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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了，记得黄檗禅师还有一句诗：刚到金蛇运已终。天机不可泄露，像许宝蘅一样，一切要到了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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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与《读书堂西征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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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褀的《读书堂西征随笔》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线装铅印出版，此书后来又由上海书店在1984年作“清代历史资料丛刊”影印出版，薄薄一册两卷。它的出版与许宝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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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张作霖据北京，9月北京政府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收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由傅增湘（沅叔）掌院。11月19日，许宝蘅访傅增湘，两人谈起故宫图书馆事，馆分二部，曰书籍部，曰掌故部。傅增湘邀时任大元帅府秘书处帮办（即副秘书长）的许宝蘅任副馆长，管掌故部。许宝蘅是光绪朝的军机章京，此后一直在政府中枢做中高级官员，熟知掌故，对于这个职位，许宝蘅说“事为余所最愿，只是担心每日时间少，恐不能兼顾。”这是许宝蘅照例的客气，不辞，也就等于答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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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许宝蘅就正式上任了。他在日记中说：“一时半到沅叔处，同到故宫博物院，取廿四号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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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分派职务，许宝蘅与袁同礼同为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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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五天，12月6日，许宝蘅到图书馆会议掌故部事务，“议定各课先通力合作办提书、编目等事，又支配各部分人员，掌故部归余专任，现有南三所、大高殿两处陈列，一处派三人，议事毕到南三所阅览”，这一阅览，就在相当奇谲的情况下看到了汪景褀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全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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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所之档案，多宫中秘件，有一箱外粘一签云：雍正某年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箱内小匣甚多，有一小匣内有汪景褀《西征集》，上有世宗御批，并有拜帖多纸，其他尚未启视，书籍中有《名教罪人》四册，系为钱名世而作，令廷臣各作诗歌刺之，徐蝶园、尹望山、方望溪皆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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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好奇，如果不是有签条注明：必须得当着皇帝的面前才能开看，违者要正法，我想，许宝蘅也不会首先对这样一个箱子下手。开看要犯杀头的罪？一旦封建淫威不再，民国官员的好奇就极大地膨胀起来，掌故部归许宝蘅专任，在南三所，自然是许宝蘅最大，于是禁不住这等好奇，签条撕下了，箱子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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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就是汪景褀的《西征集》。一个大箱子，里面有许多小匣，其中一个小匣中就是《西征集》，里面还有拜帖多件。许宝蘅说“其他尚未启视”，可见就开了一个小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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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颇怀疑整理时标点有误，许宝蘅日记原无标点，由其后人许恪儒整理，我觉得“其他尚未启视”后应加句号，即箱子的检视已经结束，下面是讲南三所的书籍，而书籍中又见《名教罪人》四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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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把汪景褀著作写作《西征集》，而实质上刻本书名乃是《读书堂西征随笔》，实为一书，或系许宝蘅当年误记，此后日记中即作《西征随笔》。日记提到书上有世宗御批，世宗即雍正，其御批许宝蘅未录，后来影印，有照相件附在书前，乃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颇见得雍正狰狞怒目之态。汪景褀乃疏狂不得志之才子，笔下颇为放肆，为了干禄，往往顾前不顾后，文中颇有狂捧年羹尧（称年为“宇宙之第一伟人”），而讥讽皇帝的地方（《诙谐之语》一文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难怪雍正览之大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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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日许宝蘅又有“与沅叔酌拟刊行《掌故丛编》，月出一册，若此类者皆好材料也”可见，许宝蘅一见汪景褀书，即生为之出版之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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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许宝蘅草《掌故丛编凡例》。1928年1月10日，许宝蘅作《西征随笔提要》一篇，为了作此提要，他还查《杭诗辑》，查出汪霦乃汪景褀之父，还有昆弟辈汪见褀和汪受褀。此后，日记中多有校丛编稿的记载，至7月2日又有：校《西征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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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29日，许宝蘅在日记中有“校阅《西征随笔》单行本”，很明显，《西征随笔》先是作为丛编，编入《掌故丛编》，再抽出单行。日记中又有刘、单二生来“印《西征随笔》价单”事，则至8月7日，《西征随笔》已经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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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北伐已经成功，许宝蘅已经见过“但闻好好之声，主人亦不辨客何姓名也”的蒋介石了（可见老蒋对别人甚敷衍，心不在焉之态）。许宝蘅的图书馆掌故部职务也已经交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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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谈《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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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素读书，比较好异说异见。通识俗见，众口一词，往往凡庸；异说异见，虽或不免偏执偏见，却经过自己个性化的思考，是打上个人烙印的知见，即使不一定准确，也必能给予别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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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曾撰文，谈到他的老师吕思勉对《古文观止》一书的看法，有社会上通行的对《古文观止》的评价，并不相同，给我耳目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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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在《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中，讲到吕思勉在给青云中学上第一堂国文课时，用的教材就是《古文观止》。在当年的高中学生黄永年看来，《古文观止》已经是“村塾陋籍”，从小就读过，印象不佳，然而，吕思勉先生何以要用《古文观止》来做他们的教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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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这本书“选得坏”。坏在哪里？吕先生说，古文是和骈体文相对而言的，可是这个选本里却选了一些六朝隋唐的若干骈体文，如《北山移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滕王阁序》等，这就说明编选者连古文这个概念都不清楚，不是古文，何来古文观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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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选作国文教材呢？吕思勉的看法是：“正因为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它的“通行易得”，学生容易得到，自然比较方便。在我看来，吕先生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说，或者说作者黄永年先生忘了记，那就是社会上通行的各种中华版商务版世界书局版的共和国教科书，还未必比得上这个《古文观止》，因此吕思勉先生首选的才是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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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当年的看法是：《古文观止》虽然是陋籍，选的文章都是名家传承已久的名作，并不错。然而，吕思勉先生的看法又不一样，他指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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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其实，好处也在这里，这正需要应考者殚精竭虑，从死路里杀出一条活路来，这就必须有过人的才智才行，这就保证了成功者的才智，另外，中国文学中的美，有一部分也在这里，即同样的话，怎么躲闪腾拿，说得巧妙，说得聪明，科举就可以从中锻炼和遴选。须知，做官作宦是要伺候君主的，伴君如伴虎，儒家讲究导君于正，怎么才能扭转君主的邪念恶意？端赖上奏折中的措辞怎么才能说动君心。所以训练八股文，也即训练人的思维，训练人的语言艺术，遴选人的过人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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