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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致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对方苞其人，谈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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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信是针对九弟曾国荃推崇方苞，意欲请朝廷表彰并从祀文庙而言的。曾国藩在复信中谈了四点看法，他的说法是对方苞“不甚惬者”，公事有三点，私志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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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请朝廷批准方苞从祀文庙，必须在公牍中开具方苞的详尽履历，而方苞的履历中，有两处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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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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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牍中须有一事实册，将生平履历，某年中举中进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书名与列祖褒赞其学问品行之语，一一胪列，不作影响约略之词，乃合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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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方苞来说，如要详细胪列，有跳不过去的两个难关，即他的两次获罪。这两次获罪，居然还是罪不可恕的“逆案”。所谓逆案，就是叛逆大罪。这两大逆案，方苞虽然不是主犯，但罹罪也不轻，一次是因为给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被处绞刑，最终获得赦免；一次是因为族人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案，牵连到所有方氏族人全部编入八旗（后因为赦免方苞，阖族得以脱离旗籍）。一个人两入逆案，已经少见，且还能死里逃生，得享大名，大概也只有方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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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翰林院、吏部、刑部为官，熟习前朝掌故，知道方氏获罪经过，而曾国荃却未必清楚这一点。因此曾国藩在信中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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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两次获罪，一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狱。一为其族人挂名逆案，将方氏通族编入旗籍，雍正间始准赦宥免隶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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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写道：“今欲请从祀孔庙，须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干驳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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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弄得不巧，不但方苞不能从祀，即倡议者也可能被看做是别有用心而获罪。曾国藩很清楚这一点。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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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因《南山集》案获罪，曾作有《狱中杂记》一文，收入中学课本，为大家熟知。而涉入方案，乃是因为姓了这个倒霉的方字，和方孝标同隶一族的缘故，属于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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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方苞在清朝属于一个问题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他个人的成就如何高，从统治者角度看，允不允许他从祀孔庙，享受冷猪肉吃，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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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祀孔庙，还有其他问题。曾国藩告诉九弟，去年大学士九卿等曾讨论过外间提请的宋朝陆秀夫从祀案，最终被驳，并“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也就是说，从去年陆秀夫从祀案起，外间奏请某某从祀的提案，已经关门落闩，不得开口了。那么，今年要提方苞从祀，岂不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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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方苞显见的软肋和现实的困难，曾国藩对方苞其人，还自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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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国朝巨儒，多不甚推服。《四库书目》中，于望溪每多贬词，《皇清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称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别有宗尚矣。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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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分两层，第一层是说方苞的经学，第二层说方苞的文章。首先是经学没有地位。勇于自信，其实就是刚愎自用，未必合乎儒家本意。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方苞作为当代儒宗的地位，甚至连同样是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也不觉得方苞的经学权威，其余可知矣。而方苞的文章，少年曾国藩之所爱，如今也掉了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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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使方苞没有软肋和现实的困难，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方苞的地位也不高，远不如顾亭林、王怀祖和陈文恭公（陈宏谋）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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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荃提请方苞从祀孔庙之事，已经被其兄曾国藩全盘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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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事，曾国荃的来函和复信均未见，不知有什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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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中的宣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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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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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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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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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个年号的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个年号的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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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黄檗禅师诗》与《乾坤万年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烧饼歌》《推背图》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黄檗禅师诗》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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