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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写道:“今欲请从祀孔庙,须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干驳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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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弄得不巧,不但方苞不能从祀,即倡议者也可能被看做是别有用心而获罪。曾国藩很清楚这一点。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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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因《南山集》案获罪,曾作有《狱中杂记》一文,收入中学课本,为大家熟知。而涉入方案,乃是因为姓了这个倒霉的方字,和方孝标同隶一族的缘故,属于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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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方苞在清朝属于一个问题人物,这样的人物,不管他个人的成就如何高,从统治者角度看,允不允许他从祀孔庙,享受冷猪肉吃,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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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祀孔庙,还有其他问题。曾国藩告诉九弟,去年大学士九卿等曾讨论过外间提请的宋朝陆秀夫从祀案,最终被驳,并“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也就是说,从去年陆秀夫从祀案起,外间奏请某某从祀的提案,已经关门落闩,不得开口了。那么,今年要提方苞从祀,岂不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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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方苞显见的软肋和现实的困难,曾国藩对方苞其人,还自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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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经学,勇于自信;而国朝巨儒,多不甚推服。《四库书目》中,于望溪每多贬词,《皇清经解》中并未收其一册一句;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称其经说。其古文号称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别有宗尚矣。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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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分两层,第一层是说方苞的经学,第二层说方苞的文章。首先是经学没有地位。勇于自信,其实就是刚愎自用,未必合乎儒家本意。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方苞作为当代儒宗的地位,甚至连同样是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也不觉得方苞的经学权威,其余可知矣。而方苞的文章,少年曾国藩之所爱,如今也掉了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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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使方苞没有软肋和现实的困难,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方苞的地位也不高,远不如顾亭林、王怀祖和陈文恭公(陈宏谋)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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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荃提请方苞从祀孔庙之事,已经被其兄曾国藩全盘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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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事,曾国荃的来函和复信均未见,不知有什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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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中的宣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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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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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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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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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个年号的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个年号的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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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黄檗禅师诗》与《乾坤万年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烧饼歌》《推背图》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黄檗禅师诗》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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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禅师诗在流传中颇有变异和改动,许宝蘅所引,乃是清末的形式,如今,这两首诗的文字就有了变化,譬如在百度所见,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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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猿运兀力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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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丁。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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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细加核对,两者之不同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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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1912年2月12日,许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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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檗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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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选定宣统年号,距离清国之灭亡,原以为还有三十六年安稳,孰料不过三十六个月。这倒印证了黄檗禅师诗预言的日期,虽然偏安之说尚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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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宣统即位,在御座上大哭,其父载沣安慰说:“快完了,快完了”。有人认为这也是一句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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