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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他看得非常远，他知道鸦片战争代表着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比发现美国还重要。他把鸦片战争说得那么大，有道理吗？恐怕还是很有道理的。你们也应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到现在提到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中国学者还会谈到“国耻”，也会常常提到“不平等条约”之类的东西，从德国汉学来看，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从德国汉学来看，不管是当时的英国、俄国，或是当时的中国，都是大帝国。如果一个帝国失败了的话，那是它自己的事，不能够要求有什么什么平等条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能要求什么，只能接受不平等条约，这样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也不能提什么要求。美国人为我们带来了再教育，我们只能接受。美国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民主。到1870年前后，基本上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自己要来的，大都属于私人性质，他们是商人，或是传教士。原来我们都觉得，比如普鲁士，如果商人或教士要求国家帮忙的话，国家会派军队，特别是海军之类的开赴战场。这样的想法其实根本不是事实。在1871年德国建立之前，普鲁士根本不会帮助在国外的商人，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首先他们本身很穷，没有自己的船队，根本没办法跟英国、荷兰甚至中国相比；其次他们害怕英国，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跟诸如英国、荷兰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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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与中国有400年交往的历史，是比较特别的。汉堡是一个州，虽然它其实是一个城市，但是历史较复杂，到现在汉堡还是州级市。它当时不属于普鲁士，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那时的汉堡很富裕，也有很多商人，他们早就有自己的船只，到中国做买卖。但是好像汉堡商人所使用的方式都比较平和，所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流史基本上是清白的。因为当时中国和普鲁士或英国都没有什么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外交关系，所以有时候在华的商人也能作为大使或是领事。普鲁士在19世纪50年代发现，如果能和中国做买卖，国家就能富起来。所以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也开始派船和中国做买卖。他们也能和中国签订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当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普鲁士是什么样的国家，当然也不知道奥地利是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他们看到普鲁士的国旗上有老鹰，就称呼这个国家为“老鹰国”，而奥地利的国旗上有两个头的老鹰，所以称奥地利是“双头鹰国”。那最终中国是怎样了解到普鲁士的呢？实际上是通过郭实腊。郭实腊不仅用西文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同时将很多介绍西方国家、政体等知识的书籍翻译成了中文。所以之后（具体什么时候不清楚），中国也知道了所谓的“普鲁士国”。实际上，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所有的传教活动都是私人性质的，不是国立的，所以很难将商人和某个国家或将传教士和某个国家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点要澄清的是，当时所谓西方的代表，这些人并不是统一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少传教士是孤立的。有一个学者认为，传教士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郭实腊可能是唯一一个帮助英国或是商人侵入中国的传教士。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德国汉学史的历史分期等观点，跟我不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汉学史远远不止100年，而是有三四百年之久。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是所谓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62。如果我们将汉学追溯到普鲁士时期的话，我们会知道有一位德国东方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C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在1830—1831年间，乘船到广州购买了12000卷珍贵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文献，约有6000册之多。当时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大约5000多册中文图书，而英国的马礼逊图书馆按照中国的分类法来讲，也仅仅有12 000卷，实际上也比诺依曼所购的数量少了大约六分之一。631832年，诺依曼将他的中文图书中的2 410部卖给了柏林图书馆，因为当时的文化部为他的旅行支付了相当的费用；剩下的3500卷由巴伐利亚图书馆接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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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和之前的选帝侯都已经关注到了中国，他们知道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富有、发达的国家，所以他们要向中国学习。1871年，普鲁士国统一德国以后，德国才开始慢慢变得强大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无论一个民族有多少人，无论一个国家土地多大面积，如果那里的人没有知识，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希望，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这个诺依曼能算作汉学家的话，那么郭实腊也是汉学家吗？这样的问题，可以供我们来思考一下。郭实腊的《中国历史》一书在1836年首次用英文出版，尽管当年就出版了一个德译本65，但真正有影响的是1847年诺依曼刊定的德译版本66。这两个版本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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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大量购入中国图书的诺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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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常写书评，书评并不很好写。不过在20年之前，波恩大学的一个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教授告诉我，他写过285篇书评，我吃了一惊。后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所以我开始每年发表好多种书评，现在我至少已经发表过一二百篇有关西文汉学研究的书评了，但是我一般很少评论中文写的汉学著作。如果我们从西方汉学整体来看的话，就会发现，美国汉学家基本上只评论他们自己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德文写的书他们不管，中文写的他们也很少管。但是郭实腊却不一样，他读过很多中文写的书，然后发表书评。比方说《红楼梦》《聊斋志异》，连苏东坡的诗歌他也读过，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依然应该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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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对中国表示认同，他还是会说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国家——这个说法跟今天中国教科书中的说法类似，中国的官方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只有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光明。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不仅是郭实腊，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教士拼命翻译《圣经》。所以在19世纪，《圣经》翻成中文的版本比翻成德文的、英文的版本还要多。到现在为止，今天要讲的内容我已经全部讲完了，这本有关郭实腊的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观点，我也都已经介绍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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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再重复强调一遍，我们不要随便使用“西方”这个概念，这个词太过复杂。你们使用的时候，请一定要分清楚场合。另外，我们也不应该总是将商业、传教的历史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所谓的“西方”之间实际上也有很多张力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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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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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七 汉堡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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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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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读过西川（1963—）的作品，他是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和诗人。记得好像在2006年，我们有机会一起去新疆旅行，在那里和一些诗人和作家开一个小的座谈会，并且谈了在国外的中国文学。西川说，他曾去过美国某个城市的一家书店，看看有没有中国诗歌翻译成英文的书。他在一本当代诗歌选集中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歌，因此他推论，西方好像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澳大利亚、德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样。今天我想再次强调一下，这么说是有问题的，“西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历史比“西方”这个概念更为复杂。西川的观点是有问题的，美国不能代表德国，如果他会德语，如果他去德国的书店，他会发现翻译成德文的中国现当代诗集非常之多，美国几乎没有，但德国的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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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汉堡（Hamburg）与中国的关系，汉堡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柏林第一，慕尼黑第二，科隆第四），它紧靠北海（Nordsee），是一个商业城市，很晚才有大学，该大学城和汉学有紧密联系，这点我曾经讲过。汉堡大学有一位学者专门研究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流史，他的名字叫本恩特·艾波施坦因（Bernd Eberstein，1942—）。在出版了一部很厚的关于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流史的著作之后，他又写了一本汉堡与广东交流史的书。为什么他要研究汉堡与广东的交流史呢？两星期前我在汉堡与艾波施坦因见过面，他说他在汉堡档案馆发现了一些从未被人知晓的相关资料，所以决定写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Hamburg Kanton 1731：Der Beginn des Hamburger Chinahandels（《汉堡—广东，1731：汉堡中国贸易的肇始》）67。艾波施坦因是位历史学家，他近十年来出版的著作基本都与商业交流史有关，但他原来的兴趣不一定专注于经济，比如说他二十几年之前出版过第一部由外国人编写的中国20世纪话剧史68，这本书非常重要，直到现在美国汉学界也没有这一类书出版。回到今天要谈的这本书，艾波施坦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1731年呢？1731年之前，在汉堡、在德意志的北方难道就没有人会想要去中国做生意吗？当然会有，但是由于缺少档案资料，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的商人从中国带回来些什么，回到汉堡卖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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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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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d Eberstein（1942—）中文译名：本恩特·艾波施坦因。汉堡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汉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史、中德早期关系史等。著有《汉堡—中国伙伴关系史》（Hamburg China：Geschichte einer Partnerschaft，1993）、《普鲁士与中国：一段艰难的关系史》（Preuβen und China：Eine Geschichte schwieriger Beziehungen，2007）、《汉堡—广东，1731：汉堡中国贸易的肇始》（Hamburg Kanton 1731：Der Beginn des Hamburger Chinahandels，2008）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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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艾波施坦因教授（左图）与其编著的《汉堡—广东，1731：汉堡中国贸易的肇始》（中图）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右图）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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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31年有一艘战船，德文叫Fregatte，是所谓的“巡航船”，它从中国广东来到汉堡。这艘船的名字叫作“阿波罗”（Apollon），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中一个神的名字，该船挂的是普鲁士（Preuβen）的国旗，尽管上次我在讲座中已经谈到，汉堡并不是普鲁士的地盘。实际上，当时丹麦要求汉堡归属丹麦，在1864年之前，德意志北方的一部分属于丹麦，而汉堡根本不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它原来是独立的，但是深受丹麦的影响。这艘“阿波罗号”船给汉堡带来茶叶、瓷器和丝绸，到汉堡后又是怎么卖的呢？首先商人会进行拍卖，把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展示10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来买，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快便销售一空，商人们便可以从中赚到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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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艾波施坦因《汉堡—中国伙伴关系史》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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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喜欢把在中国的经历画下来，或者用别的方法把这些中国印象记录下来。这本书中有一幅茶叶店的插图，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会用脚把茶叶踩到箱子里面去，就像罗马人做葡萄酒时一样，这好像是一道制作食品的普遍工序。这里可以看到几个外国人在品茶，之后便把挑好的茶叶装运到船上去。我突然想起，上次我把“东印度公司”的英文名称理解错了，大家知道其英文名称为East India Company，我上次误以为East India是指印度东部的一部分，实际上应该是指印度的东面，既适用于前荷属东印度，也可包括马来群岛，乃至中国。我想强调，当时形容从中国来的商品是east indian，德文ostindisch，但这个词实际上不一定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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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年第一次有带着中国商品的船只直接抵达汉堡，那1731年之前汉堡人无法品尝来自中国的茶叶吗？也可以，但他们需要去瑞典、丹麦或荷兰购买，再转往汉堡。这艘“阿波罗号”船是从汉堡出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汉堡有德国、也可能是欧洲最大的码头，这是一个古老的、拥有浓重19世纪味道的城市。可惜“阿波罗号”船并不是从汉堡，而是从奥斯滕德（荷兰文：Oostende，法文：Ostende，英文：Ostend，系位于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座小城市）出发的。因为奥斯滕德当时属于荷兰，并且在属于奥地利的那部分荷兰里，所以奥斯滕德属于奥地利，18世纪初的奥地利是欧洲强国。1730年“阿波罗号”离港出发，花费半年时间到达中国，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已经是相当快的了，因为之前的耶稣会士坐船从欧洲到中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阿波罗号”航行这么快的原因我今天也无法回答。这艘“阿波罗号”船去中国时装运了28门大炮和107个人，到中国后受到了广东沿海老百姓的欢迎，因为老百姓可以向外国人买到“鸟枪”。德国20世纪50年代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鸟枪”，只能用来杀鸟而不是杀人的，由于德国禁止杀鸟吃鸟，到现在这些“鸟枪”恐怕很难找到了。因为和外国人做买卖，当地老百姓也能赚到很多钱。但皇帝怕外国人来，虽然船上的人不多、武器也不多，虽然外国人只想做买卖、不想打仗，但朝廷派遣到当地的官员感觉到，外国人能代表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这艘“阿波罗号”船到中国后，当地人会知道，除了中国外还有一个所谓“欧洲”的存在。依据19世纪的描写，中国人认为欧洲是小国——但实际上欧洲和中国差不多大——欧洲不同的小国说不同的语言，并认为欧洲人依赖到中国做生意才能活下去。我说过，当时外国人到中国以后，不能随便走走看看，必须有个固定的地方住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看，这本书中有很多不错的图片。比如这幅图，外国人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并放置买好的商品，一般来说，除了船长外其他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居住地即广州的。有一个加拿大籍的华裔汉学家夏瑞春（Adrian Hsia，1938—2010），他来自中国大陆，是德国培养的人才。他写了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想说明外国人怎样歪曲中国的历史等等，想说明外国人是故意弄成对中国的错误理解的。相关的内容，我下一讲还要专门讲到。但是你想，在19世纪之前，一个在广东的外国人不能随意离开住处，那么他对中国的了解怎么可能是全面的呢？故意的歪曲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16—18世纪的欧洲文学家或哲学家关于“中国的形象”从今天来看十分奇怪，但我们不一定要批判他们，而应宽容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所谓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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