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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歌德常常看外国作家的书，他感觉自己像个旅行者，他说所有的诗人、作家、文人、学者都应该成为旅行者，如果我们学外语的话，我们看外国作家的书时，就好像到国外旅行一样。外语能够丰富自己的母语，德文就有很多词汇是从阿拉伯语和中文来的。刚刚提到的“Diwan”，原本是“沙发”的意思，后来变为“诗集”的意思。歌德还使用“Hedschra”这个德语词，是从法语“Hégire”来的，“Hégire”的意思是描写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从麦加到麦地那的旅程，另外，从中文来的词汇，比如说Pavilion（亭）、Kotau（磕头）等等。中文也会丰富我们的母语，所以如果中国学者学外语的话，也会丰富他自己的母语。歌德不仅依据阿拉伯语的意境写过诗歌，他也根据中文诗创作过《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42。有不少人还是认为这组诗和“中国风”（chinoiserie）有密切关系。中国式的东西不一定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这本书里总提到欧洲模仿中国瓷器。这类的东西不能够生成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来，只能够生成很奇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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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科隆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维特尔斯巴赫（Clemens August von Wittelsbach，1700—1761）订制的“中国风”迈森瓷器（约17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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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有几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他批判欧洲非常重视的chinoiserie，词典将chinoiserie这个词翻译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在欧洲，都是贵族在从事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工作，现在在德语国家，无论在哪个城市，只要有宫殿、城堡，肯定会看到中国的瓷器，也可能会有中国式的房子。波恩是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30万，但是那里的城堡和宫殿也不少，也可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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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看过歌德最重要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你们会知道这个少年不只反资产阶级，更反贵族，虽然歌德是贵族，但他没有站在贵族一方面，他非常讨厌贵族追求所谓的“中国风”，他早期的作品都对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持批判态度。欧洲，特别是贵族重视的自然风景公园（landscape garden，或者说是“欧洲贵族式公园”，这个翻译也有问题，因为它们不是公开的花园而是私人的，外人不能够随便进入）。到了18世纪中叶，所有欧洲贵族的花园都受到了法国的影响，因为法国主张理性，所以自然应该表现出人的理性来。法国人如果设计花园的话，肯定要把自然文明化或人为化（civilized），认为花园应该表达人的思想。但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发现中国的花园完全是自然的，所以他们创造出来一种新的花园，就是所谓的英中式风景花园，在那里，人们不再把自然山水人为化了，相反的，山水自然而然地表现着它自己，这样它才能够作为人的避难所而存在。此外，贵族还喜欢在英中式风景花园里，建立东亚式的塔、亭等等。在歌德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充满中国式的东西的花园，他认为其实这种花园已不再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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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文初版（1774）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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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歌德对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的态度是否定的，所以也可以说他对中国的态度有一点批判的成分在里面，而到了19世纪初，他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这其中有好多原因，最重要的是歌德遇到自己生活上最大的危机，一次是在1813年，另一次在1827年。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们是什么危机，因为我看的资料不够，我个人也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歌德遇到危机的时候，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1793年9月14日大英帝国使臣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1738—1806）在清帝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1711—1799，其中1735—1796在位），由于没有按照中国宫廷的要求行叩头之礼，其谈判以失败告终，使得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43很可惜，这个变化也包括文人在内，比方说黑格尔，但客观地讲，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中国文化和哲学，他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44我的第一个古代汉语老师也说过，《论语》没有什么可翻译的。我是在“文革”时期来到北京学中文的，我的老师劝我不要看《论语》，说没什么意思。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论语》是有价值的。对歌德来说，在他碰到生活上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中国文学和哲学成了他的避难所。昨天我有机会和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见面，他邀请我看他的作品并与他座谈，我不喜欢骗人，所以我直率地告诉他，他的作品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好的作品是show而不是tell，也就是说，好的作家是通过对风景的描写说明一个人的思路，而一个水平不高的作家，他会直接告诉读者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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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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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Lord Macartney（1738—1806）中文译名：乔治·马嘎尔尼。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生于爱尔兰。历任英国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会员、爱尔兰事务大臣、加勒比群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等。1792年，他被加封为“马嘎尔尼伯爵”。同年英国政府任命马嘎尔尼为正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觐见乾隆帝之前，马嘎尔尼使团就觐见礼节多次与中国官员发生争执。1793年9月14日（清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嘎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7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并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乾隆帝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使团觐见过乾隆帝后在中国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马嘎尔尼和他的随从团员目睹了清朝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出使中国的回忆录（如《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觐见记》等），成为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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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德文水平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没有第二个德国人可以跟他媲美。他的词汇非常丰富，思想十分深刻。歌德完全了解法国革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悲剧。所以对我来说，歌德是一个modern writer，换句话来讲，他是一位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好多到了20世纪以后我们才会想的东西，他在当时就已经想到了。但是我们对于他喜欢通过描写风景或通过作品的主人公表达出他的思想这一点并不了解，因此重视度也不够。比方说，他通过对小说里或诗歌里自然的描写，说明自然可以文明化，但是不要太过文明化；人也可以文明化，但是不要太过文明化，人还是应该保留他原来自然的地方。维特（Werther）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想适应社会的要求，他想多听自己的心声，所以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从当时的社会道德来看完全是错的，但是因为他真的爱那个女子，所以他不会因为社会道德不允许而同她分手。相反的，如果不能跟她在一起，他就活不下去。歌德小说不少地方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歌德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1821/1829），专门谈培养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等，其中有很多是与中国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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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7—1815）所绘制的马嘎尔尼一行觐见乾隆帝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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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德文初版（1821）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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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这一概念对于德国20世纪哲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从1933年到1945年，在12年之内丢掉了我们应该有的敬畏，所以我们只能变成野蛮人，我们德国人应该重新学“敬畏”。我去年在首尔开一个孔子座谈会的时候，专门谈了《论语》里面的“敬畏”问题，我是从德国哲学的角度来谈的。而第一个谈“敬畏”问题的德国文人我们可以说是歌德，他读过《孝经》——18世纪由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45，因为歌德的拉丁文不错。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他让主人公谈“敬畏”的问题，谈得很不错。后来又有两个德国哲学家开始谈“敬畏”的问题，但因为他们既不是汉学家，他们的思想也没有受到《孝经》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观点与歌德的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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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位日耳曼文学专业的杨武能（1938—）教授于1991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歌德与中国》46（2000年的德文版：Goethe in China47）。杨教授也是歌德作品的译者，他翻译了不少作品。他原来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也是冯至（1905—1993）的学生。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听到歌德这个名字的呢？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2日）出使德国的李凤苞（1834—1887）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歌德：“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生于乾隆十四年。十五岁入来伯吸士书院，未能卒业，往士他拉白希习律，兼习化学、骨骼学。越三年，考充律师，著《完舍》书。二十三岁，萨孙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编纂昔勒诗以为传奇，又自撰诗词，并传于世。二十七岁，游罗马、昔西里，而学益粹。乾隆五十七年，与于湘滨之战，旋相外末公，功业颇著，俄王赠以爱力山得宝星，法王赠以大十字宝星，卒于道光十二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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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杨武能著《歌德与中国》的中文版（左图）及《歌德与中国》德文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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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人是辜鸿铭（1857—1928），辜鸿铭不只提到了歌德，也用歌德的思想来说明他自己的世界观。据杨教授说，辜鸿铭的德文是很流利的，但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辜鸿铭肯定会德语，我估计他1915年在德国出版的用德文写的书是他自己写的，但是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辜鸿铭是真正的新时代的反对者，他的思想很反动，但并非没有意思。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喜欢思考他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跟别人说：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能引起你的思考那么就成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讨厌的人也常常能引发我们的思考。辜鸿铭去过魏玛，歌德的故居现在还在那里。辜鸿铭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的母题是从《浮士德》（Faust，1808—1832）来的，这本书的名字是《中国人的精神》49，而其中用的母题是什么呢？德文说：“Wer 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 den können wir erlösen.”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总在追求的话，我们可以拯救他。辜鸿铭是用《易经》中的一个说法“自强不息”来翻译这句德文的。这个跟原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杨教授说这个说法后来非常流行。辜鸿铭还总提到歌德在《浮士德》里写的两行诗，有两个可爱的“权力”，德文说Gewalt，即法律（或法制）和礼貌。歌德这里用的德文词我们现在一般不用，估计他是受到了中国礼俗的影响。有一个保加利亚德国少数民族的作家、评论家和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他是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德语写作，后来居住在伦敦。他是哪一个国籍不清楚，因为德语国家到了“二战”以前的情况太复杂，基本上搞不清楚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我们只说德语作家。卡内蒂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50，在书里他专门谈群众。群众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能够动员群众的话，那么你能够获得很多权力，比方说希特勒，因为他善于动员群众，所以他能够上台。但卡内蒂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定的。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他敢说群众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他跟毛泽东不一样。《浮士德》中说：大人物失败以后，由谁保护群众呢？至此，我们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有群众要损害群众，谁来保护群众呢？因为群众会成为群众的暴君。卡内蒂所说的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从德国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这样。我是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镇策勒（Celle）出生的，“二战”结束前几天到处都有外国的军队，策勒还有一批犹太人。当时那里的群众虽然知道战争过去了，但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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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1922年第2版，左图）及中文版（2012年译林出版社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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