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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已经十分吝啬了，但师史更是吝啬得厉害。他用来运输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贵人家去侍奉学习，夸耀自己外出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的次数多却从来没有进过家门。因为师史善于任用这样一类人，所以他能赚到七千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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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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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赍贷：携带物品。】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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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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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担任过督道的仓吏。秦朝破败的时候，各路豪杰们都争相抢夺暴秦的金银珠玉，只有任氏将粮仓里的米粟全部储藏起来。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英雄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就是凭借这个方法发家致富的。富人们争相显示自己奢华的生活，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勤俭节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农田畜牧业上。对于田地和牲畜，人们都是抢着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门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土壤肥沃的。因而任氏的富有，得以延续了数代。任公的家法规定，不是自家田地里、牧场里出产的物品，不允许用，如果官府的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任氏凭借这个家规成为乡里人的榜样，所以他很富有而且皇上也很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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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向外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有上千匹骏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万锺粮食。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需要借有利息的贷款，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因为如此，他一家的富有程度可以与关中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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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田家的人，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有万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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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章章【章章：通“彰彰”。】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一切：从便。】，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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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掘业：据《集解》，徐广释“掘”为“拙”。意即笨重的行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博戏：赌博。】，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辱处：让人觉得羞耻的职业。】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诚壹：心志专一。】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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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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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财富显著突出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而都是能够推测出货物流通的规律，看准时机，立即去做，随机应变，获其赚钱的机会。靠工商末业发家致富，用农耕本业守住财富，靠武力争夺一切，然后依靠诸侯政令保护它们，变化多端却又讲究一定的规律，因此值得记述下来。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依靠权势和财力来发家致富，大的富庶人家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真是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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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节俭，这是发家致富的正道，但是富有的人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办法来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本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但是秦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富甲一州。挖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仍然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但桓发却以此发家。沿街叫卖，是在男子最低贱的职业，但雍地的乐成却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富裕起来。贩卖脂粉，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当，但雍伯凭借这个行当获得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只是一门小生意，但张氏却凭借它赚钱千万。磨刀，是个浅薄的小技艺，但郅氏凭借磨刀的手艺得以列鼎而食。羊肚儿，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食，但浊氏却因此而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鄙陋的方术，张里却因此而鸣钟佐食。这都是因为满腔赤诚，精神专一而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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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致富并非要从事某些固定的行业，财富原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就能够将财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才能的人则会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的富庶程度能与一都之君相比，万金之家便能与国王一样享乐。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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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精注全译）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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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司天：主管天文星象变化。】，北正黎以司地【司地：主管地面人事。】。唐虞之际，绍【绍：继承发扬。】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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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相中山：担任中山国的相国。】。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徇：巡视。】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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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颛顼为帝时，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事。在唐尧和虞舜之时，又任命重氏、黎氏的后人继续主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因此，重氏、黎氏世世代代主管天文和地理。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就是重氏、黎氏的后人。等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人失去了主管天地的世代官守而司马氏接替了职位。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时，司马氏从周朝离开前往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过了没多长时间司马氏宗族迁入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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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来到晋国后，族人就分散到各地。有的留在卫国，有的留在赵国，有的留在了秦国。在卫国的叫司马喜，曾做过中山国的相国。在赵国的人，凭借传授剑术理论而声名在外，司马蒯聩就是这支人的后代。在秦国的那个人叫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辩过，因此秦惠王派出司马错率领军队进攻蜀国，攻克蜀地，于是就驻守在蜀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更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坑杀了长平之战中投降秦军的赵长平军，回到秦国后，靳和白起一同被秦王赐死在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他担任秦朝掌管冶造铁器的官吏。秦始皇在位时，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馆君的部将，而且带兵巡视朝歌。诸侯争着相互称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王刘邦率领部队攻打楚国，司马卬投靠了汉王，汉将司马卬原来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有儿子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曾做过主管集市的官吏。司马无泽生有儿子司马喜，司马喜爵位是五大夫，他们去世后，都被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有儿子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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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学天官【天官：天文学。】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道论：道家学说。】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愍：忧虑。】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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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祥：祥瑞。】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序：顺序，排列。】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不可遍循：无法一一照办。】；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赡：赡养，供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撮：提取，摘录。】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健羡：刚强和欲求。】，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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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随唐都研习天文学，跟随杨何研习《易经》，又跟随黄先生研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曾经在建元、元封年间做官。他担心当时的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精要，而所学又混乱不明，因此专们讨论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学说的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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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传》说：“世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而谋虑却分为很多种；要达成的目的相同，而所经过的途径却并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的目的都是希望天下大治。只不过所遵从的理论有所不同，有考虑得周全与不周全而已。我曾经暗地里分析过阴阳家的法术，它十分看中吉凶的预兆而忌讳的东西太多，让人感到拘束而畏手畏脚；但是它主张遵照四季的序列去行事，却是不能够违背的。儒家的学说非常广博但是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所以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事情都难以完全实施。但儒家确立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以及夫妇长幼之间的礼仪区别，这是不可以改变的。墨家太过节俭难以遵从，因此他们的主张不可能全部实行；但他们倡导务实节俭，却是不能抛弃的。法家主张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但他们定立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级，则是无法更改的。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但他们对名、实关系进行的辩证，却无法不仔细考虑。道家令人精神专一，行动都与无形的“道”相合，使万物得以丰富和充足。道家这种学术，是顺应阴阳四时之序的学说，兼采儒家与墨家的优点，聚合名家与法家的精要，和时势随同发展，与事物的变化相随，创建风俗，应用在人事上，并无不合适的。意旨简约，且容易把握，事半而功倍。儒家则与道家不同：他们觉得君主应该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所提倡的东西，臣下就应该附和；君主走在前面，臣下就应该在后面紧跟。如此一来，君主就会劳累不堪而臣子却十分安逸。至于大道的精要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和智慧，放弃一切而用智术治理天下。人的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就要疲惫。倘若精神和身体总是难以安宁，却想要自己的生命和天地一般长久，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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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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