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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五月，龙君榆生为余言，文芸阁遗著《纯常子枝语》及他稿，皆在徐君行可处。徐君现寓汉口，频年丧乱迁徙，幸能保存。然若能录副付印，公之艺林，尤为盛事。余因以此意告之张君范卿，以商徐君。竟得原稿，携至南京。陈君人鹤谋锓之版，李君霈秋躬任校勘，极审慎，阅岁余，始竟事。李君为余言：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昭萍志略》云三十二卷，非其全也。间有为人传抄，或二十余册，或九册，非初稿即零帙，均不如此本之完备。惟稿似未经写定，其中各条，颇多复见。有议为之整理、然后付印者。然所谓整理，纵极慎重，终不免以意为之，其有当于著者之意否，未可知也。故决一仍原稿，不加更易，俾读者各以意得之。仅于显知为讹夺字，且有书可检对者，始为校正之而已。此为校印始末。爰识数语，庆芸阁遗著之得公于世，并以谢榆生、范卿、行可、人鹤、霈秋诸君之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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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汪兆铭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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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说，这书的稿本来自汉口徐行可处，由汪精卫请张范卿去和徐行可协商，于是原稿来到南京，由陈群（人鹤）刻板印行。序中还提到稿本的情况：“文氏稿本，都四十册，封面册数，皆其手署，实为最后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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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稿本何以到1942年才出现，是怎么才流落到徐恕（行可）的手里？现在很难知道了，我读《郑孝胥日记》，知道《纯常子枝语》的稿本，早在1916年初，就已经到了商务印书馆，而当时共有四十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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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孝胥日记》1915年12月18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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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鸿来，持文公达书商文芸阁遗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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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日记又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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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鸿言，芸阁有杂纂抄本三百册押于湖南易氏，价三百元。公达已备百五十元，欲乞芸阁旧友筹足三百，先赎此稿，再议校刊。余以语刘聚卿；聚卿言：尝与芸阁同船，谈及此事，次年芸阁遂殁矣。今徐积余乃芸阁门生，感旧颇挚，可与商之。积余日内赴通州，十四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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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里记载，文芸阁的著作共有三百册之多，他去世后，都质押于湖南易氏处。所谓质押，乃是当铺性质，不过是临时易钱，在一定的期限内，还可以赎回。文公达（笔者按：文廷式后代或族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自己出钱一百五十元，再请文芸阁的旧友筹一百五十元，准备在期限之前赎回遗著，再考虑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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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说是“抄本”，恐误，当系稿本，如仅仅是抄本，则另有原稿，既不能质押，也不必赎回了。这些稿本是文芸阁生前就质押的，所以1903年，刘聚卿在船上和文氏相遇，就谈起此事了。徐积余，即徐乃昌，是文廷式的门生，郑孝胥想请他为自己老师出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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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2日《郑孝胥日记》又谈到这份原稿：作马剑秋书，为文芸阁遗稿转押商务印书馆事。这句记载，说明郑孝胥已经和商务印书馆联系，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把文氏的遗著都收下来，从湖南易氏处转到商务印书馆来。这样就无须文芸阁旧友出钱了，也不必联系徐乃昌，文公达的一百五十元也不必了，并且，转到商务印书馆的好处是，出版有望。这里马剑秋，即是上面提到的马寿鸿。郑孝胥写信把商务印书馆的意思告知马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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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就接到马剑秋的回信。《郑孝胥日记》1月3日载：“至印书馆，以马剑秋函交拔可。”拔可是李宣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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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阁的三百册遗著原稿，就这样从湖南易氏手里，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其3月21日日记道：菊生交来湘馆所押文芸阁杂著名《纯常子枝语》者，凡十本，皆札记体，其书未成，云共有四十一本，欲售四百元，今押于湘馆二百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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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决定转押这些原稿，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湖南分馆就近出手，用二百六十元，从易氏手里获得了这些原稿。湘馆先把一部分原稿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读后发现，《纯常子枝语》“皆札记体，其书未成”，而就是这样未完成的四十一册《纯常子枝语》，文氏后代要售四百元。张元济随后把其中十册《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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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郑孝胥又记道：“阅文芸阁所著《纯常子枝语》十本，其书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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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这里简单的记载，张元济把十本《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在内。因此日记中两次强调了“其书未成”，这大概也就是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排印出版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很可能因此而没有收下文芸阁所有稿本，这些稿本最后辗转被徐行可收下，其中《纯常子枝语》在陈群手里出版了，这已经是194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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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与“三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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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人都是喜欢显摆的。自己有些什么东西，总忍不住要公之于众，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其实，大家未必能分享这种快乐，或许反而增添羡慕嫉妒恨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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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藏书家来说吧，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吴县黄丕烈百宋一廛，陈揆因得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刘赓《稽瑞》一书，而名“稽瑞楼”。刘世珩因得宋刻王应麟《玉海》一书，而名“玉海堂”。蒋汝藻得宋刻周密《草窗韵语》而名“密韵楼”。杨以增以藏宋刻《毛诗 》《周礼》《仪礼》《礼记》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名“四经四史之斋”。袁克文以藏宋刻《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到论语》《孟子》，而名“八经室”。他们都很得意地把自己的好东西放在台面上，结果自然都过眼云烟，换了主人。当然，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有散也很正常，但由于他们的显摆，也因此换来后人的叹息，反而给人留下很不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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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要说的邓邦述，也是相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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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书家，邓邦述的好书也用这种方式来显摆过。光绪三十二年，邓邦述在上海获得黄丕烈收藏的宋本《李群玉集》（李群玉）、《碧云集》（李中）两部唐人集子，上面有文征明、徐乾学、金俊明、季振宜、黄丕烈等人的藏书印记，遂名其书楼为“群碧楼”“双沤居”和“披玉云斋”。后来又得到宋刻《披沙集》（李推官），因三书作者均李姓而得意地命名为“三李庵”。邓邦述卖掉“三李”之后，本来可以说藏书生涯大受打击，却还是不能猛省，又得到孟郊、贾岛两集的明刻本，取“郊寒岛瘦”之意，又为自己的书房取名“寒瘦山房”。文人积习，易循故道而不能更易，因此，我每过邓氏颓败之故居，每心中回想起“三李”之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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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岁暮，邓邦述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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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不懂量入为出，平常散漫使钱，大手大脚惯了，特别是对自己的心爱之物，他总是一掷千金而不吝，结果到过年，周转不灵，各处上门收账，邓邦述无从应付，总是先想到门人、朋友，靠借贷渡过难关。然而，1927年岁暮，他的窟窿大了，要二万多才能弥补这个亏空。邓邦述书空咄咄，在三李堂里团团打转，猛想到箧中有石涛大幅山水四帧，系故宫旧物，只得忍痛割爱，拿出来卖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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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来古董商，把石涛给他估价。古董商考虑到这是万元以上的交易，万一看错了，后悔莫及，对邓邦述说：得让我先给顾鹤逸鉴定鉴定，再作定夺。邓邦述没办法，急着出手，只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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