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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着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诋訿：同“诋訾”，诽谤，非议。】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离辞：排比组织词语。】，指事类情，用剽剥【剽剥：攻击；批驳。】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guāng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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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大：同“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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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申韩为原于道德之意，此等识解，后儒固不能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顾颉刚：“《史记》上的《老子列传》，只能看作《列仙传》里的东西。老子的事实，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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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蒙邑人，名叫庄周。他曾经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跟梁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的学说包罗万象，而其中最重要的根本观点却归结到老子的学说上。因此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寓言一类的体裁。他写了《渔父》《盗跖》《胠箧》这些文章，目的是诋毁孔子这一派的传人，来宣扬老子的学说。《畏累虚》《亢桑子》这一类的文章，都是凭空虚构的，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他擅长写文章，措词也很有水平，以仿真的手法来描摹事物的情状，用这些来攻击驳斥儒、墨两家的学说，就算是当世的博学多才之士也没有办法避免。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浩渺，纵横驰骋，都是随心率性之言，因此从那些掌权的王公大人以下，都没有人愿意把他当成人才而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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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听说庄周是个贤能的人，于是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迎请他，许诺要任命他做楚国的国相。庄周笑着对楚国的使臣说道：“千金，的确是丰厚的礼物；卿相，也确实是尊贵的权位。可是，您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用来做郊祀祭祖的牺牲的牛吗？他们被喂养几年的食物以后，身上就会披上绣着精美纹饰的彩缎，被赶进太庙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就算它只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难道就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吗？您赶紧离开吧，不要让我受到污染。我宁可在污浊水沟中自娱自乐，也不愿意受那些拥有国家的人的管束，一辈子都不出来当官，来使我的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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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术：指刑名法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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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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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是京邑人，原本只是郑国的一个低级小吏。学了刑罚法律之后求见韩昭侯，韩昭侯任命他为相。他在国家内部修整政令教化之事，对外能应付各国诸侯，共计有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的时候，韩国都治理得很好，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没有侵犯韩国的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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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子的学问主要来源于黄老学说，但主要是研究刑罚法律方面的学问。他的著作有两篇，题目叫《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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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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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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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具：通“俱”，完全，周详。】，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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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韩国公子之一。他喜好研究刑罚法律方面的学问，他的学问的理论根本根源于黄老学说。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但他善于著书立说。他跟李斯都拜荀卿为师，李斯自认为在学问方面比不上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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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眼看韩国的国势日渐衰落，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可是韩王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韩非痛恨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去努力地修整明确法律制度，不能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驾驭统率他的臣子，不能使国家变得富有，不能使军事力量变得强大，也不能好好地任用贤德的人才，相反，国君只提拔任用那些轻浮、夸夸其谈，就像蛀虫一样的小人，使他们的官位在那些有大功、肯实干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利用他们所写的一些文章辞句来干扰法制的正常运行，而那些自命侠义的武人则使用武力触犯国家的禁令。法令宽松的时候就宠幸那些享有名誉的人，法令严格的时候就重用那些浑身穿着铠甲的勇士。现在，国君所供养的那些人都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堪当重用的人却没有得到供养。韩非对那些清廉、方正的人士不被奸佞邪祟的大臣所容而感到悲伤，于是他观察以往成败得失的变化，因此创作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几万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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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韩非知道游说有多么困难，他所写的《说难》对此进行了完备的论述，韩非最终死在了秦国，没能免于游说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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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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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横失：纵横奔放，无所顾忌。失，通“佚”。】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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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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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亡：通“忘”，忘记。】，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与知：预先知晓。】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间己：这里是指谈论其他大臣的短处，借此讥刺人主。】；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广肆：谓谋虑远而放纵无所收束。广，通“旷”，远。】，则曰草野而倨jù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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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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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游说的困难，并不是说我所拥有的智慧在说服对方的时候有困难；也不是说我分辨解析事理的能力在表明我的意图的时候有困难；也不是说我在无所顾忌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全部说出来的时候有困难。但凡游说，它的困难在于能够明白自己所游说的对象内心的真实想法，然后拿我的说辞来满足他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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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游说的对象追求高尚的名声，却用丰厚的财利去游说，就会被对方看成一个志向和气节低下的人，进而遭受卑微低贱的待遇，最终一定会被抛弃得远远的。所游说的对象追求丰厚的财利，却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就会被对方认为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做事情脱离实际的情理，也一定不会接受你的意见。所游说对象实际上想要追求丰厚的财利，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追求高尚的名声的样子，这时如果以高尚的名声来游说他，那么对方只会在表面上接受你的建议，但实际上却在疏远你；假如你以丰厚的财利来游说对方，那么对方会暗中采用你的建议，但在表面上抛弃你。这些都是不能不懂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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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往是因为事先保密而最后成功的，也往往是因为秘密泄露而失败的。也不一定是游说的人故意泄露秘密的，而是因为天下之事大多相同，当谈到相同之事时，别人会觉悟，这样事情有所泄漏，而游说者就会遭遇危险。国君犯了过错，可是游说的人非要明明白白地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来推导出他的过错，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赏赐给游说者的恩泽还达不到丰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如果游说者提出的建议被采纳施行，并且获得了成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他的功德；如果游说者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施行，并且最终归于失败，那么游说的人就会受到怀疑，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自以为自己的计策很成功，想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游说者预先知晓而告诉了君主，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君主表面上做着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游说的人事先知道并且参与进来，这样也会遭遇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一定不愿意做的事情，竭力制止君主一定不会罢手的事情，游说的人都会遭遇危险。因此说：与君主议论大臣的短处，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讥刺他；与君主讨论地位低贱的小人物，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挟诈弄权；议论君主爱惜宠幸的人，会被君主认为你是在攀附靠山；议论君主厌恶憎恨的人，就会被君主认为你在试探他。游说的言辞过于直接和省略，就会被当作一个不明智的人，从而被斥退；言辞泛滥、冗长，就会被当作是一个繁冗无实的人，从而被长久地搁置起来。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来陈述，则会被认为胆小怯懦、不敢畅所欲言；思考事情的范围过于宽泛恣肆，则会被认为鄙陋、倨傲。这都是游说的困难之处，不能不事先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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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但篇传实在迷离惝恍，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问礼于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这样说来，老子这个人，简直成了‘神话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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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悟：通“牾”。】，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申：同“伸”，舒展，伸直，引申为施展。】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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