经》在德国的影响。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道德经》不是哲学吗？有人说《道德经》是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其表现形式是有韵脚的，而这是一种文学现象，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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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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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olt Brecht（1898—1956）中文译名：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镇。年轻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曾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经苏联去美国，但战后遭迫害，1947年返回欧洲。1948年起定居东柏林。1951年因对戏剧的贡献而获国家奖金。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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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戏剧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即“陌生化效果”（Verfremdungseffekt）。Verfremdung在德语中是一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词，具有间离、疏离、陌生化、异化等多重含义。布莱希特用这个词首先意指一种方法，然后才指这种方法的效果。作为一种方法，它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即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以及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和惊异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说剧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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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布莱希特对中国古代哲学、诗歌和戏曲三个领域有相当广泛的涉猎，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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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止是歌德和布莱希特，还有好多德国文人、思想家，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话，我们今天不一定会谈到他们，包括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内。海德格尔借用了卫礼贤《庄子》的翻译，来探讨他自己对时间和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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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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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中文译名：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梅斯基希。曾在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学习神学和哲学，并同时修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91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教授资格论文题目是《邓·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Die Kategorien-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1915）。历任马尔堡大学（Universität Marburg）、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著作有《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1929）、《林中路》（Holzwege，195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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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非常不公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老说西方人？为什么没有人说印度人呢？大概是在1986年，我有机会去印度开会，由于印度汉学的基础还相当薄弱，因此那里某所大学请我们一批德国汉学家过去，给他们介绍汉学是什么。此外，那所大学也想建立汉学系，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到了之后，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建立汉学专业呢？”他们直率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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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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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生对中国不感兴趣，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觉得学汉语没有什么意思。”那如果印度基本上没有什么汉学家的话，他们如何能介绍中国文化呢？他们能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吗？以目前的程度来看，他们很难做到。我们德国是小国，但是中国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了德文。《道德经》一共有100多种译本，《易经》最少有6种德文译本。那为什么没有中国学者公开批评印度呢？我真的想不起来，有哪些中国学者批评过印度汉学。因为这不符合当今流行的理论，大家只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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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华裔汉学家，他叫欧阳桢，英文名字叫Eugene Eoyang。他有这么一个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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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ilure of any Chinese writer to win a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as been blamed on the inadequat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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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外国汉学家没有好好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想说明的是，这都是我们的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不是中国作家的错，而是我们的错。当时因为我在波恩大学教了10年的翻译，我培养了不少德国汉学家从事汉德翻译工作，所以我知道，现在德国、德语国家有第一流的翻译家，他们的德文非常好，有的时候他们的德文比他们翻成德文的中国作家的中文好得多。那这个欧阳桢会德语吗？他大概不会，但是还会这样说。好像对他来说，除了中国和美国以外，没有第三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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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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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Eoyang（1939—）中文名：欧阳桢。中文译名：尤金·欧阳。比较文学及翻译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比较文学荣誉教授，香港岭南大学英文、人文学、翻译、基础教育荣誉教授，2008年荣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智囊委员会主任（1997—2004）。主要从事中国白话小说、寒山（约691—793）、谢灵运（385—433）等人的诗歌英译及比较诗学研究工作。欧阳桢对翻译理论与技巧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鉴别翻译的标准应有三条：自明、信达、透明。所谓“透明”，指应该让读者透过译作看到原著，而不应让他们看出这是翻译过来的。译文的基调应和原文的基调一致；译文要反映出原作者的特点，而不能反映译者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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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桢的主要代表作有：《透明之眼：对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反思》（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1993）、《“借来之美”：关于翻译的辩证思考》（“Borrowed Plumage”：Polemical Essays on Translation，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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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曾参与编写了一部书目，这本书的名字叫作《1945—1992年中国当代小说的英文翻译和批评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5 1992）14。这部目录专门介绍翻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另外还介绍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书评、评论，时间跨度是1945年到1992年，一共有47年。通过编纂这个目录，她发现，好像她说西方，西方什么都包括在内。她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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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made by Western publishers differed markedly from those made by Chinese translation Houses.There appeared to be two main themes within the Chinese fiction published in the West in the years after 1979：political dissidence, in particular anti-Communism, and exoticism which, I will go on to argue, closely resembles Orientalism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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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6吗？那本杂志没有了，但是那个出版社还有。李木兰的意思是说，由中国大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跟西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她的意思是这样的，西方的出版社有两个标准：第一个，他们会去找，哪里会发现有什么人在批判中国大陆，就出版此人的书；另外一个标准是作品中有没有exoticism，她用的这个词非常奇怪，意思是“异国情调”。她说这个exoticism跟19世纪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一样。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很奇怪。我不会否定她这样说有一定道理，肯定有出版社，也包括德国出版社在内，他们非常想出版对中国大陆持批判态度的某些作家的作品。但是这些书真的能够代表，比方说法国或德国汉学吗？根本不能。你们会发现，1979年以后，无论是哪个中国当代诗人在德国至少都会有一本德文的诗集出版，有些人甚至会有好几本，比方说杨炼、北岛、梁秉钧，等等。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德国的出版社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出版他们的诗集。因为诗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赚不了什么钱。出版社出版王家新、翟永明（1955—）、张枣（1962—2010）作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诗写得很好，能够代表好的文学、好的中文。所以李木兰批评Western publishers（西方的出版社），她应该加上限定词是American publishers（美国的出版社），还是英国的、澳大利亚的出版社。因为德国的出版社虽然会出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书，但他们还是会用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基本上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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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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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zing and normalizing the”difference”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s/American/Europeans, means that writing from China can never be perceived as having”universal”significanc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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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汉学家分得很清楚，中国是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所以中国文学不可能会有什么universal significance（普遍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德国人看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除了对中国进行批判外，得不到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根本不是。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开朗诵会的时候会来几十个人，有的时候会来一百多人？我1月份跟欧阳江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9座城市介绍他德文版的新诗集。有一次我带他到德国的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去，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没有汉学系，但是开朗诵会的地方坐满了人，最少50个人。我带他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去，那里也没有汉学系，却来了100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世界。他们希望能够听到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比较复杂的语言。不少德国读者会抱怨，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德国的出版物，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德语水平非常低。所以他们希望还有机会听到其他的复杂的语言。他们当然听不懂欧阳江河朗诵的诗歌，但是这无所谓，对这些听众来讲，重要的是直觉感受一下汉语，而欧阳江河很会朗诵。另外，跟他聊天也不无聊，真的是这样。比方说跟欧阳江河谈文学，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在德国介绍的中国当代作家对我来说，对他的读者来说，肯定会有这个“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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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说西方的出版家介绍的文学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好的文学，如果有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持异议者、反对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情况，如果有什么异国情调的话，那出版社肯定会出版这些书。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一点道理，但总的来说太武断。“dissident”一词的中文很难翻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想出有什么合适的词。你们知道我是不少中国作家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一些内部情况。比方说某一位作家，他在德国算dissident，但是他同意中国的出版社做很多删节后出版他的书，他同意，是因为他要出版他写的东西。另外，他每年来中国玩，但在国外老是批评中国，所以他能得到两方面的好处。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这个李木兰女士好像不知道dissident这个概念很有问题。真的会有一个真正的dissident吗？我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