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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小时了了”这个多少带点嘲弄的说法，张贞竹一气说了四个对句：大才槃槃、晨露瀼瀼、流水汤汤、大言炎炎。让人不得不惊异小小女子，竟有如此捷才，也难怪俞樾会喜欢上此女，不但收她做了女弟子，还提供住房让她栖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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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则沄是曲园老人的曾孙女婿，他所著的《十朝诗乘》二十四卷是一部广泛记录清代诗人情况的诗话作品。书中也有一节谈到张贞竹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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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广收女弟子，尝绘《湖楼请业图》，为世訾诋。俞曲园先生主讲紫阳甚久，门下多英俊，独不收闺秀。尝有西泠叶墨君女史，过俞楼不遇，留诗四首，末韵云：“斗山望重龙门峻，可许侬家立雪无？”后相遇沪上，复以诗为蛰，固却之。又有张贞竹女史，其父业贸迁，家中落。织造某慕贞竹色，延入署，使授女公子音律。既而谋置簉，使人示意张父。父愤然曰：“吾虽贫，安能鬻女！”斥去之。后贫甚，展转至吴下。先生怜之，割宅后空屋使居，令贞竹授闺媛琴。贞竹感甚，请师事，先生拒之，而贞竹始终执弟子礼。会钱英甫大令丧偶，大令粤人，为徐花农督学所得士，于先生称再传弟子，因为媒合遣嫁。其《右台仙馆遣嫁张贞竹女士》诗云：“洞房酒后集簪缨，一笑来将行辈争。都说曲园女弟子，今朝下嫁小门生。”浙人传为佳话。内子琬君为先生曾孙，其善琴，即贞竹所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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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郭则沄的妻子来自俞家，这段记载应该来自他的妻子琬君，而他妻子则来自于她的家庭或张贞竹口中，因为张贞竹曾是琬君的古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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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的说法与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的说法不同。这里说：“织造某慕贞竹色，延入署，使授女公子音律。既而谋置簉，使人示意张父。父愤然曰：‘吾虽贫，安能鬻女！’斥去之。”织造是皇帝派驻杭州的眼线，是皇帝的钦使。俞樾则说不过是一个县役。这里说是织造要娶做小老婆，俞樾则说是县役为儿子娶媳。两者比较，简直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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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说谎，还是完全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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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俞樾的说法，一个女子不能说谎欺骗老师，这是不道德且在当年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且就张贞竹当年的身份及其父的作为，如果自己的女儿能为织造的妾，该是生活解困最好机会。怎么可能愤然拒绝呢？因此，这里琬君所知，很可能来源于张贞竹对自己古琴学生的一种自高身价的合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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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没说张贞竹还善古琴，教过自己的小辈，也许他觉得完全应该，也许他觉得说了好像自己也在利用她，不完全是自己施恩了；而郭则沄则没说张贞竹擅书法，只说是曲园老人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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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则沄这则记载，有一点极可贵，即交代了张贞竹的归宿：由俞樾介绍了自己的再传弟子、丧偶的钱英甫娶了张贞竹。俞樾还写了《右台仙馆遣嫁张贞竹女士》诗云：“洞房酒后集簪缨，一笑来将行辈争。都说曲园女弟子，今朝下嫁小门生。”由诗可以看出，自己的女弟子张贞竹有了好的归宿，俞樾由衷地为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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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日记》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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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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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四川合江县人，光绪年间以举人大挑成为知县。李超琼的仕宦生涯与江苏有不解之缘，其一生基本上都在江苏各县做父母官，并有能员之称。所谓能员，不是清官廉吏，而是那种遇事有担当，想得出主意，拿得出办法，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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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祖父周福清科考行贿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发生在苏州。这年，李超琼正好是苏州元和县县令，他当天就知晓并参与了这件事，前后经过都相当清楚，不过日记所记，却很简略，谨把这天的日记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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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 丁未 晴 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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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旦，诣抚辕介祝，投刺而出。以新任府宪王可庄太守于巳刻接印，遂先时往为敬贺。一见后即出阊门登舟，西过枫桥，候送抚军赴金陵监临，午正乃返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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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主考殷秋樵太常（如璋）、周伯晋编修（锡恩）行抵胥门江干，有浙绅周福清遣人投以一函，附洋票万元于内，求买关节五名。殷公大怒，当将投书之人扣留。适王太尊往拜，遂令交带回讯究。乃福清恃与殷公为同年，径往求见。业已登舟，为其仆从挥斥之，乃退。余等既入谒，殷公备言其情状如此，因慨然浩叹，以为士习之污，官常之败，谓至浙人极矣。而其意若又不忍深究，虑至不可收拾也者。余辈出，再见周编修，则意也略同。亟往谒府宪请示，未得遇也，遂归。梅琴舫、苏静安、李晋溪三大令先后来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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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苏州很平常的一天。时届白露，一清早，元和县令李超琼先到巡抚衙门报了个到，然后紧接着就到知府衙门祝贺新任的顶头上司王可庄到任。王可庄要在早晨与前任知府交接，正式成为苏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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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庄名仁堪（1848―1893）又字忍菴，号公定，闽县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祖庆云，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工部尚书。王仁堪光绪三年状元及第，授殿撰，成为清流健者。在任上，他谏诤慈禧太后兴造颐和园，惹来慈禧恼怒，于是以状元之尊，被贬谪、外放为镇江知府，1893年9月调任苏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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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贺了上司到任之后，又马上赶到阊门，上了船，到枫桥，等着送巡抚赴南京去监临秋试，一直到中午，送别了巡抚才乘船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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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春闱秋试，这天白露，正是秋试之前。不但江苏巡抚要上南京监临，钦点的浙江正副主考也正往杭州赶去。这年浙江的正副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两人的船停在胥门码头，正是胥江之岸，这里是从苏州赶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出胥江到太湖，过太湖，就是浙江境了。这天，有一个仆人打扮的人赶到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要交学政大人一封信。殷如璋接过去一看，却是万元洋票和五个人的名单，很明显，这是来卖关节的。如果收下万元洋票，只要记住这五个人的名字，把他们中个举人，万元洋票就是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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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说：“殷公大怒，当将投书之人扣留。”这里其实还有内情，原来这封信是送错了人，原是要送给周锡恩的，这个仆人不慎，错送到殷如璋手里了。这样，问题就来了，殷如璋知道周锡恩涉嫌关节，周锡恩则要撇清自己，自己坚持严办。殷如璋自然也恼怒，他与周福清仅仅是同年考中进士，关系并不密切，这次送钱买通关节，事先并没有打招呼，可见钱不是送给他的，却到了他的手里。就这样，本身不和的两人都必须撇清自己，不得不选择一个光明正大的办法，即送交当地官员处理。这时候，王可庄听到浙江主考到苏州，他们是钦使身份，作为地主，自然要到码头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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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庄正好碰到这样一幕，于是就带了周福清的仆人回去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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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周福清原是在家守制的官员，为了捞点好处，亲自到苏州来买通关节，当然因为在苏州可以避人耳目。说起来，为科举考试买通关节，在清朝可是要处斩的大罪，只是到了清朝末年，这类事情变得多了起来，倒也没有人认真，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大家各显神通。周福清这次身负别人所托，还把自己的儿子（鲁迅的父亲）也行个方便，一起放了进去，自然还能得到这四家的另外好处。他与周锡恩关系不错，这次原是要买通周锡恩的，孰料忙中出错，使用了一个鲁莽的仆人，张冠李戴，把钱送到了殷如璋的手中，弄出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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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如璋要王可庄把周福清的仆人带走，实际上这个案子就曝光了。周福清知道弄错，却还心存侥幸，想着转圜，好在自己和殷如璋是同年，于是，硬着头皮到殷如璋船上做做工作。孰料一到胥门码头，登上船，殷如璋坚决不见，即刻就命仆人赶走了周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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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得到消息，也去殷如璋船上拜访，据李超琼的观察，殷如璋并不想把事情弄大，“其意若又不忍深究，虑至不可收拾也者”。李超琼又去见周福清，周自然也不想把事情弄大，因为一旦不可收拾，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可能不保。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李超琼也想帮着做做说客（当然很可能受了周福清的请托），于是到知府衙门，不料知府不见。李超琼只得放手不管，回了自己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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