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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州明报》1935年9月3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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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留学生考试揭晓录取吕湘、刘诒谨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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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为鼓励省立教育机关服务人员，努力进修起见，每年特考选现任服务人员若干人，赴国外留学。第三届已于上月二十七日起至三十日止，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本年计考选会社学科，及自然学科各一人，参加者各三人，已经考试委员会评定，计录取吕湘七十九点五八分（三十一岁，丹阳人，东大外国语文系毕业，现任苏中教员），刘诒谨（以上正取）备取顾仁铸、陈开海、黄夔生、薛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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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吕湘，就是吕叔湘。虽然已经过了而立，他还是抓住机会，奋力一跃。这个公费留学不过两年，吕叔湘在英国先后入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人类学和图书馆学，因为是进修性质，并没有修得什么文凭。这次考试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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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回国之后，吕叔湘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编辑等职。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开明书店同事叶圣陶先生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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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这次考试，录取者只有两人，除了吕叔湘外，还有一位便是刘诒谨。刘诒谨后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也是名人。这次考试还有四个备取，结果一个也没走成，除了顾仁铸尚知名外，陈开海、黄夔生、薛万鹏三人就少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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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言”中：言慧珠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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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苏州旧报，看到一则关于梅兰芳及其女弟子言慧珠的消息，讲的是1947年秋，梅兰芳偕言慧珠，在苏州某名医的陪同下游天平山。言慧珠年轻气盛，一马当先，由中白云、上白云，直登山顶。一时内急，在山顶解手，却被无名毒虫所咬，私密处疼痛难忍。待到梅兰芳一行上到山顶，虽然有医生在侧，却因为没有准备，且怎么也不能在师傅面前“献宝”（这是报纸上的用词），无奈，只能由从人扶携而下，当晚就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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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新闻，未免谑而虐矣，甚至有点无良，虽然或出自小报文人之手，却确实是苏州大报新闻。过去艺人知名度高，身份地位却不高，新闻记者往往在他们身上做做文章，也不怕惹上什么麻烦。我是喜欢看看这种新闻的，当时看到后，还曾截图给几个朋友共享。这种新闻虽然有点无聊，却也不能完全抹杀，譬如，可以知道这年梅兰芳来过苏州，游了天平山，言慧珠为什么当夜急着回了上海等等，信息还是不少的，同时，看旧报看得时间太久，一见这类新闻，实在算得一种调剂，就像闷热的三伏，骤然降临了一场急雨一般。人是不能一直绷紧神经的，我们看毛时代的报纸，就根本没有轻松的故事，虽然“大跃进”那段，也有点搞笑，但心情还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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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慧珠在苏州故事不多，所以上面的这则新闻，倒很久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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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因为美国兵和美国文化的涌入，那年的4月1日的愚人节，在上海的报纸上就有非常多的愚人新闻。第二天，反映在苏州的报纸上，就有《苏州日报》的“愚人节谣言惑众”的消息，其中一条也讲到言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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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慧珠自杀，见于某小型报，此婆本以自杀未遂而红，放诞风流，不自检束，推其结果，终有遂其自杀志愿之一日。（1947年4月2日《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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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带点恶意，不像上面一则，不过是低级趣味。他是说，4月1日的上海某小报刊出了一条愚人节新闻，说“言慧珠自杀了”。于是《苏州日报》的记者评论说：这条消息虽然是假的，但像言慧珠这样“放诞风流，不自检束”的人，曾经有过自杀未遂的事情，并因此而“红”，记者推断说：言慧珠终有自杀而死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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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位记者何所据而言，看得出此人对言慧珠没有一点好感，人家三十还不到，在他笔下就已经是“婆（婆娘）”了，还说她放诞风流。言慧珠的风流，在过去确实说的人很多，应该近乎实情，但无端咒她死，却实在有失忠厚，虽然上海某小报还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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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吊诡的是，言慧珠后来果然是自杀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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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1日凌晨，言慧珠吊死在卫生间里。那时候，她是俞振飞的妻子，网上有言慧珠的儿子对俞振飞的控诉，其实，撇开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看看她死的那个日子，就知道最应该控诉的，不是俞振飞，而是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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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谈他与景宋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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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写于1940年，刊于当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有专节谈到他和景宋的交往，这也是他所有文字中直面这一段人生，并谈得最耐心而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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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得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裁。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的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次原因了。我对于当时思想界那种只说不做的缺点，在通信中也是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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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问了有麟，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决定了停止与景宋的通信，并且认为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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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其实说了他和景宋关系的四个阶段：知道并赏识景宋的文字；两人通信；两人在鲁迅家里见面；两人断绝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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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前后（笔者按：《鲁迅日记》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到鲁迅家里拜访），鲁迅办《莽原》时，高长虹和鲁迅互动频繁，鲁迅很赏识高长虹，主要是高长虹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和鲁迅相当契合，如受尼采影响这一面。高长虹的见识也很不错，譬如这次，鲁迅和高长虹都激赏景宋的文章，认为：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景宋的这篇稿子大概是《莽原》周刊的第五期上的《怀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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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高长虹得意了一番，景宋竟主动和他联系，要买他的诗集，这本诗集高长虹没说是哪本，只说是“同《狂飙周刊》一同出版的”。这本诗集应该是《精神与爱的女神》,1925年3月出版。景宋写信给他，要买此书，并且对他的才华表示赞赏，于是两人通起信来，一来一去，高长虹说通了八九次信(笔者按：这些信件没有保存下来，景宋那边大概自己销毁了)，虽然未见过面，但多少已经熟悉，譬如景宋在信中谈起她的性格，说明两人谈得已经有点深度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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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两人在鲁迅家里见了面（《鲁迅日记》记载当为1925年7月19日），大概是鲁迅在旁边吧，两人没有谈话，景宋给高长虹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也是唯一的印象，就是身材高大。说到这里，高长虹突然插入一句话，这句话值得注意：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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