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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五月,龙君榆生为余言,文芸阁遗著《纯常子枝语》及他稿,皆在徐君行可处。徐君现寓汉口,频年丧乱迁徙,幸能保存。然若能录副付印,公之艺林,尤为盛事。余因以此意告之张君范卿,以商徐君。竟得原稿,携至南京。陈君人鹤谋锓之版,李君霈秋躬任校勘,极审慎,阅岁余,始竟事。李君为余言: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昭萍志略》云三十二卷,非其全也。间有为人传抄,或二十余册,或九册,非初稿即零帙,均不如此本之完备。惟稿似未经写定,其中各条,颇多复见。有议为之整理、然后付印者。然所谓整理,纵极慎重,终不免以意为之,其有当于著者之意否,未可知也。故决一仍原稿,不加更易,俾读者各以意得之。仅于显知为讹夺字,且有书可检对者,始为校正之而已。此为校印始末。爰识数语,庆芸阁遗著之得公于世,并以谢榆生、范卿、行可、人鹤、霈秋诸君之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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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汪兆铭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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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说,这书的稿本来自汉口徐行可处,由汪精卫请张范卿去和徐行可协商,于是原稿来到南京,由陈群(人鹤)刻板印行。序中还提到稿本的情况:“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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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稿本何以到1942年才出现,是怎么才流落到徐恕(行可)的手里?现在很难知道了,我读《郑孝胥日记》,知道《纯常子枝语》的稿本,早在1916年初,就已经到了商务印书馆,而当时共有四十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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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孝胥日记》1915年12月18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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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鸿来,持文公达书商文芸阁遗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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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日记又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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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鸿言,芸阁有杂纂抄本三百册押于湖南易氏,价三百元。公达已备百五十元,欲乞芸阁旧友筹足三百,先赎此稿,再议校刊。余以语刘聚卿;聚卿言:尝与芸阁同船,谈及此事,次年芸阁遂殁矣。今徐积余乃芸阁门生,感旧颇挚,可与商之。积余日内赴通州,十四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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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里记载,文芸阁的著作共有三百册之多,他去世后,都质押于湖南易氏处。所谓质押,乃是当铺性质,不过是临时易钱,在一定的期限内,还可以赎回。文公达(笔者按:文廷式后代或族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自己出钱一百五十元,再请文芸阁的旧友筹一百五十元,准备在期限之前赎回遗著,再考虑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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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说是“抄本”,恐误,当系稿本,如仅仅是抄本,则另有原稿,既不能质押,也不必赎回了。这些稿本是文芸阁生前就质押的,所以1903年,刘聚卿在船上和文氏相遇,就谈起此事了。徐积余,即徐乃昌,是文廷式的门生,郑孝胥想请他为自己老师出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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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2日《郑孝胥日记》又谈到这份原稿:作马剑秋书,为文芸阁遗稿转押商务印书馆事。这句记载,说明郑孝胥已经和商务印书馆联系,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把文氏的遗著都收下来,从湖南易氏处转到商务印书馆来。这样就无须文芸阁旧友出钱了,也不必联系徐乃昌,文公达的一百五十元也不必了,并且,转到商务印书馆的好处是,出版有望。这里马剑秋,即是上面提到的马寿鸿。郑孝胥写信把商务印书馆的意思告知马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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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就接到马剑秋的回信。《郑孝胥日记》1月3日载:“至印书馆,以马剑秋函交拔可。”拔可是李宣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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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阁的三百册遗著原稿,就这样从湖南易氏手里,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其3月21日日记道:菊生交来湘馆所押文芸阁杂著名《纯常子枝语》者,凡十本,皆札记体,其书未成,云共有四十一本,欲售四百元,今押于湘馆二百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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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决定转押这些原稿,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湖南分馆就近出手,用二百六十元,从易氏手里获得了这些原稿。湘馆先把一部分原稿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读后发现,《纯常子枝语》“皆札记体,其书未成”,而就是这样未完成的四十一册《纯常子枝语》,文氏后代要售四百元。张元济随后把其中十册《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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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郑孝胥又记道:“阅文芸阁所著《纯常子枝语》十本,其书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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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这里简单的记载,张元济把十本《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在内。因此日记中两次强调了“其书未成”,这大概也就是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排印出版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很可能因此而没有收下文芸阁所有稿本,这些稿本最后辗转被徐行可收下,其中《纯常子枝语》在陈群手里出版了,这已经是194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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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与“三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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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人都是喜欢显摆的。自己有些什么东西,总忍不住要公之于众,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其实,大家未必能分享这种快乐,或许反而增添羡慕嫉妒恨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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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藏书家来说吧,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吴县黄丕烈百宋一廛,陈揆因得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刘赓《稽瑞》一书,而名“稽瑞楼”。刘世珩因得宋刻王应麟《玉海》一书,而名“玉海堂”。蒋汝藻得宋刻周密《草窗韵语》而名“密韵楼”。杨以增以藏宋刻《毛诗 》《周礼》《仪礼》《礼记》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名“四经四史之斋”。袁克文以藏宋刻《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到论语》《孟子》,而名“八经室”。他们都很得意地把自己的好东西放在台面上,结果自然都过眼云烟,换了主人。当然,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有散也很正常,但由于他们的显摆,也因此换来后人的叹息,反而给人留下很不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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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要说的邓邦述,也是相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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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书家,邓邦述的好书也用这种方式来显摆过。光绪三十二年,邓邦述在上海获得黄丕烈收藏的宋本《李群玉集》(李群玉)、《碧云集》(李中)两部唐人集子,上面有文征明、徐乾学、金俊明、季振宜、黄丕烈等人的藏书印记,遂名其书楼为“群碧楼”“双沤居”和“披玉云斋”。后来又得到宋刻《披沙集》(李推官),因三书作者均李姓而得意地命名为“三李庵”。邓邦述卖掉“三李”之后,本来可以说藏书生涯大受打击,却还是不能猛省,又得到孟郊、贾岛两集的明刻本,取“郊寒岛瘦”之意,又为自己的书房取名“寒瘦山房”。文人积习,易循故道而不能更易,因此,我每过邓氏颓败之故居,每心中回想起“三李”之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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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岁暮,邓邦述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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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不懂量入为出,平常散漫使钱,大手大脚惯了,特别是对自己的心爱之物,他总是一掷千金而不吝,结果到过年,周转不灵,各处上门收账,邓邦述无从应付,总是先想到门人、朋友,靠借贷渡过难关。然而,1927年岁暮,他的窟窿大了,要二万多才能弥补这个亏空。邓邦述书空咄咄,在三李堂里团团打转,猛想到箧中有石涛大幅山水四帧,系故宫旧物,只得忍痛割爱,拿出来卖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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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来古董商,把石涛给他估价。古董商考虑到这是万元以上的交易,万一看错了,后悔莫及,对邓邦述说:得让我先给顾鹤逸鉴定鉴定,再作定夺。邓邦述没办法,急着出手,只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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