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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蟫史《书林逸话》云：“顾见此画，啧啧大叹赏，终忽改口曰：精诚精矣，然转恨其为太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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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鹤逸这一转语，让古董商心惊不已。什么叫太精？ 还是“恨其太精”，这话说得大有回味余地，古董商可不敢冒此风险，拿着石涛就以钱不能凑手，回复了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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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邓邦述要跳脚了，眼看已经送灶了，不日就是除夕将临，手头没钱的话，这个年该怎么过呢？大户人家的架子是不能倒的，怎么办？邓邦述最终想到了“三李”，非此不足以弥补亏空，度过这个岁末年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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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宋本，可是无价之宝，更是邓邦述挚爱之物，从他把自己的藏书楼命为“三李堂”就可见端倪，但最好的东西，也敌不过人要生活，要体面地过日子啊。他想来想去，目前这个状况下，要在年前拿到钱，大概只有售给国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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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即锁定了中央研究院和蔡孑民院长。他马上修书一封，愿以此三书，易三万金为度岁资。蔡元培得到邓邦述这份救急信，一方面要为老友解难，一方面，这三书实在是罕见的宝物，送上门来，岂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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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未免有点乘人之危，当然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学术，为国家。他“汇寄二万五千金与老人，另附捐助研究院基金二万五千金收据一纸，合五万元，为研究院收。”就这样，邓邦述从此摘下了“三李堂”的牌子，用“三李”换来的钱，好好地过了一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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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论方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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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方望溪（1668—1749），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康雍乾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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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致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对方苞其人，谈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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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信是针对九弟曾国荃推崇方苞，意欲请朝廷表彰并从祀文庙而言的。曾国藩在复信中谈了四点看法，他的说法是对方苞“不甚惬者”，公事有三点，私志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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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请朝廷批准方苞从祀文庙，必须在公牍中开具方苞的详尽履历，而方苞的履历中，有两处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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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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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牍中须有一事实册，将生平履历，某年中举中进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书名与列祖褒赞其学问品行之语，一一胪列，不作影响约略之词，乃合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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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方苞来说，如要详细胪列，有跳不过去的两个难关，即他的两次获罪。这两次获罪，居然还是罪不可恕的“逆案”。所谓逆案，就是叛逆大罪。这两大逆案，方苞虽然不是主犯，但罹罪也不轻，一次是因为给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被处绞刑，最终获得赦免；一次是因为族人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案，牵连到所有方氏族人全部编入八旗（后因为赦免方苞，阖族得以脱离旗籍）。一个人两入逆案，已经少见，且还能死里逃生，得享大名，大概也只有方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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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翰林院、吏部、刑部为官，熟习前朝掌故，知道方氏获罪经过，而曾国荃却未必清楚这一点。因此曾国藩在信中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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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两次获罪，一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狱。一为其族人挂名逆案，将方氏通族编入旗籍，雍正间始准赦宥免隶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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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写道：“今欲请从祀孔庙，须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干驳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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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弄得不巧，不但方苞不能从祀，即倡议者也可能被看做是别有用心而获罪。曾国藩很清楚这一点。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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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因《南山集》案获罪，曾作有《狱中杂记》一文，收入中学课本，为大家熟知。而涉入方案，乃是因为姓了这个倒霉的方字，和方孝标同隶一族的缘故，属于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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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方苞在清朝属于一个问题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他个人的成就如何高，从统治者角度看，允不允许他从祀孔庙，享受冷猪肉吃，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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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祀孔庙，还有其他问题。曾国藩告诉九弟，去年大学士九卿等曾讨论过外间提请的宋朝陆秀夫从祀案，最终被驳，并“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也就是说，从去年陆秀夫从祀案起，外间奏请某某从祀的提案，已经关门落闩，不得开口了。那么，今年要提方苞从祀，岂不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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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方苞显见的软肋和现实的困难，曾国藩对方苞其人，还自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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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国朝巨儒，多不甚推服。《四库书目》中，于望溪每多贬词，《皇清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称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别有宗尚矣。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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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分两层，第一层是说方苞的经学，第二层说方苞的文章。首先是经学没有地位。勇于自信，其实就是刚愎自用，未必合乎儒家本意。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方苞作为当代儒宗的地位，甚至连同样是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也不觉得方苞的经学权威，其余可知矣。而方苞的文章，少年曾国藩之所爱，如今也掉了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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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使方苞没有软肋和现实的困难，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方苞的地位也不高，远不如顾亭林、王怀祖和陈文恭公（陈宏谋）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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