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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出身于工人家庭，他父亲是做皮带的工匠。有一次普鲁士国的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访问波莫瑞州的时候，年轻的郭实腊为国王陛下朗诵了一首歌颂他的诗，令国王感动不已。威廉三世于是帮助郭实腊去了柏林。1821年郭实腊在柏林上了教会学校。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柏林的那个新教教会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很穷的小国，根本没办法跟富庶的中国相比。普鲁士没有船，所以他们没办法派传教士去中国传教。而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荷兰，虽然地盘不大，无法和中国比，但是从海军等来看，是强大的国家。所以普鲁士政府在柏林培养了大批英国人和荷兰人，因为英国和荷兰的船只很多，这些学生学成后可以代表普鲁士去亚洲进行传教活动。郭实腊离开这所学校后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我不清楚，这本书也没有讲。我估计他离开学校之后应该念了大学，可能学了语言。无论如何，郭实腊于1830年去了泰国（当时称作“暹罗”）首都曼谷。他到了泰国以后，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到中国人那里去了，到唐人街向华侨传教。他为什么这样做，书中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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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左图）及道风山的标志性建筑物十字架（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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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在48年短暂的一生中结过三次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任英国太太在1831年生孩子的时候去世了，然后1834年他和第二个英国太太结婚了，但是她也去世了，最后他又和第三位英国太太结了婚。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跟他结婚的三位英国女士都很有钱。因为有了资金的保障，所以郭实腊成了一位自由的传教士，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他想去什么地方都不用听领导的话，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在中国时，大部分时间住在澳门。19世纪30年代，他四次从澳门出发来侦察中国的海岸。1838年他出版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叫China Opened，可以翻译为《中国被打开了大门》57。有好多人批判他，因为除了他，别人都认为中国没有打开过门，相反地还把自己的大门关闭了。那郭实腊为什么能够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他根本不管到了大陆后能不能到处乱跑，他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的侦察旅行有一个固定的背景，即作为英国商人的翻译，他要帮助商人和中国人进行交流。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帮助英国观察中国的情况，然后向他们报告他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他也在大陆发展中国特务，要他们帮他的忙。因为他不反对在运鸦片的船上进行传教活动，所以不少人到现在还会提到这一点。我应该这么说，如果有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学者只要提到传教士，他们总会把鸦片和《圣经》联系起来，说有一个传教士，他在一艘携带鸦片的船上发给中国人《圣经》。他们这么说当然也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郭实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1844年建立一个中国人的组织，他希望能够培养中国自己的牧师。他发展了一套自己的传教理论，因为他要求中国能够早一点听到福音，而如果只有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话，中国人又特别多，中国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听到福音。所以郭实腊要求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牧师。他安葬在香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墓地——香港坟场里，他的墓碑上写着“中国人的使徒”（Apostel der Chinesen）。但是因为他的敌人太多，所以后来有人把他的墓志改成了“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China”（在中国的第一位路德宗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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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普鲁士国国王威廉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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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说郭实腊是违法的呢？你们应该知道，从1639年在日本、1725年在中国、1801年在韩国、1825年在越南开始，外国的传教士不能把《圣经》发给那里的中国人。中国不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也不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做买卖。这样，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就有了共同点，亦即希望中国可以开放，以便于商人做买卖，传教士传教。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常常合作的原因。那么，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坏的吗？如果从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做买卖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货物的交换谁都需要。没有买卖，中国不能够富起来。那传教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人强迫别人做基督教徒的话，我觉得传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传教士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船只，这也是郭实腊为什么要与商人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商人都拥有船只。德国学者认为，郭实腊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平等的，他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平等的。在这点上，他是进步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批判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德文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选择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目的是对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因此，郭实腊也给欧洲人报告说自己不喜欢亚洲发生战争，不喜欢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仗。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当英国人的翻译，要不然无法完成传教的任务。从1989年开始，德国允许我们德国学者、历史学家、知识分子还有作家们思考苏联的历史。原来西德是一个受到中国“文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小国。但是1989年民主德国和苏联解体之后，我们认为应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此外，苏联慢慢开始开放档案，也逐渐有人敢说——以前我们所了解的苏联历史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很少人敢说，大部分人保持沉默——我们说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1878—1953）与郭实腊一样，为了获得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什么手段都使用过。当时的苏联，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还是自己人，只要不够纯粹，斯大林都置他们于死地，或是送他们进监狱。斯大林的政策是一个恐怖政策，现在德国有很多关于他和那个时代的书。当时也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有很多历史档案和文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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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被打开了大门》书影（左图）及郭实腊之墓（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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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如你们所知——于1842年签订。这个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其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固定的城市里，比如南京。如果离开固定的地方、深入内地的话，还会有判死刑的危险。因为郭实腊觉得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他觉得中国人跟他并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因此也受到他的外国同行或同事的批评。郭实腊有好多特点，他好像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民族，他不代表当时的普鲁士国——当时还没有德国，德国当时可能分裂成了150个小国。那么，郭实腊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我下面还会专门讲，他发明了很多现代中文的词汇，这些词汇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仍在使用。可以说，传教士帮助中国人丰富了中文词汇。比方说，我们今天用的中文中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就是由传教士创造出来的，原来我们以为来自日语，其实不然。58这是他为什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他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太平天国用他翻成中文的《圣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圣经》。此外，有些中文词，他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比如“基督教”——以往，现在。再有就是，他音译了一些地名、人名等，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Hamburg的中文译名“汉堡”就是郭实腊首次翻译的。我曾提到过，这座非常漂亮的大城市与中国有四百年之久的友谊，因为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除了“汉堡”之外，诸如“以色列”“犹太人”等专名，还有基督教中的名词如“恩典”等，都是他发明的。另外，他使用了一些中文词，但是从内容看，改变了它们原有的含义。比如，《圣经》里有logos，这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说。一般来说，我们把logos翻成英文的word（词）。《新约》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太初有词，然后词变成肉身。59那郭实腊是如何翻译logos呢？他把它翻译成了“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60所以“道”不仅有中国哲学的传统内涵，从此以后也还有了欧洲神学的意思。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是郭实腊弟子的学生，他在香港曾跟随老师一起学习郭实腊翻成中文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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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郭实腊可能是第一个去过朝鲜的德国人，他只去过一次。郭实腊给朝鲜人引进了土豆，在他之前，朝鲜人是不吃土豆的。那他为什么给朝鲜人带去土豆呢？我刚刚说过了，普鲁士是一个非常穷的德国小国，好多德国人离开当时的普鲁士去美国，因为在美国有饭吃。普鲁士国开始种土豆以后，那里的德国人才有饭吃，不再饿肚子了，并慢慢地开始发展。尽管如此，一直到1860年前后，普鲁士国还是非常穷的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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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郭实腊所译《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39）封面（左图）及《约翰福音》1章1节到1章14节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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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在19世纪非常有名，所以有一个岛以他的名字命名，有一艘德国汽船也用了他的名字。由于郭实腊曾经帮助英国商人卖过鸦片，所以大部分人为此批判他，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当时的历史情况弄清楚。当时到中国来的人大都是商人，从1830年开始这些外国人也都是自己来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政府派来的。所以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问题的性质，不一定是中国和英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若干外国商人的问题。当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批商人得到了英国的帮助，应另当别论。到了鸦片战争后，才有了商人和军队的合作，有了个人和某个国家的合作。那为什么英国当时能够在中国卖这么多鸦片呢？卖鸦片的人真的是英国商人，是欧洲商人吗？如果你们看历史文献的话，你们会发现不少卖鸦片的商人根本不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他们是亚洲的犹太人。比方说今天的伊朗，就有那时候的波斯的犹太人。另外经常也有中国的官员，以及一些中国走私者帮忙贩卖。此外，那时候中国大陆有大量的消费者，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供求关系链的话，鸦片也没有办法卖过去。那这些鸦片从哪里来呢？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来自印度，印度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者让印度人在那边大量种植。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鸦片中也有从土耳其来的。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土耳其还是一个大帝国，还没有衰亡。那为什么那时候土耳其有人会把他们的鸦片带到中国来呢？这个问题我并不能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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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修·哈密尔顿·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1802—1881）的英国人，在1832年，不知道是受雇于英国政府，还是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他被要求想办法侦察中国的海岸。东印度公司是当时在海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一个组织。于是，林赛又雇了郭实腊，而当时郭实腊已经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两个人乘坐“阿美士德伯爵号”（Lord Amherst）轮船在中国的海岸进行侦察活动。威廉·皮特·阿美士德伯爵（William Pitt Amherst，1st Earl Amherst，1773—1857）曾任英国外交官，于1816年带领英国的代表团访华，然而清廷与英国因为在礼节上出现分歧，结果使团未能谒见嘉庆帝。林赛也想借用“阿美士德伯爵号”激励他为英国报仇，因为当时阿美士德伯爵失败了，但是林赛不想失败。东印度公司要求林赛找出中国哪些海岸可以做买卖，他们不太相信在大陆真的就没有机会做买卖。因为郭实腊参加过“阿美士德伯爵号”的秘密使命，所以他也同样受到了批判。此外，他帮助外国商人的行径也受到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外贸易本身是什么坏事，这对促进两国的发展是有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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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今天感到异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会怕几个外国的商人，怕跟东印度公司做买卖？为什么他们会怕这些私人的商行或是公司呢？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什么国立的。“阿美士德伯爵号”轮船从澳门出发，没有携带鸦片。郭实腊侦察海岸之后，向英国人提供了所有的情报。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南京和中国人谈判，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人知道自己可以要求什么。客观地讲，是郭实腊帮助英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各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建立在他偷伺中国沿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的话，《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但是，话又说回来，郭实腊为什么要帮英国人的忙？我只能再次说，他希望中国可以开放，使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在中国多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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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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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很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东亚历史的学者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1952—）。奥斯特海默尔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水平很高，他的书在德国也非常成功。20多年前他出版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今天》61。奥斯特海默尔想通过这本书说明中国从16世纪开始就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是如何来证明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银币。中国用的银币最初来自日本，后来来自菲律宾，然后来自墨西哥。1936年，中国的银币基本来自墨西哥。所以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另外中国的经济危机都与银币有关。那为什么中国不再使用银币呢？因为蒋介石（1887—1975）需要钱，但是如果用银币，没办法多制造一些出来，所以他放弃使用银币，改用纸币，如果政府需要很多纸币的话，可以直接多印刷一些。历史学家如果认真的话，他们会思考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比方说，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鸦片战争，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著作中都会说它是一场战争，而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鸦片战争是调停活动，不是战争。我不敢说他是否正确，但是你们可以思考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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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实腊作为英国人的翻译，同时领导英国特务部门，专门为他们物色中国的帮手。此外，他也会用钱收买中国人帮他的忙。很可惜的是，他还会利用受过他洗礼的中国基督教徒帮他的忙。为什么1842年前后郭实腊要帮助中国人和英国人进行对话和谈判呢？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翻译，所以有一个学者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翻译而只能依赖一个外国翻译，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而只有坏处。我常举例来讲，中国作家不会外语，总靠我们外国人翻译，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常常会有坏处。中国作家通过我们这些汉学家来说话会很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的话没有意思，会故意省略一些句子。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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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今天》德文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