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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先得有人去把他的智慧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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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个边卒也理应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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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圣人的智慧无从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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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首诗来看的话，老子代表一个没有什么英雄特色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是战士，不是士兵，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另外这首诗也谈创造的问题，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创造呢？我们需要一个跟关尹一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中间人。那么有过这样的人吗？当然有了，比如说苏格拉底。他使用什么方法呢？他老是在提问题，他不一定好为人师，但他却喜欢向别人提问，让他们自己思考问题。孔子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这首诗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胜利、谁失败。从社会地位来看，关尹和智者都是失败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但是如果我们从大的历史来看的话，尽管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在一段时间里会非常强大，但他们才是最终的失败者。为什么呢？这个思想是布莱希特从《道德经》中得到的。这是一个中国人翻译的，他翻译得很好，太棒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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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is supple and weak when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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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art and stiff when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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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身体是软的，但死的时候身体却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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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 and trees are pliant and fragile when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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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dried and shriveled when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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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he hard and the strong are the comrades of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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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e and the weak are the comrad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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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英文翻译得很好。所有软的东西是生命的朋友，所有硬的东西是死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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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的原因，这节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想继续给你们介绍这个题目。然后我想给你们讲一些理论方面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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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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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十 东方主义与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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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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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些理论的问题，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德国”为什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德国在1884年以前尚未踏上殖民主义的道路，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此外，大部分德国人认为“德国”是一个精神上的概念，因为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前，在现在德国的土地上有很多小的诸侯国，对于德国人来说（也包括奥地利人），德国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小国、弱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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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东方主义”之前，还应该补充一些内容。上次我谈形象的问题，images of China，我认为我们研究形象，不应该总是重复别人的论调。如果还有人说德国人写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将“上海”描述为“罪恶之海”，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这是侮辱上海，这样的认识究竟有道理吗？其实，今天好多北京人也看不起上海人，也会有类似的说法，但为什么北京人可以这么说而德国人不可以呢？另外，德国人1915年时为表述一种恐惧感，就会说你们看到处都有亚洲泛滥的身体。如果以此而定论是轻视亚洲人的话，这么做太过于简单，因为“泛滥”这个词并不是那样的意思。有位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克洛斯·特韦莱特（Klaus Theweleit，1942—）曾经专门研究德国人与泛滥的问题，发现只有男人会这么说，总是害怕一些泛滥的东西，特别是女人。他在1970年代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男人的幻想》（Männerphantasien）90，写19世纪末的德国、纳粹分子等等，因此泛滥与亚洲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是和女人有关。当时的男人把女人看作是大海，男人只能在女人之海中淹死。如果一个德国人把上海看作是女人，我们也可以从特韦莱特来看德国人的恐惧感。所以我们研究形象的时候要摆脱自己狭隘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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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思想不太深刻的作家反而可以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另外，再补充一位瑞士人对亚洲和中国的了解，以前我们所提到的穆施克，他用德语写作，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现在还应当健在。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人不再依靠翻译成德语的中国经典（哲学、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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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克洛斯·特韦莱特的《男人的幻想》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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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而是亲自实地去探寻中国精神。穆施克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其小说多以日本为背景。当时奥地利和瑞士没有好的出版社，因此那里的作家会选择在德国出版书。1985年穆施克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了小说《白云》（Baiyun oder die Freundschaftsgesellschaft，1980）91，故事发生在北京的友谊宾馆。18世纪起文坛有一种风气：以一个国外人的角度来对当地进行描写，比如一个旅德的中国人眼中的德国。作者希望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批评自己、批判国内的情况。而穆施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让一个叙述者带德国旅行团来华访问，让他们讲述德国、瑞士的情况。穆施克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到中国来呢？在分析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将穆施克本人与小说的主角分开，所以作者是作者，小说里的叙述者是叙述者。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他们要到中国旅行，这同时也是他的问题。因为去中国和去其他国家的情形不太一样，好像他们来华是希望找到另外一种人道主义。这种做法类似于我们的前辈在19世纪去美洲想要找到新的乌托邦一样，而我们的父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去苏联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能听到这么一种声音，在中国有人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那么德国人说，我们应该来华访问，去实地体验一下这一社会。如果我们将穆施克的旅行小说同时也作为侦探小说来阅读的话，就会发现其主题不再是探究中国人的灵魂，而是分析瑞士人、德国人的灵魂。穆施克在写完这本书之前，有记者采访他，他说：“我不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而是写外国人去中国以后是如何反应的。”这样一来，如果作品中有些令人不快的成分，我们不能批评作者，而只能批评主人公，因为主人公是代表他自己，作者不负责小说里的声音。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德语国家很受欢迎，因为穆施克提出了所谓的“悖论”（Paradox）。在80年代有一些欧洲人希望来中国看到一个不同于欧洲的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欧洲在灵魂上、精神上存在着很大的危机，然而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很是失望，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欧化的现代化国家，根本无法使他们摆脱心理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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