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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由于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所发现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解析法和分析法）的运用，此外也由于在理论上首先认识到了政治改革的时代的到来，西方学者将这一时代命名为哲学史上“近代”（Neuzeit）。莱布尼茨可以说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了——第一个在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另外他也算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德文：Universalgelehrter）。最后一个欧洲无所不能的天才是歌德，歌德以后欧洲不可能还会有这类的天才。那无所不能的天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当时有什么知识，莱布尼茨都知道，也包括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但他不一定了解中国的文学。有学者认为莱布尼茨的哲学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这可能有道理，但对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要小心对待。虽然莱布尼茨对《易经》非常熟悉，但是他的哲学好像没有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不过他自己认为，他的哲学和《易经》的哲学有好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一些共同点。实际上，莱布尼茨的哲学更多受到宋明哲学，亦即宋明理学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汉学家，也包括不少中国学者专门研究莱布尼茨著作的原因。但是大家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莱布尼茨，但他不会德语，不会拉丁文，不会法语，那你们就可以将他的研究作品扔掉，没有必要去看，不会有价值的。如果中国学者仅仅是靠中文翻译，或是靠英文翻译来研究莱布尼茨的话，我认为这是开玩笑的，根本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研究。在德国我们不允许一个学者研究一个翻译成德文的版本，而不是用原文做研究，因为译本所揭示的内容常常跟原文不完全一样，也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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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通信集（1689—1714）》书影（左图）及莱布尼茨纪念邮票（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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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原来是学法律和哲学的，但是他跟当时的文人一样，他不想在大学做什么教授，而是想当官。所以他于1676年决定，到汉诺威做一个贵族的官员，那里的贵族比较宽容，允许莱布尼茨到处跑，跟当时的思想家见面，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的原因之一。开始的时候莱布尼茨是图书馆馆员，他这样的图书馆馆员对所有使用该图书馆的学者都会有好处。莱布尼茨当时不只是汉诺威的图书馆馆员，他也是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Herzog AugustBibliothek Wolfenbüttel）的图书馆馆长。32沃尔芬比特尔是下萨克森州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老的小城市，由于这座小城没有受到“二战”的轰炸，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愿意到那里做研究，这当然也包括好多中国学者，因为那里是德国，或可说是德语国家，或可说是欧洲最重要的古老图书馆之一。这座图书馆目前的馆长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1948—）是一位汉学家，你们一定非常奇怪，为什么一个汉学家——原来在慕尼黑大学做汉学教授的学者想当这家图书馆的馆长呢？为什么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会请一个汉学家做馆长呢？原因之一是，那里收藏了近代以来欧洲最重要的典籍，如果有人想研究莱布尼茨，想研究欧洲17世纪怎么看中国的话，那么这些研究者应该到那里去，所有的资料都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莱布尼茨在管理图书馆期间收集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所有有关中国的图书。莱布尼茨看得非常远，他觉得当时欧洲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危机，只有通过中国学者、中国文人的帮助，才能得以解决。正因为如此，他才于1700年在汉诺威建立了一个学院，这就是后来的普鲁士科学院（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前身。他建立这所学院的目的是要把哲学、科学、技术跟基督教结合起来，当时他也希望有一天在这个学院会有中国学者和中国文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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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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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科学院（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由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657—1713）下令，于1700年7月10日在柏林成立。最初的名称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院（Kurfürstlich-Brandenburgische Societät der Wissenschaften）。在腓特烈三世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in Preuβen）后更名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首任院长为莱布尼茨。知名院士有康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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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是欧洲第一个将中国的知识、哲学和历史跟欧洲的历史与哲学联系起来的思想家。那么莱布尼茨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认为，他是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想依靠中国的文化来解决欧洲当时思想上发生危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莱布尼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欧洲学者。人们往往习惯性地从内部，从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看自己或他者。另外，莱布尼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我过去做报告的时候说过，如果我研究“他者”的话，比如说我研究中国，但是中国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变化的话，我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意思。不只是莱布尼茨，也包括当时一批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其他的学者，正是通过研究中国而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做报告的时候常常给你们介绍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明斯特大学（Universität Münster）学了两年的神学后，有一天突然有机会读到李白（701—762）的一首诗——《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让我非常震撼。我已经学过不少外语，所以也可以尝试着学一点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汉语以后，我发现中文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从神学转到汉学，这说明什么呢？因为我看了李白的诗歌，李白能给我带来对我一生来讲特别大的生活上的变化。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他的研究对象不能让他改变生活的话，他的作品和授课可能是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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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为什么研究中国呢？他回答得非常有意思：“通过中国我们可以改善自身，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尽管我不太理解他的这一说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脉络，但他的确是这么说的。莱布尼茨从1689年到1714年一直没有间断跟耶稣会士的通信。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从1689年开始与他们通信。但他为什么从1714年，就是在他死前两年不再写信，原因非常清楚。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中国的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引发了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论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因为“礼仪之争”（英文：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德文：Ritenstreit），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矛盾很深，所以从1714年前后基本上没有天主教传教士能够去中国，或是能够在中国留下来，康熙皇帝（1654—1722，其中1662—1722在位）允许个别人留下来，但那是很特别的情况。所以1714年前后，莱布尼茨不能够再从住在中国的传教士那儿得到有关中国的什么新消息了。你们应该知道，莱布尼茨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显然，他的宗教和马丁·路德有密切的关系。莱布尼茨认为，自己开始的时候是哲学家，最后是神学家。哲学和神学是矛盾的吗？从当时来看根本不是。你们也可能知道，中世纪有一个有意思的口号：哲学是神学的奴隶，神学是哲学的主人。这说明什么呢？哲学应该帮助神学更多地了解《圣经》或上帝的秘密。所以莱布尼茨也是这么一个人，在他身上，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是正常的，因为他也是神学家，可以说他了解当时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在宗教与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在。有关“礼仪之争”，莱布尼茨完全站在利玛窦一边，他对当时中国了解的来源之一就是像利玛窦一样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人。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从来不是无神论者。另外，他不同意耶稣会在中国传播没有耶稣的基督教，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都是非常宽容的，也可能他们是欧洲第一批对跟欧洲文化不一样的外国文化表示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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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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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o Ricci（1552—1610）中文名：利玛窦。中文译名：马泰奥·里奇。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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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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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而产生的争议。狭义而言，这是指康熙皇帝与传教士就儒家学说崇拜引发的争论，当时天主教教宗克雷芒十一世（1649—1721，原名Lorenzo Corsini，1700—1721在位）认为中国儒家的祭孔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教义，支持道明会，打压耶稣会，结果引发清朝朝廷反制，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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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中文译名：萨缪尔·亨廷顿。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于1927年在纽约市出生。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曾在美国陆军短暂服役。退役后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起，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获得教职，直到去世。1959年至1962年期间他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他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一书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早年亦是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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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莱布尼茨是欧洲现代逻辑的先行者之一，另外因为他主张和谐，所以他跟当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不一样，作为政治学家，亨廷顿因“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我并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冲突，有冲突的话它们就会互相打架。大部分德国学者或者说欧洲的学者都不太喜欢亨廷顿这个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查亨廷顿的著作目录的话，你查不到他用外语写的书，他不会德语，不会法语，不会拉丁文，更不会中文。欧洲人不太喜欢看美国学者的书，他们在语言上的限制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所以他们不能够看原文。如果你不能看原文，会说中国的原文是这样，阿拉伯的原文是那样，这样的论证方式并不能让我们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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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莱布尼茨，他主张和谐，英文说Harmony。他觉得所有文化能够和谐相处，所以他也发展出了有关和谐本身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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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席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时的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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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论语》中的“和”，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去年在曲阜举办的座谈会上作的，但是还没有发表。发表之后，你们可以找来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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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让莱布尼茨开始研究中国，同样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也可以这么说，欧洲在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一直徘徊在两个问题上，它们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神学，同时还包括学术和科学在内，因为按照耶稣会传教士所说，中国的历史比《圣经》所讲的历史还要悠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的历史真的比《圣经》记载的历史还要长，这说明也许《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历史；或者只能说中国的历史记载有问题，即中国记录的历史是假的，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所以西方人需要历史学家说明中国的历史，司马迁（前145或135—约前87）所记载的中国的历史，《诗经》《春秋》之类的著作到底是真的还是托伪的，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比《圣经》更长的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圣经》呢？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启示。如果是启示的话，历史可以暂且不论。如果不只是启示，还包括历史的话，那历史学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第三个问题涉及如果《圣经》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圣经》里的历史和《圣经》外的历史分开吗？如果分开，人类会进步吗？莱布尼茨反对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学说。笛卡儿是当时一个跟莱布尼茨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哲学家。从他起，开始有哲学家想把哲学和神学分开，把神学和历史分开。换句话来讲，莱布尼茨是欧洲最后一个依然愿意将哲学、神学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莱布尼茨去世后，神学、哲学和历史学渐行渐远。从今天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从那个时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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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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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中文译名：勒内·笛卡儿。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1596年出生在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拉海（现名笛卡儿）。早年进入位于拉弗莱什的耶稣会的皇家大亨利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学，还包括伽利略的作品。1616年12月毕业后，他遵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的愿望，进入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学士学位和文凭。1618年在荷兰当兵期间对数学产生兴趣。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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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写的信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提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什么都包括在内，甚至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内容，他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像我这样的汉学家依然看不懂，因为其中的好多词是从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那里借用来的。他的书信里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拉丁文的字“clavis”，是“钥匙”的意思。当时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普鲁士王国的汉学家的安德列斯·米勒（Andreas Müller，约1630—1694），但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位所谓的前汉学家，不一定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他有一本拉丁文的书Clavis Sinensis，这本书的名字叫《中文之匙》，米勒宣布他已经找到了打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的一把钥匙。他计划要出版这本书，并且做了预告。大家知道，当时普鲁士的首都在柏林，那里的王室图书馆藏有中国的书吗？有，并且有很多，因为当时的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都很重视中国文化，他们从各种渠道，特别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购进了很多中国的典籍。因此，作为曾经掌管王室图书馆的馆员，米勒的这本书想通过某一种方式打开中国文化的大门，获得关于中国最重要的知识，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但这本让莱布尼茨望眼欲穿的书，最终被米勒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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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认识中国历史以后，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很大的转折，其原因在于，按照《圣经》的记载，世界是公元前几千年创造的，另外当时还发生了大洪水，但这个全球性的大洪水事件好像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怎么可能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时因为人类有罪，所以上帝故意想灭亡人类，只留下了几个人，其中之一是诺亚（Noah）。依据《圣经》的传统，人类——所有的人都是诺亚的后代，所以不仅我们是，中国人也应该是他的后代。但是如果中国人所记载的历史是对的话，在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大洪水，如果真的有夏、商、周的话，那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没有被分成大洪水前后两个阶段。有人称莱布尼茨为Sinophile（亲华派）。这个词是古希腊文的复合词，Sino是“中国”的意思，而phile表示“爱”。由于莱布尼茨有信仰，所以他觉得无论中国历史怎样记载，它跟《圣经》都不会有矛盾。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跟早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一个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利玛窦认为耶稣不光是为我们西方人而死的，他是为所有人而死的，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在内，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经典著作如《书经》《诗经》《论语》中都可以发现上帝的启示。所以中国历史不一定跟《圣经》有什么矛盾之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不应该只跟中国进行商品交换，还应该从他们那里得到他们的知识。如果能得到中国文化知识的话，欧洲人会进步得更快。当然莱布尼茨也希望中国有一天会接受基督教。他与利玛窦一样，希望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欧洲人接受中国的哲学、历史学，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