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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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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Canetti（1905—1994）中文译名：埃利亚斯·卡内蒂。是保加利亚出生的瑟法底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以德语写作。早年获维也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不过其间他发觉自己更热衷于艺术、文学和哲学，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30年代以创作关于人类狂热行为的小说为主。“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移民伦敦并定居当地。在英国，卡内蒂停止了文学创作，着手写论文集《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1960）。这也是其最著名的作品。卡内蒂晚年居于苏黎世。1981年因为“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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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辜鸿铭来说，歌德是近代的孔子。杨教授的《歌德在中国》这本书，其中有好多细节都是我原来所不知道的。他说在中国歌德最有影响的作品有三部：即《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和一首诗《迷娘曲》。中国作家田汉（1898—1968）按照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描写，写了一部独幕话剧《放下你的鞭子》（1931），这部话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有影响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被改编为街头剧。这部戏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伟大的作品，但从其作用来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迷娘曲》（Mignon）是歌德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迷娘歌唱的一首歌曲。第一个把《迷娘曲》翻译成中文的是一个语言学家马君武（1881—1940）。51但到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才真正开始翻译介绍歌德的作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三个人，即郭沫若（1892—1978）、宗白华（1897—1986）和田汉，他们发表了他们的书信集，取名为《三叶集》52（1920），他们互相写信的内容多次论及歌德。对他们来说，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什么对他们来说《维特》这么重要呢？五四运动前后，所谓的追求自由爱情的男人都无法摆脱父母之命，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些婚外的关系，也包括鲁迅、郭沫若在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怪罪他们。这些人只能够通过歌德的作品思考他们身上的问题。真正的人应该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应该允许别人强加给他们“幸福”。我觉得在现今的中国，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不一定所有的男女都能自由地去找自己喜欢的人。比如茅盾（1896—1981）的小说《子夜》（1933）——很多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但我觉得很多地方写得特别好——里面的女人每一次只要跟男人谈论爱情的事情，肯定要涉及《维特》。有一个女性提出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作为女人我们会跟这个人结婚，但是我们会爱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仅是一个欧洲18世纪的或中国当代的问题吗？这同样也是一个欧洲20世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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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徐悲鸿（1895—1953）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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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时起开始用“歌德”这两个字来翻译“Goethe”的呢？这个名字是由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翻译的。杨武能很喜欢谈党和歌德的关系，开始研究《浮士德》的人都是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干部，共产主义和《浮士德》的关系是什么呢？《浮士德》主张一种很难翻译成中文的道德，即Tatgeist，可勉强译作“行动精神”。浮士德想立功，所以杨教授说的可能是对的：从中国革命到《浮士德》的路并不远。郭沫若第一个将《维特》全部翻成中文，虽然他的中文有些过时，但翻译得却很好。郭沫若发表了《维特》译本之后，在中国也产生了维特热，不少年轻人学习维特，如果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他们会自杀。《浮士德》中的一些说法我们现在还在用，但并不自知是从中而来，例如我最喜欢的一个说法的大意是：自由，如果你真想要的话，要每天去争取它。德国“一战”后不要自由、民主，而要求有皇帝，得到了一个暴君，于是来了一个希特勒。“二战”后，德国人要学习民主、自由，实际上一直到了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要求民主和自由。《浮士德》的很多说法也给中国人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电影明星陈冲（Joan Chen，1961—）说她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才能成功，意思是：我要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出名不出名都无所谓。有一个研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学者把南京大屠杀和歌德在魏玛的情况联系起来。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呢？他认为这是中国军队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害怕日本军队，所以发生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军队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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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除了他的自传53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好作品。他本人有些见风使舵，总受国内对歌德态度的变化而左右摇摆，但没有歌德的话，郭沫若不会走上文学之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认为歌德已经过时了，因为歌德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恋爱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到了“文革”更是禁言爱情，而维特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自杀，这说明他不想牺牲他的理想。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还会批判歌德代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歌德其实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我们现在重新读到的歌德的一些作品，在他生前是不允许发表的。所以在《浮士德》第二部写完以后他便将其束之高阁，要求死后才能发表。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普罗米修斯》也是这样的命运，这首诗的主人公完全否定上帝，他说他可以自己创造人，而他幻想他创造的人应该跟他一样有七情六欲。可以说欧洲20世纪所有的问题就是从这首诗来的，因为从德国哲学来看，如果我们没有对象的话，我们没办法了解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感受到任何幸福，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人需要限制，否则无论如何你将永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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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一个我很喜欢的中国现代诗人冯至。冯至在歌德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影响下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写得很精彩。冯至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在当时的民主德国，还是在西德他都获得过奖项，并且与德国当时的总理见过面。你们可以想象出中国总理和德国作家见面，并颁发什么奖的场景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所有中国重要的作家基本上都到过德语国家，每一年都会来很多人，而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没有几个来中国？在中国更不会每年都开很多的朗诵会，但在德国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朗诵会。德国的总理听到冯至研究歌德成绩卓著而接见他，并给他颁了歌德奖。我在想，有一天中国会发给我孔子奖吗？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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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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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中文译名：莱纳·玛利亚·里尔克。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之一。1875年出生于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里尔克反对印象主义的主张，即诗歌要写直接印象。他希望通过诗歌传达人的主观世界，表现一个内在的“我”，因此其早期作品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浓重，如《祈祷书》（Das Stundenbuch，1905）。后来在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影响下，诗风转向于具体、明确和形象，如脍炙人口的诗《豹》（Der Panther）。晚年的里尔克思想保守，主张人与环境的矛盾只能用人与环境的妥协来解决，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杜伊诺哀歌》（Die Duineser Elegien，1923）又时趋向于神秘主义。里尔克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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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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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六 郭实腊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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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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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三下课以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见面，提了好多的问题。这位同学总愿意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怎么翻译中国作品，这让我觉得奇怪，澳大利亚能够代表德国吗？对他来说，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部分，德国也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可以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今年5月份去澳大利亚开会，从德国出发必须先乘13个小时飞机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飞6个小时才到澳大利亚。这说明澳大利亚与中国比较的话，离德国更远。所以对我们来说，中国近，澳大利亚却不近。另外，这位同学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与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在澳大利亚汉学中，他们比较少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因而认为我们西方人有问题，我们努力不够。但是我说过，在德国，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文学方面，只要有什么优秀的著作，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译本，也可能会有几个译本。比方说《道德经》在德国有一百几十种译本，而《论语》也有不少译本。所以，我想再提醒你们，所谓的统一的“西方”概念，是有问题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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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结合《郭实腊与东亚基督教：处在文化间的传教士》一书54，给你们介绍一位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也想提醒你们，不一定非要从帝国主义来看传教士，我们也不一定非要以为帝国主义和传教士是分不开的。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德国人叫Karl Gützlaff（1803—1851），这个姓在德语中很少见。郭实腊于1803年生于今波兰境内的佩日采（德文：Pyritz，波兰文：Pyrzyce），1851年在香港去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墓还在，在香港坟场（Hong Kong Cemetery），也就是所谓的跑马地坟场。由于埋葬于此坟场的多是基督教信徒及西洋人士，香港人又称这块墓地为“红毛坟场”。郭实腊的中国名字据说是当时厦门一家姓郭的大户给起的，这个家族接受他做他们的儿子。郭实腊如何能够在厦门找到一个姓郭的家族，要求作为他们的儿子而受到抚养呢？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不过这个厦门的郭姓家族真正地帮助了他。当我们看郭实腊的照片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新教的牧师。但是他跟利玛窦不一样，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就穿了中式的服装，这本书里也收录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我却觉得，这一服装很可能有一点中式衣服的样子，但不一定是真正的中式服装：如果我们看他的帽子的话，会觉得太奇怪，上衣也不是中式的，但裤子可以算中国式的。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还是你们觉得19世纪中国人的服饰就是如此？我只是好奇，也许你们会知道得比我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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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中文名：郭实腊，一作郭士立、郭实猎。中文译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居茨拉夫。普鲁士来华新教传教士。1831年初搭帆船由暹罗前往中国，在澳门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伯爵号”商船北上，远达朝鲜、日本。9月返回澳门。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的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写成《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其后翻译《圣经》，出版《保罗言行录》（1837）等。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并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在香港开埠之后，担任首任香港总督亨利·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851年在香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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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这本书的是两位德国学者，赖因哈特·卓尔纳（Reinhard Zöllner，1961—）是位历史学家、日本学家，自2008年起在波恩大学任日本学教授；而从2008年任职于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孔正滔（Thoralf Klein，1967—）教授曾经在波恩、广州和弗莱堡学习过历史、政治学和汉学，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亚洲历史学家。作序者威尔弗里德·莎尔劳（Wilfried Scharlau，1934—2004）55是一位比较有名的记者，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郭实腊，非常有意思，但是莎尔劳已经去世了，所以这里面只能找到他的序，没有别的。这本书是在波恩的郊区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出版的。圣·奥古斯丁有一座天主教修会圣言会（拉丁文：Societas Verbi Divini/SVD）的修道院，圣言会除了在鲁南等地传教之外，后来也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了代牧区和监牧区。1933年，圣言会从本笃会手中接管了北平辅仁大学，这所天主教大学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台北还有辅仁大学。因为这个教会的大部分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做过传教士，所以他们那里上了年岁的神父都会中文，也有研究中国宗教、历史、文化的传统。另外，他们也将原来在辅仁大学的图书馆运了过去，建立了一个汉学研究所。在汉学学术界圣言会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出版一本很有名的汉学学术刊物Monumenta Serica（中文名字叫《华裔学志》），Serica是“中国”，而Monumenta是“纪念碑”“标志性的文化遗产”。“华裔学志”研究所还有自己的出版社——斯太尔出版社（Verlag Steyl），组织、出版重要的汉学方面的丛书。由于他们本身的教会背景，他们特别喜欢介绍和再思考18、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思想和学术。实际上，传教士的观点是宗教的、神学的，或者说天主教的，所以他们的观点跟普通的汉学家的观点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有美国历史学家，他们对传教士会表示强烈的批判，但如果他们在斯太尔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观点可能会客观一些。我看记者莎尔劳写的序时，吃了一惊。他的看法是不是有道理我不敢说，但是他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中国学者看郭实腊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代表当时的德国，或是国际的帝国主义，所以从他那里来看帝国主义和传教士是分不开的。这么说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所以莎尔劳说，一个从19世纪普鲁士国来的传教士能够让整个世界关注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很奇怪的。另外，这个于1803年在波莫瑞（Pommern）——原来是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现在属于波兰——出生的传教士，可谓先驱者，作为新教传教士，他穿着水手的衣服，非法来到中国。他为什么是非法到中国呢？因为他想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现状。莎尔劳这么说，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不少受到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常常会批判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只是文本上的了解，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学者不会继续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到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一般不能随便到中国来。如果到了中国，他们应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留下来，不能随意离开，也可能他们居住的地方外面会有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作为西方人，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随便外出，即便是从北京去天津，我们也应该先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去。而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就是到公安局去，告诉他们我们到了。离开天津以前，我们也应该到公安局去，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回北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按照自己的爱好或是兴趣去看中国。那么在这类情况之下，一位汉学家真的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但的确有很多困难。我等一会儿会多说说郭实腊，因为他会中文，敢到处跑。所以他能了解到不少对英国商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消息。莎尔劳是这么说的——而不是这本书里其他学者的观点，郭实腊帮助英国商人在1842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另外，郭实腊的中文非常好，得益于他特别努力地学习这门语言，他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并且这个译本影响到了太平天国。所以，莎尔劳指出，中国的革命和郭实腊也有关系，但具体有什么关系，好像这本书并没有说得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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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身着中式服装的郭实腊（左图）及《郭实腊与东亚基督教：处在文化间的传教士》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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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的敌人非常之多，不单单是中国学者会批判他或是咒骂他，在当时的英国、德国，也有人觉得这个郭实腊是非常有问题的。比方说，一个英国人叫他骗子，说他欺骗人。另外一个人则说他精神有问题。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继续介绍莎尔劳的思路。有一句话，是郭实腊在1838年说的，如果从德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意是：“我应该到中国去传教，中国应该知道《圣经》里面的福音，因为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我应该给他们带去《圣经》之光，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完成我的使命。”他这么说有一点可怕，因为等会儿你们也会知道他甚至可以和卖鸦片的商人合作。但是郭实腊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而一般的学者常常不会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无论如何，到现在，比较客观的学者都会说他是一个“文化中介者”（Culture Broker），或说“（熟悉两边情况的）中间人”（Go-between），这两个短语的意思都一样：因为有他，所以国外能够多了解中国；因为有他，所以中国也能够多了解国外。郭实腊的著作非常多，他用德文、英文、荷兰文和中文写作，也有日文的著作，而这些在19世纪是非常有影响的。他专门写过一部中国历史的书56，还有很多其他的书。那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Culture Broker呢？这个Broker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这里用到了英文中的动词break（开辟、打开），可以把Broker看成一个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人。那他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呢？首先，他的中文非常好，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他和利玛窦一样可以用中文写作。其次，他知道中国文化的体系和英国、德国的文化体系不一样。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还是德国，他到处受到他人的信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是——无论是对外国，还是中国学者——郭实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道风山，参观道风山那里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你们会发现那里有些协会代表中国式的基督教。如果有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的话，也会有一个德国式的、瑞士式的，或是瑞典式的基督教吗？我自己觉得非常奇怪。但是有学者认为，因为郭实腊，所以中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自己的新教、自己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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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华裔学志》总第60期（2012，左图）及华裔学志研究所主编的“华裔学志”丛书系列其中一册——《古代中国的名家》（2013，右图）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