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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中的宣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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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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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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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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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个年号的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个年号的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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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黄檗禅师诗》与《乾坤万年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烧饼歌》《推背图》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黄檗禅师诗》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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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禅师诗在流传中颇有变异和改动，许宝蘅所引，乃是清末的形式，如今，这两首诗的文字就有了变化，譬如在百度所见，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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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猿运兀力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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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丁。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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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细加核对，两者之不同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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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1912年2月12日，许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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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檗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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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选定宣统年号，距离清国之灭亡，原以为还有三十六年安稳，孰料不过三十六个月。这倒印证了黄檗禅师诗预言的日期，虽然偏安之说尚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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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宣统即位，在御座上大哭，其父载沣安慰说：“快完了，快完了”。有人认为这也是一句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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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了，记得黄檗禅师还有一句诗：刚到金蛇运已终。天机不可泄露，像许宝蘅一样，一切要到了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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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与《读书堂西征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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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褀的《读书堂西征随笔》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线装铅印出版，此书后来又由上海书店在1984年作“清代历史资料丛刊”影印出版，薄薄一册两卷。它的出版与许宝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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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张作霖据北京，9月北京政府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收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由傅增湘（沅叔）掌院。11月19日，许宝蘅访傅增湘，两人谈起故宫图书馆事，馆分二部，曰书籍部，曰掌故部。傅增湘邀时任大元帅府秘书处帮办（即副秘书长）的许宝蘅任副馆长，管掌故部。许宝蘅是光绪朝的军机章京，此后一直在政府中枢做中高级官员，熟知掌故，对于这个职位，许宝蘅说“事为余所最愿，只是担心每日时间少，恐不能兼顾。”这是许宝蘅照例的客气，不辞，也就等于答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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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许宝蘅就正式上任了。他在日记中说：“一时半到沅叔处，同到故宫博物院，取廿四号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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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分派职务，许宝蘅与袁同礼同为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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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五天，12月6日，许宝蘅到图书馆会议掌故部事务，“议定各课先通力合作办提书、编目等事，又支配各部分人员，掌故部归余专任，现有南三所、大高殿两处陈列，一处派三人，议事毕到南三所阅览”，这一阅览，就在相当奇谲的情况下看到了汪景褀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全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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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所之档案，多宫中秘件，有一箱外粘一签云：雍正某年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箱内小匣甚多，有一小匣内有汪景褀《西征集》，上有世宗御批，并有拜帖多纸，其他尚未启视，书籍中有《名教罪人》四册，系为钱名世而作，令廷臣各作诗歌刺之，徐蝶园、尹望山、方望溪皆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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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好奇，如果不是有签条注明：必须得当着皇帝的面前才能开看，违者要正法，我想，许宝蘅也不会首先对这样一个箱子下手。开看要犯杀头的罪？一旦封建淫威不再，民国官员的好奇就极大地膨胀起来，掌故部归许宝蘅专任，在南三所，自然是许宝蘅最大，于是禁不住这等好奇，签条撕下了，箱子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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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就是汪景褀的《西征集》。一个大箱子，里面有许多小匣，其中一个小匣中就是《西征集》，里面还有拜帖多件。许宝蘅说“其他尚未启视”，可见就开了一个小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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