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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er Wohlfahrt（1943—）中文译名：京特·沃尔法特。德国哲学家、汉学家。1943年生于法兰克福。曾在大学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心理分析。年轻时曾在德国大学教授德国观念论与古希腊哲学，主要研究美学和语言哲学。在接触到东亚哲学后，转而研究禅宗与道家哲学，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后任教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主要研究比较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退休后，沃尔法特隐居在法国南部的小村庄中，他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写作和园艺工作上，撰写了一系列跨文化哲学研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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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 W.Adorno（1903—1969）中文译名：狄奥多·阿多诺。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及作曲家。在法兰克福大学时期，他修习了哲学、音乐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战后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1966）、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19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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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德国大学中还有哲学家从中国哲学出发看待欧洲哲学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1923—2004），1964—1990年间他曾经在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ät Würzburg）当教授。我很喜欢维尔茨堡这个城市，但因为政治原因那里的大学不接受我，说我是红的、搞革命的。罗姆巴赫重视“道”，欧洲哲学极为主张Logos、“知”，反对“无知”，虽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好像没有哲学家像庄子一样主张“无知”。直到最近，波恩大学的一个哲学家沃尔夫拉姆·霍格雷伯认为应该从“无知”入手研究哲学，但恐怕他并没有受到老子和庄子的影响。我最近用德文发表了一篇霍格雷伯对于“无知”的了解的文章，不久可能就会有中文翻译。罗姆巴赫说，我们不应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总问被子、房子、人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探究人和事物、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想要了解这种关系的结构，只能通过“道”、经验，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不应照着古代希腊哲学从存在、本身出发，应该从“动”、从自然出发，“道”代表自然、山水。我个人认为，罗姆巴赫可能受到了法国当代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的影响，因为于连主张中国哲学中的“动”这一概念。沃尔法特在受到老庄的影响之后，从大学退休，在法国南方农村的山上养山羊，自制干酪、牛奶，完全变成一个德国式的老子。沃尔法特本人学过中文，看得懂老子和庄子，因为他不再研究欧洲哲学，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反之也有很多人重视他，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文章，其中有些把古代希腊哲学与老子、庄子进行了精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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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Rombach（1923—2004）中文译名：海因里希·罗姆巴赫。德国现象学家。1923年出生于弗莱堡，并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取得教授资格。他被认为是现象学界具有开拓性创见的新一代现象学家。经由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现象学”，罗姆巴赫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的现象学”（Strukturale Phänomenologie）。他还独创性地发展出了不同于解释学（Hermeneutik）的“密释学”（Hermetik）。此外，他对于东亚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显示出了现象学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开阔视野。他的重要著作有《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1971）、《当代意识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genwärtigen Bewusstseins，1980）。现有中译本《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2009），收集了罗姆巴赫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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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是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的历史系教授，他可能学过中文，比较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好像缺少德国历史方面的一些知识。在他的著作《东方式的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之接触》的开头中，他提到，在欧洲文学和哲学界中，中国和东方哲学处于边缘状态，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古代的传统哲学表示了一种否定。克拉特说，19世纪欧洲人写哲学史不会包括亚洲哲学，这种论断在我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体系就包含了亚洲哲学，阿尔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出发点就是印度哲学和佛教，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但克拉特似乎不清楚这些，他批判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认为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范畴，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是包括中国哲学的。此外，克拉特批判一个德国思想家爱德华·哥特罗伯·策勒尔（Eduard Gottlob Zeller，1814—1908）。策勒尔生活于19世纪，对他来说所有的哲学当然都是古代希腊哲学了，所以他的出发点是欧洲哲学，但克拉特对此却不加证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小枫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克拉特的问题也是刘小枫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来看这个问题。现在这是个非常时髦的问题，无论哪里有什么，中国都早应该有。10多年前一位来自不莱梅大学（Universität Bremen）的印度学学者出版了一本书《比较哲学》，书中谈到无论在哪里都有哲学。那非洲真的也有哲学吗？他在书中也对此加以介绍，但实际上与哲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此外，哲学不一定令人高兴，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所说，哲学令人绝望，所以一个不需要哲学的人才会快乐。如果我们问老子、庄子需要哲学吗？他们肯定会回答说：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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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 Habermas（1929—）中文译名：于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1929年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哥廷根、苏黎世、波恩等地学习。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英文：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德文：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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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说有一个俄罗斯人，是第一个认为印度和中国哲学非常严肃的哲学家，1968年他出版的一本书将印度和中国哲学归在世界哲学史的范围之内。我小时候，父亲送给我一本汉斯·约阿希姆·施托里希（Hans Joachim Störig，1915—2012）编写的德国哲学史112，过了50年我还在看这本书。书的第一部分介绍的是东方哲学，第一节是印度哲学，第二节是中国哲学，分别介绍了孔子、老子、墨子及其他学派。汉学和意识学好像有紧密的关系，克拉特批判欧洲大学较少重视亚洲哲学是对的，但他太看重美国哲学了，介绍了很多哲学家的名字却鲜有人知。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据我所知美国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并没有什么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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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施托里希《德国哲学简史》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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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克拉特要求中国和西方的东方哲学家应该具有可接触的三个阶段。第一是universalism，普遍主义。在1939年夏威夷有一个美国人说我们需要世界哲学，他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有共同点，无论是哪国人都有共性，因此可以一起发展一种世界哲学，使所有的民族达到最终的和谐，将来也就不再有东方与西方哲学之分了。1949年这一批哲学家再次相会于夏威夷，联合发表了对世界哲学的诉求。对此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如果中国与德国哲学完全一样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沃尔法特提倡的比较哲学，比较哲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第三个阶段是阐释学（hermeneutics）的时代。克拉特说现在要求的不再是普遍主义哲学，而是内容方法不同、主张区别的哲学，这点与我对阐释学的理解有点出入，但我认为他说得很好。如果我们能承认别的文化的哲学，就不会碰到什么问题了。中国人从德国看中国，德国人从中国看德国，这样可以丰富双方对各自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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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十三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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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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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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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演讲稿，是顾彬教授2011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辑录。当时的我跟他共同商量的课程名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编辑成此书的时候，才改成了现今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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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一共讲了11次课，内容涉及德国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顾彬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厘定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这是西方学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将历史上的“德国”笼统地归在“西方”这一概念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几讲中，顾彬教授讲到了德国的某一地域（如巴伐利亚、汉堡）与中国，也涉及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莱布尼茨、歌德、郭实腊、布莱希特）与中国的关系。利玛窦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无疑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是具有突破性的转型期。顾彬教授基本上是使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个案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史进行了溯源。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人通常是复数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这在顾彬教授的演讲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最后一讲中，顾彬教授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阐释进行了梳理，认为东亚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来讲是一个重新获得生机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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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教授善于从个人和事件来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考察观念的形成。他的汉学研究绝非仅仅是一些理论的阐述，而总是通过具体实例和研究来展示的。他往往从一本研究专著出发，将其中有趣的故事、有意思的结论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正因为这些汉学家对西方学术可谓探骊得珠的功底，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有不同于一般中国学者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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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描述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的发展。从顾彬教授的个案研究中，我常常想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历史主义中的“体验”（Erlebnis）这一概念，这是从内部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狄尔泰的历史主义（Historizismus）主张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Verstehen），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我想，这也是作为文学家和哲人的顾彬的理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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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教授的演讲内容，突破了传统历史学按年代顺序的叙事方法，而采用专题分别予以论述。顾彬教授特别强调“问题”，强调提问的重要性。在每一次的讲座中，他都会提出很多的问题。问题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也是顾彬教授每次讲座的起始和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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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是一个学术领域，涉及多个学科。汉学研究本身便打破了专业局限与学科的限制，从而冲破了传统史学的模式。实际上，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已经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认为：“所有的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科学）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113我认为，汉学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